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蒨芬】
我父亲达理扎雅是内蒙古阿拉善旗世袭的第十代亲王，我祖父塔旺布力扎拉去世后，1932 年我父亲继承了阿旗扎萨克亲王爵位。那时候有国民党统治，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当时跟德穆楚克栋鲁普也就是德王弄了个所谓的「西蒙自治政府」，后来这政府垮台了，最后因为我父亲跟德王意见不合（德王坚决不向人民投降），就分开各走各的了，然后和白海风、何兆麟、巴文竣以及旗内的正协理罗巴图孟柯、副协理罗永寿、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一起带着阿旗的官兵起义了。
解放后，我父亲被任命为巴盟盟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类职务。「文化大革命」那时候，1968 年 5 月，我父亲被揪回阿拉善旗批判斗争，没过几个月，就因为受尽折磨去世了。11 月 18 日，是我父亲含冤离世的日子，到现在都有十五年啦。我父亲虽说生在封建阶级家庭，还承袭了王位，可在担任阿拉善旗扎萨克的十来年里，为保护民族利益，吃了不少苦。日本侵华的时候，面对敌人又威胁又利诱，他始终没低头。在祖国大陆马上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的时候，他果断地决定，坚决高举义旗，投向了人民。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坚决跟着共产党，拥护党的各种政策，努力干活，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心甘情愿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
如今，我写的是有关我父亲从「王」变成「民」的回忆，并且把跟父亲一起生活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状况写在这儿，以此来表达我对父亲的缅怀。
父亲小时候的事儿以及他的兴趣爱好
我们家属于蒙旗的王公、扎萨克，因为祖辈给清王朝打仗立了功，祖先娶过康熙皇帝的女儿鹅掌公主，往后还一直和清皇室联姻，所以在北京城三座桥有一座阔气的府第。我祖父塔王活着的时候常常待在北京，喜欢那儿舒服又尊贵的日子，很少回旗里管旗政。这样一来，我父亲达理扎雅基本上也是在北京长大生活的。
老人们说，在我父亲还没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头一胎，要是生个男孩，就存在承袭王位的事儿。依照咱们家的规矩，就得回旗里生养，所以我父亲是在阿拉善旗出生的。我父亲刚出生，就由我曾祖父的四姨太养着（大家叫她四老太太）。四老太太把我父亲养到大概 10 岁，我曾祖父去世后，才把父亲送到北京我祖母那儿。从那以后，我父亲一直长到成年，跟溥仪的堂妹、载涛的女儿金允诚结婚，始终都在北京生活，到 1932 年承袭王位，才回了阿拉善旗。
我家在北京的宅子，建筑规模和样式，都是照着清王府来的，庭院厅堂、回廊壁画，那叫一个辉煌绚烂。在这种地方，我父亲打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使唤奴仆，饭送到嘴边，衣伸手就来，特别讲究排场，过着贵族般的奢华生活，自然也就满身骄纵、任性，根本不把仕途经济当回事。不过因为他是嫡出的长子，日后要继承王位，所以很受我祖父偏爱，家里人也都尊敬他。为此，我祖父专门给他在家里请了老师教五经、四书这些旧学问，不让他去社会上的学校读书，就怕他沾上新时代的思想，目的是保住蒙古王爷的封建统治。可恰恰相反，我父亲对「子曰」「诗云」那些东西一点儿兴趣没有，倒是对中外名人的小说还有史料、传记啥的，广泛阅读，还总跟人谈论。
另外，我父亲有两个特别显眼的爱好，一个是喜欢马，另一个是抽纸烟。父亲喜欢马，常常养着二十多匹名贵的种马，还请了养马的高手专门照料。记得养马的头儿姓温，我们都叫他温头，这还是我外公载涛特意挑来介绍的。这人养马经验特别足，马的喂养管理、皮毛刷洗、驯马调教啥的都特别精心，我父亲可看重他了，回阿旗的时候也带着。养这些马，不光得用好草料喂，还得有专人天天刷，皮毛都亮得放光，马的头鬃和马尾还编着红红绿绿的绒绳。这些马在场地里亮相、溜达的时候，大家看了都忍不住夸赞。我父亲对马那真是关怀得没话说，除了每周固定两次亲自骑马，平常一有空就去马厩看他的马，摸摸弄弄。记得我们回定远营后，父亲一般都在王府的西花园骑马。那时候我慢慢长大了，父亲每次骑马或者出去打猎，老是喜欢带着我。
我父亲还有个爱好就是抽纸烟，他抽纸烟可挑剔了，只抽好的不抽差的，常抽的有三五牌、茄利克、大小炮台这些，后来换成了中华牌香烟。他抽烟有定量，每天抽多少都用烟盒数好装起来。记得我小时候，老是抢着给他装烟。他抽烟用的打火机也很讲究，想尽办法找新颖的，还经常换更高级更好看的。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他总会拿出打火机和烟盒，跟别人比一比，互相交换，觉得挺有意思。父亲喜欢干净，没事的时候，就给打火机灌油，擦得亮闪闪的。对于抽烟用的烟嘴，更是经常洗得干干净净，这些小事他都是自己动手，一般不叫别人帮忙。
离开京城回到本旗，举办「承袭大典」
1932 年，我 8 岁那年，我二叔父骑摩托车摔了，把肺震坏了，吐血没了，那时他才二十来岁。紧接着，我二婶因为二叔父的死太伤心，她年纪轻轻的，又没儿女，尤其在咱们那种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框框里，根本没法活下去，就吞鸦片自杀了。这时候我祖父忧伤得太厉害，病倒了，没多久也跟着去了。
接下来的麻烦事是，一头要安葬祖父还有叔婶的灵柩，一头是我父亲继承王位的事儿。对此，手下的官员觉得王位不能一直空着，就派人到北平催我父亲赶紧回旗，处理大事。就这样，我父亲决定全家离开北平，同时护送着三口棺材回旗里。那时候从北平去阿旗，路程好几千里，坐火车只能到包头，从包头去阿旗还得早起赶路，穿过河套，经过银川，才能到定远营——阿拉善旗王府的地方。
我们全家加上仆役，总共几十号人，坐火车到了包头，旗下的官员早就安排好了车、马、骆驼这些运输工具等着接我们。随后，男的坐车，女的坐轿车，骆驼驮着行李跟三口棺材，热热闹闹地朝着贺兰山下的大草原走去。
那时候咱们还小呢，瞅见这些以前从没见过的山水，觉得可有意思啦。我父亲被大家敬重着，一会儿骑骑马，一会儿坐坐车，有时在枳芁丛里追追野兔，打打野鸡，也特别开心。
经过二十来天的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总算到了咱们心心念念的老家定远营（就是如今的巴音浩特）。到了旗里，我父亲跟旗府的官员商量讨论，挑了个吉利的日子，先把祖父老王爷给安葬了，叔、婶二人的灵柩也一块安葬。吊唁和出殡的仪式特别隆重，就在旗王府巴音浩特大庙——延福寺举办。各个大寺院的喇嘛念经拜佛，行礼参拜，全旗不管远近的牧民都来祭奠，那场面从来没有过这么盛大。另外，还在我叔婶的墓地立了一块贞节烈女的牌楼，为的是表扬我二婶的「殉节」。这场葬礼弄了十多天，这才结束。
接下来，我父亲继承王位的大典，也着手准备起来。这个典礼特别隆重，所有的都依照清朝的典章制度。举行典礼的时候，我父亲穿着翎顶袍褂，我母亲以福晋的身份，梳着蒙古头，戴着珠翠叮当响，穿着蒙古长袍，腰上系着彩色腰带，他们俩分别在大殿中间的左右位置高高坐着，接受众人的朝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蒙藏委员会，都派了重要官员来祝贺，宁夏、北平这些地方也都派代表来参加，那真是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人，特别风光。
我父亲继承王位的时候，有这么个小状况。我父亲要继承王位，那我母亲按理就得坐上「福晋」的位置。可我祖母不乐意，反对这事。为啥呢？因为我祖父在世时，常住在北京城，我祖母不是祖父的第一任夫人。我祖母姓姜，是满族人，家里穷，嫁给祖父后生了三子一女，在咱家就占了主要地位，但一直没正儿八经地叫「福晋」。现在我父亲继位，我母亲要当「福晋」，她就特生气、特不满。旗府官员都同意我母亲当「福晋」，主要是我母亲出身皇族，身份高贵，别人比不了，不管我祖母咋反对，都得按传统来。这就让我父亲为难了，既不能不听母亲的，又不能违背官员们的意思。我父亲特孝顺母亲，平常祖母说啥他都听，这么大的事，更不敢自己做主。反复琢磨后，还是顺着祖母的心思，最后把我祖母正式尊称为「太福晋」，这矛盾才算完。
整顿旗里的政务，跟日本人较劲
我们回旗的第二年，我妈要生我四妹，与此同时我奶奶要回北平，给我三叔娶亲（如今在台湾）。就这样，我爸陪着奶奶和我妈，领着我们一起到了北平。当时华北局势很混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家越来越厉害，所以我爸在北平不敢久留，等我三叔婚事办完，我妈也生完孩子，就又带着我们回阿拉善旗了。我奶奶和我三叔没回旗，依旧留在北平。
我父亲这回回旗之后，一门心思整顿旗政，特别想把旗里的人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啥的好好整顿一下。他天天跟旗下的官员商量施政的计划，还去访问、接待牧民群众，广泛地听听大家咋说。旗政这么一整顿，各个方面都好多了。先说教育这块，开了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女子小学。那时候在定远营，蒙汉适龄的孩子没上学的地方，女孩子上学更是少见。为了让大家送孩子上学，我母亲亲自当学校校长，我肯定是第一批报名上学的。这么一影响，学生很快就有五六十人了，学校的设备也慢慢全乎了，往后上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父亲掌权之后，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行，处理工作很吃力，不光啥事都找我母亲帮忙，还花大钱请了蒙族、汉族的老师。每天工作之余，通常是下午三四点或者晚上没事的时候，就补习文化课，读书写字。我们那时候看到父亲这么努力学习，在母亲的教导下，从来不敢去打扰他，我们也因此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好景没持续多久，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在「七七」事变前，我父亲带我去北京给祖母庆寿，还打算接她回旗里，躲开北平那种战争将至的紧张氛围。可祖母坚决不肯离开北平，我和父亲只好把祖母留下自己回旗。我们回旗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从这以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我们跟祖母、三叔就断了联系。阿拉善旗虽说在战争大后方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慢慢伸向绥远，接着又往西到了河套地区，逐渐逼近宁夏和阿拉善旗的边缘。
有一天，定远营郊外猛地落下来一架日本飞机。飞机上有四个日本人，下了飞机就住在城外的永盛合商店，听说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想见我父亲。我父亲当时特别害怕，就没去见。没想到第二天这四个日本人直接找上门来，非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没办法，身为一旗之主，只能在警卫严密保护下见了他们。日本人表明来意，就是想诱使我父亲归顺他们。还说只要我父亲投靠日本，就给大批物资、武器，还送了好多儿童玩具和糖果。可我父亲委婉拒绝了日本人的劝说。接着日本人又威胁我父亲，脸色很难看，双方声音越来越大，都拍桌子吵起来了。最后日本人没达成目的，气呼呼地走了。日本人走后，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们玩他们送的玩具，也不让吃他们送的糖果，一是怕有毒，二是怕有炸药。同时听我父亲和母亲讲，已经把这次日本人来阿拉善旗的具体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了。谁知道后来因此惹出好多麻烦！
全家无奈离开定远营，被软禁在了银川
日本人刚走没多久，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一直想吞并阿拉善旗，就借着我父亲私通日本的由头，对我们下狠手。他瞎编乱造，给蒋介石谎报，还派好多军队到阿旗，到处设抓壮丁的地方，在定远营开银行，把控了阿旗的经济，把阿旗产的皮毛、盐、碱等资源都抢走。同时，他在定远营弄保甲制度，取代旗政权，开始抓兵、要马，使劲剥削广大蒙汉穷苦百姓。我父亲跟马家军阀据理力争，可马鸿逵仗着势力大，通过蒋介石对阿旗动武，威胁阿旗马上交出军权、政权。旗里的百姓气坏了，都起来反抗，跟我父亲说要跟马鸿逵拼命，拼不过就往沙漠跑，反正抗争到底。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父亲想得多。主要是怕百姓流血牺牲，尤其怕背上「投降日本」的骂名，那就怎么也说不清了。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马鸿逵的哥哥马鸿宾装出调解的样子到了定远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还派了刘伯石来旗调解。马鸿宾对我父亲好一通安慰，说对这事儿的发生特别痛心，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让他很不安，反复解释就是个误会，还说自己来晚了，不停地跟我们全家道歉。谁知道呢，马鸿逵平常跟我父亲表面上称兄道弟，拉着旧关系，说他们的父亲马福祥和我祖父是结拜兄弟，我父亲又是他们家老太太的干儿子，其实一直把阿旗当成嘴边的一块肥肉，非得弄到手才罢休。
在双方展开和平谈判的时候，1938 年春节过后，马鸿逵又派了好多步兵、骑兵还有飞机，朝着定远营开火进攻。被马鸿逵用大炮轰炸，我父亲只好答应条件去银川。在去银川的路上，我们全家差点就出事了。当时我父母和我们姐妹四人坐一辆车，已经很挤了，可马鸿宾也要跟我们一起坐车去银川。后来我父亲说，他当时怕路上有危险，就让我们跟他挤一块，说要死就死一块儿。果然，走到三关（去银川必须经过的地方）时，就听到山上有人大声吆喝，接着冲出来一大群士兵把车围得死死的。这时候，马鸿宾推开车门大喊：「停下！」士兵一看是马鸿宾就呆住了，没敢动手。马鸿宾立刻让人开车，我们连中午饭都没吃就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马鸿逵派人在三关埋伏，准备把我们全家杀了，多亏马鸿宾在，我们才逃过一劫。解放后我父亲在兰州见到马鸿宾说起这事。我父亲讲：「那时候要不是您照顾，我们全家早就没了。」马鸿宾说：「当时知道消息晚了，没见马鸿逵就连夜去定远营了，要不真危险！」他还说起马鸿逵心狠手辣的一些做法，特别不满意。就因为这个，我们一家人一直把马鸿宾当恩人感激。
我们全家被押到银川就给软禁了。我们待在一个大院里，门口有警察站岗，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这阵子，我们全家过的日子跟坐牢似的，行动一点儿都不自由，没人敢跟我们来往，就像在孤岛上一样。我父亲面对这种状况，觉得特别凄惨和难受，整天唉声叹气的，动不动就发脾气，晚上也睡不好觉，老是担惊受怕，就怕被马鸿逵给狠心地杀了。
马鸿逵有五个太太，我母亲为了缓和跟马鸿逵的关系，就在这五个太太当中频繁走动，陪着她们强装笑脸地吃吃喝喝，还一起打牌、抽烟，并且得把握好分寸送礼物，好让她们同情和谅解咱。得提一嘴，就在这段悲惨的日子里，我三妹妹生病了，由于没法好好医治，结果病死在这儿了。能想到，这对我父亲和全家来说，那简直是祸不单行。我父亲当时都快疯了，最后给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写了封信，讲了他在宁夏的经历。朱绍良得到蒋介石同意后，就把我父亲接到兰州去了。我母亲和我们姐妹没跟着去。费了好大劲，我母亲向马鸿逵的四太太求情，总算同意我们走了。然后母亲和我们三姐妹，就坐飞机从银川到了兰州，跟我父亲团聚。
到了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派总参议张春浦和总务处长拜襄华来负责招待，生活方面也由他们提供保障。住的是兰州五泉山下裴建准的房子，前后门一直有警察「保护」着。
兰州度过了八年
我父亲到兰州住了整整八年。在这个说是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山城，我们全家虽说不再生命时刻受威胁了，可过得还是不舒坦。在兰州，我们照样被歧视、被怀疑、被监视，办事待人都得讨好国民党官员。而且，父亲心里明白，被迫离开阿旗的乡亲们，还被马家军阀欺负压迫着，生活艰难，精神也没依靠，正受着折磨。所以，父亲人在兰州，还常进出豪华官场，却一直盼着能早点回旗。记得父亲那时忧愁地跟我说：「咱们现在不怕半夜有鬼敲门了，可啥时候能回旗啊？」还没办法地说：「监视就监视吧，时间长了他们就了解咱们了！」
在兰州的时候，父亲除了跟国民党官员必要的应付一下，大多数时间都关起门来读书。父亲为人实在厚道，待人处事又恭敬谦逊，时间一长，就得到了相关有权势人物的理解。特别是战区长官朱绍良特别欣赏和称赞我父亲，所以对我们的监视也就慢慢变松了。这也得归功于母亲的用心和大力帮忙。为了跟朱绍良这个当时西北战区的最高长官处好关系，我母亲把父亲贤内助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常常陪着朱绍良的夫人一起玩，在那些豪门权贵当中穿梭，顺着人家的喜好来，甚至省吃俭用来应付各种应酬。朱绍良夫人当时喜欢抽鸦片烟，我母亲为了陪着人家，这时候也染上了这个毛病。就因为跟朱绍良夫人这样趣味相投的交往，经常一起抽烟、打牌、玩乐，也就建立起了感情。这样一来，父亲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确实是靠母亲这样的帮助。
我们在兰州住的事儿，旗下的人当然操心。他们常来看望，后来还把我父亲卫队的人换班调到兰州，保护我们。我父亲喜欢的走马也都送来了。这样，我父亲在兰州枯燥的生活里，多了点乐子，照顾马、骑马成了他日常要做的事。另外，我们为让父亲开心，常劝他带我们去看戏、看电影。可旗下人来兰州跟我父亲汇报情况时，我父亲就老是愁眉苦脸的，很难有笑容。当时旗下的人专门来兰州给我父亲送报告，为躲开宁夏当局检查，都是穿过沙漠从甘肃一条山送到兰州的。我父亲每次接到报告，听说马鸿逵虐待阿旗人民，就特别生气，然后跟母亲相对着哭。那时我和妹妹达芰芬在上中学，看到父母这样，只知道跟着伤心流泪，可到底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和关键。
我父亲在兰州应对国民党的状况，那真是一场艰难又复杂的政治争斗。在兰州，朱绍良是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谷正伦是甘肃省政府的主席。这俩军政头子，虽说都是蒋介石系统的嫡系骨干，可他们彼此有很大矛盾和争斗，在权益争夺上互不相让。朱和谷的夫人都是贵州派，但一直是表面和谐，实际不合，体现在朱绍良和谷正伦的政治争斗里，也各有自己的一帮势力。这样一来，我父亲在这当中最难应对，既不能只顾这边，又不能顾那边而丢了这边。我们在兰州的生活全由战区方面负责操办，但有些具体事儿，也跑不出甘肃省政府的管辖范围。所以就得两边都照顾到，方方面面都周全，大事是这样，生活里的小事也都得考虑周全，才能应对得当，不惹麻烦。
比如说，我结婚那会儿，得请最高长官来当证婚人，可要是请朱、谷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有意见，最后只好想法子避开这个麻烦。平常请客送礼还有交际应酬，也得两边都顾着，尽量让大家都高兴。就像我结婚时，在五泉山我们家里，专门请了朱、谷两家，各摆一桌，父亲、母亲陪着谷主席家，我和爱人张钦武陪着朱长官家，这么安排，都是有讲究有分寸的。我当时不懂，后来我父亲才讲：「我跟朱长官关系近点，跟谷主席远些，钦武跟谷主席关系近，跟朱长官关系远。这么安排，他们就都没意见。」这些事足以表明，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就连那些繁琐的礼节仪式，都在明争暗斗，更别提有关政治、经济的权益争斗了！就因为这个，我深深觉得我父亲在兰州生活的这八年，应付起来真是太难了！
蒋介石两次召见父亲
在兰州的时候，我父亲被蒋介石召见了两回。当时，父亲还有全家都特别看重也特别期待这样的召见。头一回召见，大概是我父亲到兰州半年后。有一天，蒋介石从重庆发电报说要召见我父亲。我父亲可高兴了，想着能借着这个机会当面跟蒋介石诉说冤屈，好解决宁夏马鸿逵欺负压迫阿旗的事儿，也能让我父亲回阿旗。跟父亲一起去重庆的还有阿旗王府的副协理和秘书等工作人员，他们准备了日本人去阿旗的经过，还有马鸿逵派兵打阿旗、逼交政权和军队这些违法事儿的材料。哪知道见了面，蒋介石就问问旗里老百姓生活咋样，问问我父亲和家里的一些情况，对于宁夏马鸿逵瞎污蔑父亲勾结日本、投敌卖国还有镇压蒙族百姓的事儿，一个字都不提。我父亲着急跟蒋说这事儿，结果蒋介石故意躲开，还站起来送客。这么召见完，给了「赏赐」一桌酒席，留着住了几天，我父亲只能满心失落回兰州。第二回召见，大概在一九四一年前后，是蒋介石到兰州视察，对下属的一次常规接见，我父亲照规矩去拜见，也没说啥。这次蒋介石来兰州，跟宋美龄一块，住在兰州四墩平九间楼，宋美龄还请我母亲吃了顿饭。
父亲在留兰的时候，曾经回过旗里两次看望
1939 年前后，阿旗的群众都盼着我父亲回旗瞅瞅。经过朱绍良征得马鸿逵同意，第八战区总参议张春浦陪着我父亲回了旗。父亲回旗路过银川，礼节性地拜见了马鸿逵，应付了宁夏各方面的事儿，在定远营待了一个多月，还是张春浦陪着回的兰州。这所谓的陪同其实就是监视。父亲去定远营坐的汽车，回来为躲开马鸿逵找麻烦，就从定远营骑马穿过大沙漠草地到一条山，张钦武接应后换汽车回了兰州。经过张春浦总参议这次陪着去阿旗实际了解，国民党方面也确认了，我父亲没投靠日本，马鸿逵歪曲事实、乱说是非，纯粹是诬陷，就是想借机霸占阿旗地盘，扩充自己实力。打这以后，国民党当局对我们松多了，我们生活也更自由了。那时候日本飞机把兰州轰炸得厉害，我母亲又生了大病，为躲轰炸，也方便母亲养病治疗，我们从兰州五泉山搬到十里店一个小院，住了一年，后来又回五泉山了。
我们住在兰州，虽说有国民党当局供应和招待，旗里也给些接济，可因为家里人多，那会儿物价涨得厉害，生活挺难的。父亲跟母亲商量，打算回旗看看家里有多少底儿，拿些来补贴生活。得到八战区同意后，因为母亲生病，就决定带我回旗一趟。我在家里排行老大，父亲从小就特别疼我、惯着我，出门总带着我，我俩从不分开。这次回旗带我，我可高兴了。回旗是从兰州坐汽车走的，这次八战区没派人「陪着」。路过银川，父亲得去见马鸿逵，让我去看马鸿逵的四太太刘慕侠和老太太。大家都知道四太太很受马鸿逵宠爱，马鸿逵对她言听计从，她权力大得很，能左右马鸿逵的一切。所以，必须去拜见问候，表示亲近，好让马鸿逵别迫害我父亲。我那时候年纪不大，也没经历多少事儿，但跟着父亲多次遇到危险，也懂这些道理。刘慕侠把我当「义女」接待，挺亲热的。她本来就是演戏的，装出一副「慈爱」样哄我，说些好听的，问这问那，可有时候也唠叨：「你们现在有战区照顾，我们照顾不上啦！」我回去把这些话告诉父亲，我们觉得这明显是讽刺，牢骚不少。我当时就想，脱缰的马，你们抓不住啦。
父亲跟我回到定远营之后，忙乎了好长一阵子。旗内王府的大小官员，还有在各地的牧民们，都争着抢着来看望我们。这时候父亲就像缺水的鱼回到水里一样，开心得不得了。他天天和大家待在一块儿，互相讲讲离乱后的事，说说马鸿逵怎么迫害和压榨阿旗，聊聊国家坚持抗战肯定能胜利的未来。我父亲还让牧民们努力干活，团结一心，以后要多联系，安心等着他回来。就这样，父亲在旗里住了一个多月，顺便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回兰州，补贴家里开销。我父亲回兰州的时候还是绕开宁夏，由旗里护送骑马直接穿过沙漠去兰州。出发前，父亲给张钦武发了电报，到一条山的时候住了两天，然后又让张钦武派汽车把我们送回兰州。
国民党中央准许我们全家回旗，和马鸿逵的争斗还在持续。
1944 年秋，旗里的老百姓特别希望我父亲回阿拉善旗主持旗里的政务，抵抗宁夏马鸿逵对咱们旗的掌控以及对老百姓的剥削。经过八战区长官部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又跟宁夏马鸿逵沟通，这才答应让我父亲和全家回旗。我父亲和全家人一直盼着的这天总算是来了，可能想到的各种难题也明摆着，最关键的还是和宁夏马鸿逵的关系。马鸿逵在政治上吞并阿旗，在经济上掠夺，这得进行艰苦斗争，而且马鸿逵吃到嘴里的好处哪能轻易吐出来。
咱们这次回旗，可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来来往往地旅行，而是回去就不再回来了。在兰州这个山城住了八年，对咱们还是有感情的。咱们跟一些知心的亲朋好友告了别，恋恋不舍地瞧了瞧那些山山水水，然后旗里派来大批的人马、骆驼和轿车，拉着所有要用的东西，就从一条山穿过大沙漠，直奔阿拉善去了。我父亲回旗故意不走银川那条路，就是怕跟马鸿逵那个恶魔打交道。可回旗没多久，马鸿逵居然带着全家来定远营看望我父母，还装出特别「关心」的样子。明知道他没安好心，还得虚情假意地迎接，使劲表现得亲近友好，这感觉当然难受啦。
定远营这地儿，如今被马鸿逵的强权给占了，政治、经济都被他们把控着。他打着「旗县并存、共管」的幌子，想在定远营设县，搞蒙汉分治。这其实就是要把旗政权给挤掉。因为旗里的百姓坚决反对，一时间他没得逞。可马鸿逵又换了个名头，在定远营弄了个办事处，推行保甲制度，实际上就跟设县一样，然后就横征暴敛，乱摊苛捐杂税，还征兵要马，把阿旗百姓弄得苦不堪言。同时，马鸿逵还在定远营开银行，用经济手段操纵控制旗里的皮、毛、森林这些物资，就连旗里一直开采经营用来维持旗政开支的碱矿，他都眼红插手。我父亲这次回旗，是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才回的，马鸿逵拿他没办法。但他总觉得我父亲回旗，对他在阿旗胡作非为有阻碍，虽说表面上称兄道弟，还喊着绝不损害旗里利益的口号，可实际上事事都跟阿旗过不去，一心想吃掉阿旗。我父亲回旗没多久，马鸿逵为抢阿旗碱矿，就把阿旗负责办理碱运的郑礼范扣下，故意挑事。我父亲在马鸿逵的强权面前，还是坚持有理有节地斗争，还亲自去宁夏见马鸿逵，要求放了被扣的人。马鸿逵也只好顾全双方的面子，息事宁人，最后把人给放了。
当时国民党中央下令，让地方选拔能人，每个省推荐两名中央委员。在甘肃这边，谷正伦主席把我父亲推荐上去了，这就让马鸿逵又嫉妒又不满。他还向国民党中央告状：达理扎雅是阿拉善旗的扎萨克，阿旗是归宁夏省管的，推荐达理扎雅当中央委员的事，应该是宁夏的事，甘肃干嘛要多管闲事。从这能看出，马鸿逵对我们阿旗和我父亲盯得可紧了，老是想尽办法贬低打压，就想让我们受他控制，听他摆布，一刻都不放松。马鸿逵这人更差劲。他不光在政治上爱玩阴招，跟朋友、部下打交道的时候，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搬弄是非，就喜欢看别人倒霉。当然，这也符合他称霸一方的心思。
1946 年夏天，我回定远营娘家。我爱人张钦武从西烽镇防地过来接我。路过宁夏的时候，钦武为了顾全宁夏和阿旗的关系，就去拜访马鸿逵。一起吃饭时，马鸿逵讲：「你老丈人老是埋怨你不听话，脾气太倔了，把那么大的盐商产业给弄没了。跟着胡宗南跑，能有啥好处？」这明显是挑唆我父亲和张钦武的关系。张钦武居然把这种瞎编的坏话当真了，让岳父和女婿之间感情有了隔阂。钦武到我家时一声不吭，态度冷淡，故意躲着不见我父亲，把我父亲气得不行。后来把情况说清楚，大家才明白是马鸿逵在使坏。这就算是件小事，也能充分说明马鸿逵对咱们是啥空子都钻，想尽办法搞破坏。
我爸参与「西蒙自治政府」的一些事儿
在咱们祖国西北地区眼看就要全部解放的时候，以德王带头的一些国民党蒙旗的高层人物，在兰州碰头然后又跑到阿拉善旗，琢磨并组织搞一个「西蒙自治政府」，还盼着靠这个来应对共产党的解放。当时我在兰州住着，我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发电报催我回定远营，躲开危险。就这样，1949 年夏天兰州解放的前一个月，我和多淑秀（白海风的爱人，现在是内蒙政协委员）一起坐车到一条山，接着换骆驼和马穿过沙漠回到了定远营。我回旗以后，父亲给我讲了「西蒙自治政府」成立的情况。原因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快倒台的时候，国民党中央用飞机把德王接到南京，接着又把德王送到兰州。德王到了兰州，想找个待的地方，不知道该咋办。何兆麟（原来内蒙政协的副秘书长）陪着德王到兰州的时候，我三叔达密林旺楚克也一起坐飞机到了兰州，要回阿拉善旗。所以，德王就有了去阿拉善旗的想法，正好何兆麟跟我父亲是老交情，就给我父亲写信商量这事儿，我父亲同意了。何兆麟陪着德王到了阿拉善旗以后，白海风、巴文竣这些人也先后到了阿拉善旗，然后在德王的提议下琢磨成立「西蒙自治政府」。
我父亲一直胆小怕事儿，以东道主身份让德王暂时住下还行，成立「自治政府」这种大事，他可不敢同意。德王野心特大，投靠日本、成立伪蒙疆政府，名声特臭被国人讨厌，这危急时候了，他还不消停，想着再出头。后来，德王把白海风、巴文竣、何兆麟等人说通了，多次跟我父亲商量这事儿，还讲现在形势特别好。他说，咱们蒙古人多少年想要自治，国民党一直不准，现在国民党快倒台了，自己都顾不过来了，正好趁这机会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跟「东蒙自治政府」对着），让国民党政府批准，弄成定局。同时，把从东北跑过来的一些军政人员，还有不少骑兵部队，都弄到阿旗，当成「自治政府」的力量。
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总算心动了。他觉得趁着这个机会把从东北逃到阿旗境内的乱军收拢起来，变成阿旗的武装力量，省得他们祸害阿旗人民，这特别有必要。就这样，父亲同意参加「西蒙自治政府」。但让父亲跟他一块去广州，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准许自治这事，父亲坚决不去，最后德王自己去了广州，向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人提这个事，照样被否定，啥结果也没有就回来了。宁夏解放快到的时候，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路过银川，德王带着「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领导白海风、何兆麟、巴文竣等人向徐请求国民党准许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被徐训斥，说他们是「乘人之危」。之后他们回到阿旗还一直议论个不停。就算受到国民党阻拦，「西蒙自治政府」还是成立了，我父亲被选成副主席。「西蒙自治政府」成立后，给国民党的报告一直没回应，德王亲自去广州活动，也没结果回来。德王从广州回来路过兰州，张钦武请德王在我家吃饭，说起这事还跟我父亲抱怨：「你爸爸跟我一起去就好了！」其实那时候国民党政府都快不行了，哪还能管啥「蒙古自治」呀？
1949 年夏天，兰州快解放了，胡宗南赶忙发电调张钦武的部队往甘肃南部转移。我爸和我不停地给张钦武打电话，劝他别往陇南去，一定要想着家里孩子（我爸区防司令部的电台和张钦武部队电台每天联系两次），有需要可以把部队撤到蒙旗来。实际上陇南已经被解放军拦住，根本过不去，最后张钦武就带着部队转到甘肃北路的畅林山区了。这之后，兰州、银川陆续解放，对阿拉善旗影响很大。马鸿逵在阿旗的部队乱成一团。我爸把旗里的军队都召集到定远营城里，做好防卫，保证安全。这时候，旗里有人劝我爸带着大家往北沙窝撤，有人主张留在定远营等着解放军接收。我爸心里乱得很，拿不定主意。他特别惦记张钦武的部队。没想到有一天两边电台联系断了。我们急得不行，我爸判断肯定是被解放军消灭了。到了晚上，我妈偷偷听新华社广播，听说「胡宗南匪部整编骑兵第一旅旅长张钦武率部向我军投诚」，赶紧把这消息告诉我爸。我爸听了高兴地跑到我住的屋子喊：「钦武有消息了，已经投降共产党！」就这样，我爸不再纠结，不再想「北逃」和「等待」，决定带着部队向解放军投诚起义，还采取了积极的办法。
说起起义这事儿，可不是顺顺当当的。一开始，德王和他的一些旧部下就反对。我父亲还有白海风、何兆麟、巴文竣这些大多数领导成员呢，是赞成起义的。大家好说歹说，讲清利弊，指明方向，可德王就是油盐不进，死抱着他那一套不放。这么一来，就明显分成两派了。一派以德王带头，加上他的旧部，还有从东北逃过来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坚决不肯投诚起义。有一天，德王他们带着「西蒙自治政府」的印信和木牌子，一声不吭就走了，朝着阿拉善旗西北方向跑。一路上又抢又夺，抢牲畜粮食，杀骆驼，在「拐子湖」附近待了好些日子，最后逃出边境，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给抓了。德王跑了以后，他的部下祸害老百姓，我父亲特别生气，还组织轻骑武装去剿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派以我父亲和白、何、巴他们为首，通电起义，还派代表去宁夏找解放军接头处理后面的事。这中间，张钦武在起义后因为彭总的意思，也为阿旗起义忙活过，这儿就不多讲了。至于我父亲他们起义后的情况，有的在【内蒙古文史资料】里讲过了，这儿也就不多啰嗦了。
最后的话
我关于父亲的回忆就写到这儿啦。父亲达理扎雅身为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蒙旗王爷，原本没啥能留给咱们的。不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还能努力向前，跟着人民走，从王爷变成了人民中的一员。我这当女儿的想念父亲，把知道的他一生经历都记下来，主要是为了表达怀念。这里面一些有关的史实，难免有不全的地方，好多疏漏甚至错误，希望父辈亲友多指点，给史家做个参考。在我结束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要是父亲还活着，就能看到如今国家繁荣昌盛的好景象。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党的整治纠错，国家各方面都正常了，政治上摆脱了「四人帮」的捣乱，清除了「左」的错误影响，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经济上方向正确，进行改革，让国家走向富裕强大。现在，全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正想尽办法为实现「四化」努力。父亲要是在天上有灵，肯定会含笑九泉的！
（1983 年 4 月 19 日在呼和浩特定稿）
源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