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多饿殍（piǎo），在那个饱受战争摧残的旧中国里，随处可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饿得皮包骨头的乞丐，在战争到来之前，他们也只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最普通的一员。
1934年，中央苏区党中央驻地瑞金附近出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蹒跚前行，周围的路人经过他身边纷纷捂住口鼻，实在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太难闻了。
乞丐拄（zhǔ）着一根木棒，丝毫不在乎旁人的异样眼光，坚定又焦急地不断向前赶路。
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奔波太过劳累，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吃过饱饭，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目的马上就要达成了，乞丐在看到不远处穿着灰色军装的红军小战士的时候，松了一口气便倒在了路边。
小战士急忙跑过来搀扶，乞丐见状挣扎着嘶吼道：「我要找周恩来……」
这个乞丐的身份很不一般，他既是德安县国民政府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谋，同时也是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党员，他的名字叫做项与年。
项与年为何会沦落成脏兮兮的乞丐，又为何一定要见周恩来呢？
这背后牵扯到了国民党的一个巨大阴谋！
1934年9月份，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策略。
这一次蒋介石可是下了血本，高薪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决定以瑞金为中心，编织出一个半径达到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
为了实现本次军事计划，蒋介石集结150万大军蓄势待发，为了防止红军突围，每前进100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步步为营，处处紧锁。
这一次蒋介石妄想将中央苏区彻底消灭在层层包围之中，此次军事计划又被称为「铁桶围剿」。
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16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国民党内多年，是资深的三民主义信奉者，对于革命理解透彻，他既是蒋介石的拉拢对象之一，也是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在组织的安排下，莫雄成为了我党驻留在国民政府中的友人。
「铁桶围剿」计划出炉后，莫雄利用自己的人脉迅速搜集了相关情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情报转告给了项与年、卢志英等同志，这几位同志都是被莫雄安插进国民政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中共党员。
项与年在听完莫雄讲述的「铁桶围剿」计划后，瞬间就意识到了此次事态的严重性，蒋介石的周密部署和大规模投入，让项与年心急如焚。如何才能够将这个情报及时安全地传递给中央苏区，成为了项与年考虑的第一个大难题。
最终，众人决定将秘密文件用特殊的药水写在四本字典上，由懂得客家话、熟悉赣南地区的项与年携带着4本字典，扮做教书先生，连夜奔赴瑞金。
从德安到赣南瑞金一路上河谷纵横、山路曲折，除此以外，还有国民党军队设立的十几道关卡，永修、新建、南昌、崇仁等县市都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层层盘查，别说携带四本字典，就算是装几颗瓜子都有可能被盘剥下来。
起先，项与年凭借着自己流利的本地话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躲过了盘查，但是他教书先生的身份和随身携带的字典依旧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一路来到南昌办事处后，项与年找来几位地下党员在他们的配合下将秘密文件誊（téng）抄在薄纸之上，藏在自己的鞋底，继续上路。
没想到，后面的路途更加艰险，尤其是进入泰和山区后，每个村子都会受到国军的盘查，闯关渡卡成为了项与年面前的大难题。此时的项与年想起了沿街乞讨、散发着恶臭的乞丐，每当看到这些穷困之人，国民党军官一个个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想到这里，项与年有了自己的主意。他避过卡哨，悄悄地钻进山林之中，将自己身上的长衫扯得破破烂烂的，变成了「乞丐款」，又弄脏弄乱了自己的头发，往脸上抹了泥巴。
项与年担心自己的「变装」不够彻底，又拿起了一旁的大石块，狠狠心，闭着眼，用力朝着自己的门牙砸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最终亲手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满嘴的鲜血喷涌而出，半边脸也肿了起来，泥巴混着血污看起来非常的邋遢。
「变装」成功后，项与年佝偻（gōu lóu）着身体，慢慢地走下山，朝着不远处的敌人的卡哨走去。项与年的心里直打鼓，一旦自己被识破，丢去性命事小，延误情报可就严重了！
1934年10月份，赣南山区的一处山路上，一个邋里邋遢、穿着破布烂衫的乞丐一步两歇地慢慢向前挪动着，在乞丐前方的不远处，一对国民党士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
乞丐跟着人群慢慢地来到了岗哨，周围的人随着他的靠近都掩住了口鼻，国民党卫兵用手嫌弃地扇着乞丐身上传来的馊臭味，骂道：「一个臭叫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
叫花子听完以后，也连连点头，唯唯诺诺地说道：「是，长官，是！」
另一个卫兵听到了叫花子的本地口音也放松了警惕，看来这就是一个当地的臭要饭的，并不是蒋委员长要找的「共匪」，便也摆摆手，让乞丐穿过了岗哨。
这个浑身散发着馊臭味的乞丐就是项与年，项与年见自己如此简单就通过了岗哨，内心雀跃不已，但是依旧拖拉着自己的破鞋子不紧不慢地走着，以防引起卫兵的怀疑。
一路上，项与年故意将便溺之物弄在身上，又涂抹了一些动物粪便，每次来到岗哨都熏得那些国民党卫兵受不了。也正是因为糟糕的卫生情况，项与年嘴里的伤口化脓感染，苍蝇、蚊子等虫子在他身上寄生，身上的皮肤也因为受到粪便、汗液刺激而出现了严重的炎症，再加上身上的食物也基本吃光了，这个时期的项与年和真的乞丐并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这样，敲掉自己4颗门牙、扮成邋遢乞丐的项与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国民党卫兵的盘查，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项与年赶到瑞金后，如愿见到了周恩来，并且将那份记录着机密文件的薄纸成功上交给了周恩来。
为了躲过「铁桶围剿」，红军提前开始战略转移，十万红军得以存活，项与年成功救下了十万红军的性命。
项与年，既没有带兵打仗，也没有冲锋陷阵，但却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隐蔽战线上，项与年无数次和看不见的敌人进行斗争，一次次谱写了奇迹和传奇。
项与年本是福建省连城县人，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时间便转入了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特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与许多革命先烈一样，项与年也是出生于贫农之家，家中共有6个男孩，项与年排行老四，家中孩子太多，父母无力抚养，项与年在9岁的时候被过继给了堂叔抚养，后来堂叔有了自己的孩子，项与年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家中备受冷落的项与年早早脱离了家庭，只身前往北平参加革命，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且加入了国民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形势的加剧，项与年逐渐认清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真面目，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让他倍感失望。此时的项与年正是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年纪，不愿与歹人同流合污，于是投身中国共产党，我党的理想、宗旨和优良的政治面貌，让项与年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在共产党人周围，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惨遭迫害，死亡的气息让项与年倍感压抑。
为了重新拿回主动权，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也就是周恩来成立的中央特科部门，项与年也成为了中央特科的一员。
对内，项与年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对外则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后来他又出任了上海复炎小学校长，这个小学后来成为了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掩护点。
蒋介石对革命人士的迫害越来越严重，项与年在明知地下工作日益危险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加入了特三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狗队」，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惩处特务、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管理电台通讯等。
在后续的工作展开中，项与年凭借着过人的胆识、沉稳的性格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很快就成为了特三科主力队员之一，营救彭湃、方志敏、惩办叛徒白鑫（xīn）等重大行动都有项与年的身影。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之一，为我党的建设和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就在1929年8月份，彭湃、杨殷等人秘密开会的时候，却被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巡抚给抓了起来。
这一次彭湃等人的行动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并没有公开通知，那么到底是谁出卖了彭湃？
彭湃被捕后，中央特科一方面积极准备营救行动，一方面积极调查出卖彭湃的叛徒到底是谁。
最终查明，黄埔四期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有很大的嫌疑，白鑫是在1929年年初来到上海参加工作的，上海紧张的斗争局势让他开始动摇，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让他感到畏惧。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白鑫向敌人秘密自首，并且承诺以出卖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情报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
彭湃等人此次召开秘密会议便是白鑫出卖的，周恩来知道后激愤难当，没想到白鑫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最终却当了叛徒。失望之余，周恩来下令「打狗队」坚决铲除叛徒，肃清党内环境。
另一边的白鑫也很不好过，整日里躲躲藏藏的，惶惶不可终日，出卖战友换取名利的他决定先跑去意大利一段时间暂避风头，但他没想到，中央特科早就掌握了他的动态，在白鑫出逃之前，项与年和锄奸小组早早地等候在了白鑫藏身之处。
1929年11月的一天，白鑫鬼鬼祟祟地从范公馆走了出来，一路直奔汽车而去，就在白鑫拉开车门的一瞬间，项与年和锄奸队员当即冲了过来，将白鑫团团包围。
到了这个时候，白鑫依旧不死心，妄图夺路逃生，最终项与年和特科队员们击毙了这个出卖战友的叛徒，为那些被他出卖的同志报仇雪恨！
项与年为人机警沉稳、灵活变通，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中央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周恩来当机立断通知所有在沪地下工作者撤离，销毁了重要文件，最终在敌人赶到的前几分钟全身而退。而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却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上海，而是继续在敌人阵营中蛰（zhé）伏下来，执行党的任务。
1934年，项与年成为了莫雄手下的一员干将，出任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成功取得了莫雄的信任，专门为莫雄上演了一出「共匪」被「剿绝」的景象，成功迷惑了敌人。
项与年的顶头上司莫雄顶下了这份「功劳」，不仅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还获得了蒋介石的通报表扬，从此以后拥有了获取重要核心军事机密的资格，但是蒋介石没想到，莫雄其实也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
之后便有了莫雄紧急转告「铁桶围剿」，项与年扮成乞丐千里送情报的故事。
项与年成功抵达瑞金后，又参加了长征先遣侦察队，不过没多久就被上海地下党召回。项与年这一次的任务非常艰巨，那就是——破坏敌人的运输供给线。
项与年接到任务后便匆匆离开了上海直奔南昌，没想到半路上却遭遇到了国民党密探的拘捕。
项与年被抓捕后，第一时间并没有慌乱，而是冷静分析自己这一路上有没有露出马脚。
项与年仔细回想刘子华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否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刘子华声称项与年是自己在国民党的一位朋友，要去南昌找工作，两人刚好顺路。
在面对国民党的审讯时，项与年咬紧牙关，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娓娓道来了自己早年加入国民党以后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成功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晚上众人入睡以后，项与年趁着敌人放松警惕，悄悄逃了出来，找到了当地党组织，乔装成了商人，日夜兼程，从赣江乘坐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又从汉口返回了上海，既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目标，也没有把危险带回上海。项与年的机智取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信任，党组织授予其「反特斗争胜利奖」！
直到1935年，项与年的身份才暴露，他改名梁明德，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展开了统战工作，与李克农、王世英等众多我党优秀地下工作者均有过合作。
由于项与年工作的特殊性，注定了他对于家庭亲情的欠缺和愧疚，儿子项崇德对于父亲项与年一直都是陌生且向往的，在他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存在，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和一些穿着打扮差异巨大的叔叔来往密谈，还是小孩子的项崇德无法理解父亲究竟在和大家悄悄说着什么。
长大以后，项崇德子承父业，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项南，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名驻地干部。
在整风运动中，项南的家庭、来历、父母身份、职业都说不清楚，遭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怀疑，后来还是在一位知根知底的领导的解释下，项南身上的嫌疑才被解除。
项南父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再次相认，当时改名为梁明德的项与年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在东北的项与年得知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项崇德可能在安徽青年团工作的时候，连忙联系到了老友曾希圣，拜托在皖的曾希圣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
曾希圣和项与年相识多年，当年共同在中央特科并肩作战，在得知项与年要寻找自己儿子的消息后，曾希圣立马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寻找，其中就包括项南，但是项南又哪里知道梁明德同志寻找的失散多年的儿子竟然是自己，可叹造化弄人。
也许是因为自己也与父亲失散，项南对此事格外上心，在接到曾希圣的委托后立马跑到了机要室，要来了梁明德发来的电报，仔仔细细阅读其中的每条信息。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曾希圣询问了项南是否找到了什么线索，项南长叹一口气，摇摇头，说道：
「我一直在查找，询问了许多人，姓梁的干部有十多个，到底哪一个是您要找的，我也不清楚，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的情况？」
曾希圣听完项南的回答后，按照自己的回忆透漏了一些关于梁明德的信息。曾希圣说梁明德是福建人，30年代曾住在上海八仙桥，项南听完非常吃惊，因为自己小时候也住在那里。
曾希圣连忙问项南小时候的家庭地点，项南回答：
「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个生意人。」
这个地名让曾希圣彻底震惊了，项南说的这个地点正是当年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曾希圣按捺（nà）着激动追问道：「你父亲的朋友里有没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
项南稍加思索便说道：「有，有个大胡子叔叔住我家，还带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镜哩！」
曾希圣听到这里当即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大胡子叔叔，眼前这个小孩子就是自己寻找了这么久的梁明德的儿子项崇德！
曾希圣连忙让项南仔仔细细端详自己，项南盯着他看了半天，惊呼道：「胡子叔叔！」
没错，这就是当年带自己去照哈哈镜的大胡子叔叔，没想到寻找了这么久的梁明德同志的儿子就是自己，项南和曾希圣都惊喜不已，这个「项南找项南」的故事也传了开来！
虽然项与年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由于工作问题的限制，这对失散多年的父子只能通过书信来传递两人的思念，在纸上相认，直到1953年，项与年才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项崇德，父子相见的那一刻，身边众人都感动不已！
项与年将自己的一生都与国家命运相连，长期奋斗在革命一线和隐蔽战线上，在看不见敌人的战场上与敌人抗争了大半辈子，为此他放下了小家、舍弃了个人情感，只为早日迎来革命胜利、只为新中国早日建立，这种抛弃小家，成全国家的无私情怀令人无比敬佩！
为了传递情报，项与年不惜亲手敲掉自己的4颗牙齿，将自己装扮成臭气熏天的乞丐，只为将情报成功传递到瑞金，交到周恩来的手里。
直到多年以后，毛主席听到此事依旧心存感激，如果不是当年项与年的忠诚无悔、赤胆忠心，红军将不知要遭受怎样的劫难！红军后续的发展又不如会如何坎坷？
项与年作为我党的优秀共产党员，机智勇敢、忠心不二，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热爱深深镌刻在他传奇又不凡的生命轨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