在1962年，那位负责严密监管张学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刘乙光，由于年届六十四岁高龄，被上级召回「安全局」，并委以重任，担任特勤室主任一职。
虽然表面上声称刘乙光是因为年纪增长才被调离，这实则是为了给他留一份颜面。然而，背后的真实动因在于刘乙光对张学良的态度极其不友善，令张学良倍感难以忍受。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再加上刘乙光确实年岁已高，综合考虑之下，最终决定将他调离岗位。
在欢送刘乙光的晚宴上，张学良和蒋经国等一众重要人物齐聚一堂，共同出席了这一隆重的告别仪式，以示对刘乙光的尊重与不舍。
会议中，张学良以他特有的深沉与风趣口吻说道：「对于刘乙光，我心情复杂，他既是我的敌对者，又是我的救命恩人。说他是我的仇人，是因为他曾负责看守我；而称他为恩人，则是因为他曾救我一命。我们共度了那么多岁月，如今他要离去，我深知他家中境况，因此打算赠予他一笔资金，聊表我的微薄心意。」
张学良对刘乙光的评价是，他既是张的对立面、仇人，同时也是张的恩人。
对于仇人的身份，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因为在1936年，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下令对张学良「实施严格监管」的指示下，戴笠在军统内部选拔了刘乙光等人来负责看管他。
最初，刘乙光对张学良持有深深的敬意，他视这位大人物如同笼中猛虎，虽暂时蛰伏，但难以预料哪日会重振雄风，再度崛起。因此，他自然是不敢对张学良有丝毫的怠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乙光逐渐察觉到张学良似乎并无重返政坛的意向，这使他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他常常擅自削减并扣留本应下发的物资，行为愈发肆无忌惮。
刘乙光对于收到的礼物，无论是张学良亲友的心意，还是宋美龄与宋子文的馈赠，其处理方式颇为独特。当他心情愉悦时，他会大方地留下一半，另一半则转交给张学良；然而，一旦他情绪低落，便毫不留情地将所有礼物悉数没收，丝毫不留余地。
在1946年之际，张学良似乎展现出了重返公众视野的苗头，这一变化令刘乙光心生惶恐。为了迎合张学良的意愿，他竭尽所能地献媚讨好。然而，出乎刘乙光意料的是，张学良并未如他所愿复出，反而被转移至中国台湾，继续其被囚禁的生活。
刘乙光瞬间恢复了自信与威严，洞悉了蒋介石决心背信弃义、彻底违背诺言的意图，认识到张学良重获声望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此，他得意洋洋地炫耀起自己的权势，并且态度更为嚣张跋扈。
张学良抵达台湾之初，由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接待并负责安置。由于陈仪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素有旧交，因此他对张学良也给予了相当的关照和照顾。
陈仪在新竹县五峰乡亲自为张学良精心挑选了一处位于井上温泉的住所，并向刘乙光细致交代了居住安排。他特别指示，朝阳的居所应留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居住，而背光的房子则留作他们一家人的住所。这样的安排，既考虑到了居住的舒适度，也体现了对张学良一家的尊重与关照。
刘乙光在表面上展现出一副应承的模样，然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愤怒与不满。待陈仪离开后，他迅速行动，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强行占据了朝光的住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因为受到刘乙光的控制，无法摆脱他的束缚，只能无奈地在光线不佳的房间里忍气吞声地居住下去。
数日之后，陈仪特地前往井上温泉探望张学良。他一到此地，便敏锐地察觉到情况有异。当他得知刘乙光擅自占据了朝阳的房子后，陈仪立即采取行动，果断命令刘乙光一家迅速搬离，以便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能够安心入住。
当时，陈仪曾特意为张学良挑选了两位女佣，用以协助他和赵四小姐的日常生活起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刘乙光由于心生嫉妒，仅在短短的两日后，便毅然将这两位女佣遣散离去。
令人咋舌的是，刘乙光一家不仅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同居一处，而且为了对张学良实施无懈可击的监视，他们竟然每天共进三餐，这种紧密的接触程度实在是超乎寻常。
刘乙光一家人口众多，约有六七人，家中妻子患有精神疾病，曾接受过住院治疗，而小孩尚年幼无知。因此，每当一家人围坐饭桌用餐时，场面就如同上演一出闹剧，热闹非凡。吵吵嚷嚷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争抢着食物，饭桌上常常是一片狼藉，混乱不堪。这样的状况常常使得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难以安心享用一顿清净且整洁的餐食。
为了确保张学良不会逃脱或做出自戕之举，刘乙光可谓是费尽心机，处处设置重重限制，令张学良倍感束缚与窘迫。更让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难以忍受的是，刘乙光的妻子精神状况不佳，时常发作，使得两人饱受刘乙光夫妇的种种羞辱与精神上的折磨，生活变得苦不堪言。
1947年，张治中将军探视张学良时，张学良恳请他代为向蒋介石和宋美龄传达自己的两个愿望：一是盼望能重获自由；二是希望能够与刘乙光家族分开居住，以便享有相对的自由和宁静。由此可窥见，刘乙光一家对张学良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此，张学良自然而然地将刘乙光视作他的仇敌。
刘乙光后来被调离岗位，主要是因为他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对张学良持有不友好的态度。
首先，宋美龄对此表示不满，因为张学良当年能够释放蒋介石并随其返回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基于她和宋子文的承诺——确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抵达后便被长期囚禁。
基于对往事的考量，宋美龄对张学良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此外，由于丈夫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她始终对张学良保持着关注和照顾。
当蒋经国接手负责张学良的囚禁事务时，由于张学良与他的父亲蒋介石同处一辈，他深知在接班之际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性。出于维护家族声誉的考虑，蒋经国必然需要表现出对张学良的优待姿态。
蒋经国因宋美龄对刘乙光的不满，决定撤换刘乙光，改派熊仲青接任其职务。
谈及张学良称刘乙光为其恩人的缘由，这还要回溯至1941年5月那个特殊的时刻。当时，张学良突然罹患了急性盲肠炎，病势严峻。
军统早已明文规定，一旦张学良身体不适，外科治疗须请沈克非大夫，内科诊治则应由李宗思大夫负责。这两位医生医术高超，深受信赖，同时也便于刘乙光等人对张学良进行必要的监视。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张学良的医治质量，又满足了军统的监视需求。
当时，张学良的病情异常严重，刻不容缓，而两位医生恰巧不在身边，也来不及向军统进行请示。值得庆幸的是，张学良仅被囚禁了四五年的时间，刘乙光仍抱有幻想，认为张学良有朝一日能够重出江湖，再次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因此，他并未拘泥于常规，而是积极寻求突破，主动联系了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并向其进行了情况备案。
经过吴鼎昌的批准，刘乙光首先将张学良安全护送至贵阳。为确保张学良得到妥善的医治，刘乙光特地寻找了贵阳医学院的知名医生杨静波为其进行手术。出于安全考虑，刘乙光决定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以防张学良在手术期间逃脱。他首先包下了整个贵阳中央医院，确保医院内部的安全与秩序，随后再将张学良转移至该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杨静波医生长达40分钟的精心手术，张学良体内的阑尾被成功切除，术后情况表现良好，使得原本危在旦夕的张学良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因此，张学良深情地称刘乙光为自己的恩人，并满怀感慨地回忆道：「倘若刘乙光只是循规蹈矩，等待命令，从而延迟了住院手术的时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根据部分材料的记载，张学良在晚年与刘乙光一家的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迹象。这主要得益于张学良的宽广胸怀，他并非是那种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之人。因此，尽管刘乙光曾是他的仇敌，但同样也在某些方面对他有恩，张学良甚至有意馈赠一笔钱财以示感激。
然而，刘乙光尚未开口，蒋经国便迅速而委婉地回绝了张学良的提议，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尽管刘乙光曾对张学良进行长达25年的看管，但在他即将离去时，张学良注意到了他的家庭经济困境，并出于善意地决定资助他一笔钱。然而，这样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刘乙光生活困顿至此，竟还需依靠张学良的接济，这似乎暗示着上级并未充分照顾到他，这无疑会触及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的颜面。
尽管在照顾方面确实有所疏忽，但绝不能让张学良向刘乙光赠送金钱，否则在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
张学良确实展现出了非凡的宽容与仁厚，他对待昔日的仇敌同时也是恩人的刘乙光，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照顾与关怀。刘乙光的长子刘伯涵在回忆与张学良共同度过的日子时，对张学良的评价极高。刘伯涵还提到，他的二弟后来决定出国留学时，张学良更是慷慨解囊，资助了旅费，这一举动无疑彰显了张学良的豁达与大度。
刘乙光在1982年因疾病离世，享年八十四载春秋。
在张学良去世后，当有记者问及他与刘乙光的关系时，他并未提及刘乙光过去对他的任何负面行为。相反，他表示：「刘乙光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我依然深切怀念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