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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抗日名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本文摘自【临清文史】第二辑；作者张廉瀛；原标题【回忆我的伯父张自忠】
正文
与亲友相处
（接上期）伯父自青年从军到他牺牲前，只回过临清老家三次。第一次是1915年随车震回来，第二次是在1928年我祖母去世时，第三次是1933年，我在老家唐园结婚，他回来住了两星期。他后两次回家时，都召集我们五房的子侄训话，大意是：任何人都要艰苦朴素，任何人在老家不能仗势欺压乡邻；如果有在乡里胡作非为的，我知道后绝不饶恕。有一次他让家中蒸了许多红高粱窝窝头，子侄每人发两个，他也一块吃。
1936年，在北京过春节时，他又把我和二哥廉珍叫去（廉珍是我伯父的长子，已去世），对我们讲：「要吃家常饭，要穿粗布衣，要爱结发妻。你们没才能就老老实实当老百姓；谁要是想当少爷，谁要胡来，我是决不允许的，不遵守就马上滚出家门，我不能要胡作非为的子弟。」
冯玉祥
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蒋介石击败后，我伯父率师退到山西曲沃，等候张学良收编。当时很困难，廉珍在北京结婚，我父亲张自明给他写信，请他回来主持婚礼。他立即回信说：官兵退到山西无吃无穿，我怎能忍心回北京给儿子完婚。廉珍的婚事你看着办吧，千万不要铺张，越节省越好。廉珍的婚期前后，他始终没回家，这说明他对部属比对家人还要关心。
伯父对家乡的邻居朋友，也平等相待亲如家人。如唐园的贫农王长发，后幞头剃头的周玉祥、前幞头的贫农孔二牛，伯父见了他们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并对生活困难的乡亲讲：「我不在家时可以找老七（指我父亲），决不能让乡亲挨饿。」他给前后幞头的老乡留了点钱，找几人保管，到年景不好时拿出来济贫。我记的保管人有后幞头的张自寿。
临清人先后到西北军学兵团、西北军官学校、抗战前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学兵队的，我知道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仅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就有好几位：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排长刘庆安（万庄人）、台儿庄抗战牺牲的班长张金奇（前幞头人）、上尉参谋洪寿鹏（城里人，回族）、襄樊战役中牺牲的少校随从副官廖保贞（前幞头人），还有参加长征牺牲的共产党员刘振亚同志也是临清人参加过西北军军校的学员。
主持察津政务的几件小事
伯父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有一天，两个日本人气势汹汹地走到察哈尔省政府门口，要闯进去见我伯父，正巧我伯父不在省府，卫兵坚持不准入内。日本人无理纠缠了很久，竟动手打卫兵，站岗的几个卫兵出于义愤，遂即拔出身后大刀就要砍杀，两个日本人吓得抱头逃窜。事后驻察哈尔的日本领事竟然到省府来提出抗议，并要求惩办站岗卫兵。我伯父回来后，不但没有惩办卫兵，反而当面予以奖励。并连声夸赞说：「干得好！干得好！他们太欺负咱中国人啦。」并派人去对日本领事说：「你们的人乱闯省政府，并打卫兵，我们要向你们抗议。再有此事，绝不客气！」日本领事无言答对，只好不了了之。
1936年，伯父任天津市长时，日本浪人、特务经常捣乱，还搜罗了一些中国的汉奸、流氓，窃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伯父派了一个姓冯的军官带了天津市保安队一个排，分乘几辆卡车，在半夜开到汉奸、流氓的住地（事先已调查好）抓住一个向麻袋里塞一个，共抓了数十个坏蛋，全部运到海河边上，扔进海河里，待涨潮时被冲到大海里去了。从此以后，日本浪人和流氓就老实多了。
廊坊车站有几家卖日本仁丹的药房，实际上是日本浪人搞中国情报的特务机关，经常找事捣乱。伯父听到廊坊驻军刘振三旅长的汇报后，就派一部分士兵穿上便衣，化装成土匪，夜里带枪翻墙而入，将日本人捆起来，押到郊区活埋了。
赴日考察
1937年3月，伯父奉命率领一个考察团赴日考察，他任考察团团长，张允荣任副团长。考察团成员共有27人，其中有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军人等等。3月23日考察团由天津塘沽乘日船起程，我以家属身份随同前往。开船后不久，我伯父就让秘书翟维祺通知二十九军的旅长何基津、黄维纲、田温其、参谋长徐廷玑，让他四人写一份赴日考察的想法。他们写好，我伯父看完即烧掉。其他团员都不知道此事。事后我问翟维祺：「为什么只叫他们四个军人写？」翟说：「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四位是二十九军的军官骨干，也是代表团的核心，老头（指我的伯父）让他们写，是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弄清楚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
考察团到达名古屋时，正巧在名古屋举行一国际博览会。中国大使许世英要回国述职，回国前他让代办告诉我伯父，请我伯父代表他给中国馆剪彩揭幕。剪彩的头一天，伯父派翟维祺先去看了一下。翟维祺看到中国馆正对着伪满洲国馆，伪满洲国馆悬挂着伪国旗。翟回来汇报后，伯父立即让日文秘书卢南生及翟维祺去与日本人交涉。
卢、翟二人向日方提出：我们只有中国，我们根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必须把伪满洲国馆封闭，把伪满洲旗放下来，不然我们是不参加的。日本人开始不同意，经过反复交涉直到夜间11点，日本人才勉强同意。第二天，伯父仍先派翟维祺看了一下，然后才放心地率全体团员去参加开幕式。我记得，当时伪馆封闭，伪满旗降下来，有几个伪满人员还在大会场走来走去。何基津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几个汉奸还赖在这里！」那几个伪满汉奸听了想发作，但见我们人多势众，便赶快夹着尾巴溜走了。
考察团在东京时，日本东京市市长松井石根及土肥原中将，均到考察团下榻的帝国饭店拜访，并提出三个要求：二十九军各团以上的单位均要设日本顾问；合办铁路；合力开发冀察矿产。三项要求均被我伯父严词拒绝。事后，我伯父对边守静说：「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哪里是表示友好？完全是亡我华北！」
我们离开东京的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山东德州姓宋（名字忘记）的旅日大学生来到帝国饭店，正巧碰见我，他对我说：「我是山东旅日同学会推选的代表，想请张市长到旅日同学会和大家谈谈。」我伯父不在，宋说：「我等等再来。」他走后不久，伯父就回到饭店，我把姓宋的来意对伯父讲了一下，伯父说：「明日上午就走，时间来不及了，不见了吧。」当晚9点多钟，姓宋的又来说：「同学们还是想见见张市长。」我对宋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明天能去就打电话通知你，不能去就不联系了。」宋走后，我又向伯父汇报，伯父还是不想去。到了夜里11点多，我已经睡下，翟维祺把我叫起来，说我伯父明天早上去旅日同学会，只带翟一人去，其他人全去火车站碰头。我将宋的电话号码告诉翟维祺，请他与宋联系。
次日10点左右，我们先到达车站，伯父同翟维祺去旅日同学会，开车前十分钟他们两人才赶到车站，几十个山东旅日学生也到站欢送。在火车上我问翟维祺到同学会的情况。翟说：「去这一次比不去好。同学们给市长准备的小米饭，市长给了他们一点经费，还代表宋哲元给了点。」翟又说：「同学们约市长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乡，愿意见见面。二是对市长到日本考察意图不详，想问个究竟。市长对他们说：‘同学们放心吧，我绝不会做丧权辱国的事。’」全体留日学生热烈鼓掌。学生代表致词说：「我们欢迎张市长，我们也希望张市长本着喜峰口抗战的精神来对付日本人。」这次会见，双方都很满意，所以学生们都来车站送行。
对伯父我了解得不多，文中不确切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
1986年12月（全文完）
张自忠写给冯治安的最后书信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临清文史】第二辑；示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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