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公章」原來早有傳統，來看古代的契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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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秦身掛六國相印，腳下生風般奔走在荒煙蔓草的戰後廢墟之間。在戰國的大舞台上，蘇秦曾一度是當時的頂級流量明星，連強秦著名的國相商鞅也沒有他此刻得以步月登雲的榮耀。

影視劇中的蘇秦。來源/電視劇【東周列國】截圖

前不久，蘇秦剛以三寸之舌，說動了燕、趙、韓、魏、齊、楚等六國將這散沙般的勢力擰成一股繩，合縱抗秦。六國皆以蘇秦為相，並賜與之身份匹配的證明——相印。

關於印字，【說文解字】說：「執政者所持信也。」這是表明身份的一樣信物。比如，在那個沒有身份證、沒有照片佐證的年代，蘇秦走到某國想辦事，只開口說「我是六國國相蘇秦」，誰信？誰敢就此聽他指令操作？而有了這些相印，哪裏有阻礙直接出示證明，效率就高多了。

除了身份證明，印的另一大作用是官方的法律效應。

古代天子有六璽，【說文解字】：「璽，皇帝之印也。主土。」在各種相應的檔或檔的封箱上蓋上相對的國璽，就是一道生效且具有當時法律效應的文書。而臣子們輔佐天子工作，許多公文上也需要他的簽字蓋章，於是，為了讓整個國家機制運作起來少爭議、更高效，臣子們從上到下也都基本配備相關的公印。它們共同的名字叫官印。

紫砂覆鬥紐「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傳國璽。來源/故宮博物院

可以說，官印是中國古代權力集中的重要輔佐道具，也是中國從「人治」走向有系統管理的「法治」的一道橋梁。

印的作用如此大，那麽問題來了：一、古代的印都是啥材質，又是怎麽使用的？二、每個官員都有印嗎？官印長啥樣，各級官員的印區別在哪兒，有什麽體現官階的特征？三、官員們怎麽攜帶或收藏自己的印？如果遺失了怎麽辦？四、自古以來高手在民間，在中國仿造技術如此高超的情況下，有人假造官印，並用以行事該怎麽辦？還有一條最最主要的，誰那麽聰明發明並使用了印璽，印璽的起源是啥時候？

針對這些排山倒海的疑問，讓我們調轉鏡頭，縱遊一下中國幾千年歷史，一探究竟。

入門：官印初識

中國古代的官印材質有好幾種，東漢初年學者衛宏【漢舊儀】記載：

「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西周龍紐形玉璽。現藏於渭南市博物館

大文學家蔡邕在【獨斷】中也說: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看來，在秦代以前，不僅天子和官員有證明身份的官方之印，民間也私刻自己所需的印，材質有普通常見的金、銀、銅、玉，也有用犀牛和大象骨頭刻的，那時候大家的印都叫璽，所以鄭玄註解說：「璽者，印也。」只不過，秦始皇一統天下後，為了證明自己皇帝的權威和王霸之氣，他所看好和鐘愛的，就發揮一貫獨占性，要求自他以下都不能用。

秦朝雖然短折而亡，但皇帝的權威一旦加固，就再不容挑戰，漢代沿襲秦朝規矩，只有皇帝、皇後等人的印才叫璽，而且也只有他們才用玉制印璽。1968年從西漢劉邦和呂後陵寢附近主動出土的一塊印有「皇後之璽」的白玉璽證明了這一規則。

「皇後之璽」是迄今發現唯一的漢代皇後玉璽。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

那麽漢代的其他官員呢？

衛宏的【漢舊儀】繼續說：

「諸侯王，黃金駝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

從最高爵位的「人臣」說起。西漢雖然不再如周朝是封建守土制，但依然采取分封親戚的方式，讓那些「擅長投胎」的孩子成為擁有一方土地的諸侯王。於是，從諸侯王開始，就必須配備自己的王印。諸侯王的印為黃金制，也叫璽。諸侯王之下是功臣階梯，功臣一般封為列侯，列侯屬於外姓人，身份上有很大一個滑坡，所以他們的印都直接叫印，也是黃金制。功臣團隊之後，是朝廷主要做事的文臣武將們，丞相、將軍是黃金印，名稱上又改了一個說法，叫章。年收入在兩千石糧食以上的官員，又下降一個等級，為銀印。再之後的收入在兩百石以上，千石以下的以此降規格，用銅作印。

東漢「廣陵王璽」金印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第九子劉荊所用之印。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一套規格下來，各級別的人身份層級都體現出來了。印章一詞也因此誕生。不過，此時官員的印和章尚且沒有具體區別，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才將印章用法區分開，刻著官職的印稱印，刻著王侯等爵位的印則稱章。

另外，上述資料中，似乎每一個層級相應的「鈕制」也有所遞減，「鈕」是什麽呢？這就要說到，當時的官員怎麽收藏或攜帶這些「身份證」了。

漢代及以前，官員的印基本都是隨身攜帶的模式。難道當時的衣服有口袋嗎？類似近現代縫合在衣服外的口袋並不曾見，但古代某些時候，看似寬大的袖子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麽寬廣，整條袖口通常只開一只手伸縮的口子，其他部位是縫合的，因此，衣服的袖子也相當於他們的口袋。但，我們古代官員的官印並不藏在袖子裏，如此高貴的身份特征，怎麽能藏著掖著呢？所以，當時的官印基本系在手臂上，或佩掛在腰間。

系和掛，印上必須有穿孔，而穿孔的部位就是印上面的「鈕」。鈕上形制的變更，同樣是區分身份的一種方法，因此，只有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和皇後才是「螭虎鈕」，即雕刻螭或虎伏在印上。東漢學者應劭在【漢官儀】中解釋說:「所以虎鈕：陽類，虎，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群下也。」換句話說，是用來嚇人的；而皇帝之下、兩千石以上的官印都是龜鈕，【漢官儀】：「龜者，陰物，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原來，這是暗示臣子的品格都該像烏龜一樣，該縮就縮，該退就退，不能與君主的權威相沖，讓他們受到「功高震主」的威脅感；再之後是千石以下、兩百石以上的銅官印，它們都用鼻鈕，沒啥特別講究，只是印上的鈕孔像人的鼻孔一樣大小，所以得了這個稱呼。

西漢螭虎鈕方玉印。現藏於河北博物院

有了穿孔隨身掛，就必須有繩子從中維系，這些繩子被統稱為「綬」。整個印的配備可謂環環相扣。和以上的材質、印紐一樣，「綬」也承擔了區別官員大小的作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說：

「諸侯王……金璽盭綬……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太尉，秦官，金印紫綬……大司馬，金印紫綬……大司空，金印紫綬……太傅，金印紫綬……太師、太保，金印紫綬……前後左右將軍，金印紫綬……禦史大夫，銀印青綬……」

從細微之處著手，方方面面都在體現古代官階的森嚴等級。

基本上，「金印紫綬」就是最高官員的象征，這個規則也一直沿襲到了唐代。【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小神童李泌在歷史上曾以布衣身份在唐肅宗身邊謀輔，倆人同吃同住，跬步不離，白天一起巡視，晚上促膝長談，儼然像身和影。有一次，倆人一起坐車巡視，圍觀百姓指著他們說：「快看，穿黃衣服的是聖人，穿白衣服的是個隱士」，唐肅宗聽了，覺得虧待了李泌，無論如何非要賜給他宰輔之臣才有的金印和紫綬，讓他掛於身上，在百姓面前當個有顏色有身份的人。

西漢安成候「安成候印」文龜鈕方形金印。來源/江西省萍鄉市蓮花縣數碼博物館

所以，文頭蘇秦一出場就是「掛」六國相印，他們當時對相印的攜帶方式就是掛在腰間。看客們如果見過博物館中某些鬥大的官印，也許不禁好奇，蘇秦一腰懸掛六印，不會腰椎間盤突出嗎？這倒不用擔心，因為，秦漢之際，官印的大小大約只在二三厘米見方左右，齊刷刷掛一圈都沒問題，威風極了。

因為這套印綬系統不只表明官員身份，也是榮耀的象征，因此，每當官員犯罪受罰時，最象征性的一個處罰就是要追收回朝廷賜予的印綬。比如，東漢伏波將軍馬援被人誣告後，光武帝大怒之下就做出了「追收援新息侯印綬」的舉動。得和失，不僅是面子問題，也會累及整個家庭的生存狀況。

已知了官印大體「長相」，那麽，它的使用方法是怎麽樣的呢？

秦漢之際，文書多用竹帛篆刻，官印難以直接蓋在上面，必須采用間接接觸的模式——將重要的信件和密令封在匣子裏，用繩子捆好，再以封泥塗在上面，最後蓋上官印，點火烘幹。所以，早期官印底下的刻字都在封泥之上。東漢蔡倫造紙之後，又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汰舊換新的過程，昂貴的帛書和難刻的竹簡被替代，官方的文書都以紙作為載體呈現，此時，官印才不用借助「中間商」，可以直接加蓋了。

南越國木簡。來源/南越王博物院

而且，隨著朝代更叠，官印的方方面面也在發生改變。

進階：官印七十二變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

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

——【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還京】

到了唐代，雖然繼續沿用官印制度，卻和漢晉以來有了本質變化：唐代的官印不再是個人的官名印，而變成了官署印。

什麽意思？

在漢晉期間，官印底下所刻的字一般都是官名，如「左丞相印」「假司馬印」「西安丞印」等，而到了唐代，官印的刻字都改成了如「尚書省之印」「安西都護府之印」「尚書兵部之印」等官署的字眼。這種改變，反映的是官員制度的改革：「官名印」更多時候所代表的是擔任職務的官員個人，所連帶的相關權威也基本是當事人的；「官署印」代表的則是整個朝廷的部門，部門內的職位，無需再體現。個人在其中只是部門中流水線上的一員，流動性極大。

唐銅高鼻鈕「中書省之印」。來源/故宮博物院

這樣一來，「人治」的功能性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和體系的運作。

據說，甲骨文將「印」寫作「抑」，其意義或許正和「官署印」背後統治者所寄寓的作用相同。

變成「官署印」後，官印不再由官員個人佩戴，而是另設專員保管，稱為「監印官」。又因此，官印的體積越做越大，同時，使用方法也更加嚴格了。比如，某項國家檔需要唐代中書門下的「堂印」蓋章，必須先由「監印」官審查無誤，然後取出官印，交由主持加蓋的「知印」官具體操作蓋章事宜。每一道程式都不止一個人經手，分化宰輔大臣權力的同時，也讓朝廷文書更謹慎細致。

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時期，官員的官印制度就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北朝的北魏就規定：

「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唯當曹為官長者給印。余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

北朝銅龜鈕「安西將軍章」。來源/故宮博物院

意思是，在同一個部門內，只有長官才有印綬。以郡為例，郡府僚屬中通常有佐官和屬吏兩個分化，佐官中有丞、長史、尉等職位，屬吏中有「主簿」「督郵」等，而這些職位中，只有長史和尚書二丞配備印綬，其他一律沒有。官印的配給大振幅下降。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所以，北魏是在定鼎中原後，沿襲了以往的一些規則，重新再出發，對漢人曾經的所有禮制進行了必要的刪繁就簡。

這種只有長官給印，部門其他官員無印的規制，正是「官名印」過渡到「官署印」的重要過程。朝廷上下政務的運作，機構的職能才是主要的，而非秦漢時期的個人及個人魅力。

在南北朝的南朝，官印也有一項重要改革。

在南朝劉宋時期，孔子世孫孔琳之在劉宋當官，他提出了一項關於官印的議論：

「……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人臣眾僚之卑，何嫌於即印。終年刻鑄，喪功肖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孔琳之的提議，給我們描繪了當時官員和官印的對應模式：在劉宋時，每當官員升遷或降職，他所用的官印都要被新繼任者「嫌棄」，而他去任的官職，也會嫌棄別的用過的舊印，所以每每官員有所變動，朝廷都要新制官印，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可這樣一來，官印不僅像變成了私人物品，也浪費了無數金銀銅炭和人力。於是，孔琳之提倡，除了新設定的官位或官印有所磨損，大家就用一塊官印，不需要再多造、重造。

孔琳之【日月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根據這條記載，不少人因此誤解，是孔琳之改變了官印與官員的匹配度，在劉宋之前，所有的官印都是一官一印，卸任也將官印帶走。其實，無論是戰國還是秦漢的實際例子都證明了，前代並非這種模式。

比如，戰國時期，魏國的丞相魏齊因為得罪秦相範雎而逃奔到趙相虞卿家裏躲避，秦王為了給頗受重用的範雎報仇，多次威脅趙國交出魏齊，虞卿既不想讓趙王為難，又不願辜負好友，只好做出了「棄印」的壯舉，帶著魏齊一起走上逃亡之路。虞卿棄印，既表示與趙王「割裂」，讓秦國不遷怒趙國，同時也是為了這塊相印能繼續為趙國的其他能者所用。漢朝時，劉邦為了保護兒子趙王劉如意，經禦史台副官趙堯提醒，改任曾幫助過呂後的禦史大夫周昌為趙國國相。周昌只好解印返交皇帝，到封地當了相國。周昌走後，禦史大夫一職空缺，劉邦便把玩著禦史大夫印詢問臣子，誰可以為禦史大夫者？瞄了一眼此時正在旁邊杵著的趙堯，便任命趙堯接任。可見，官印並非跟官員本人走，而是與官職隨行。劉宋的特殊情況，只是當時官員奢靡風氣造成的。

除了卸任解印，官印還會在什麽情況下離開曾經的主人呢？當然是被偷。

官印丟了，官位也沒必要留著了

中唐名相裴度從地方調回中央任中書省長官，不久又加平章事，是名副其實的宰相。二月，天氣乍暖還寒，裴度在中書省辦公，紅泥小火爐，就著小酒，正愜意著呢，左右的人忽然報告說：「官印找不到了。」其他僚屬都大驚失色，遺失官印可是大罪呀，唯獨裴度面色不改，也不指揮手下做出應對措施，只是繼續喝著自己的小酒。手下都禁不住想，相爺不會醉了吧？也不敢有所行動。

清殿藏本裴度像。來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結果，沒多久，左右的人再次來報，「奇了，相印又回盒子裏了」，裴度聽了，依然不發一言。周圍的人一邊佩服裴度不愧是宰相，有處事不驚的風度，一邊好奇，怎麽他丟了官印就能如此淡定不作為呢？裴度不緊不慢地答道：「這肯定是小吏們偷去蓋他需要急於生效的書券了，我們要大張旗鼓地抓賊，他必定情急之下把印燒毀或丟水裏，讓大家再也找不到。而咱們不著急，他辦完事自然就把官印放回來了。」眾人更加佩服裴度的氣度，因為，官員遺失自己的官印，也是犯法行為，他卻絲毫不緊張。

這項規則由來已久，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一篇【法律答問】：

「盜封嗇夫可（何）論？廷行事以偽寫印。」

「亡久書、符券、公璽（官印）、衡羸（累），已坐以論，後自得所亡，論當除不當？不當。」

雲夢睡虎地秦簡。來源/湖北省博物館

意思是，官員丟印要受懲罰，即使後來找回來了，也不能免罪。而且，這項懲罰是雙向的，偽造和偷盜的當事人，被抓到將是更嚴厲的處置。

張家山西漢簡【二年律令·賊律】篇記載:

「偽寫皇帝信璽、皇帝行璽，要（腰） 斬以（徇）。偽寫徹侯印，棄市；小官印，完為城旦舂□。」

漢朝對偽造「官印」的處罰也是根據偽印的級別，或者說盜用後將會產生的危害加以量刑，比如，偽造皇帝的各種玉璽，處以腰斬；偽造西漢二十級爵位中最高一級的徹侯印，犯人將被拉到熱鬧的集市當場斬殺，是為棄市；偽造一百石小官印，也要接受「城旦舂」的刑罰。城旦是被派到某地築城，也就是變成勞役的意思；舂是舂米，是對婦女的懲罰。城旦舂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種，起初是無期徒刑，後經過漢文帝減刑，改為最高六年有期徒刑。

1987年在張家界古人堤出土的東漢和帝年間的漢簡殘片，也記載了官印犯罪的處罰，與【二年律令·賊律】的區別是，東漢加入填補了偽造皇太後、皇太子、諸侯、列侯、二百石以上通官印的懲罰，均為棄市。

張家山漢簡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脈書】等。來源/荊州博物館

唐代官方的法律【唐律疏議·詐偽律】中也記載：

「諸偽寫官文書印者流兩千裏，余印徒一年。寫，謂仿效而作，亦不錄所用。」

即便是雙向懲罰，甚至偷盜和偽造者所受的處罰更重，但考慮到遺失官印會給官員帶來巨大麻煩，且他們不敢聲張，而技術高超的偷盜者則不一定被抓獲，因此，偷盜官印有時甚至成了對官員的一種報復。比如，明代李浚的官印就因為小人挾私報復而被盜，幸虧他自己機敏，略施小計就讓偷盜者乖乖地將官印自動歸還，反倒成了一段佳話。

【三才圖繪】中的海瑞像。來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這小小的一方印，既是古代的契約精神，又是保證了官方的信譽。官員們文書交往中，看到末尾所戳的大印，也就沒有疑慮了。對後世而言，官印的變革也讓我們認識到了中國古代政府機構的進步和演變，以及各朝代的組織和運作形態，它也是一部微型中國史。

來源丨國家人文歷史（文/大梁如姬）

編輯丨甘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