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書由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們托管仲之名集體完成，該書在總結管仲治國理政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集諸子百家之精華，以成就王霸政治為目標，建構了一套以人為本、德法並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並重的施政方略。追本溯源，人性論是【管子】施政方略的邏輯起點。
【管子】從利益角度來考量人性，將人性的特征概括為「欲利而惡害」（【管子·版法解】，以下出自【管子】的文獻只註篇名）。在得出對人性的這一基本認識之後，【管子】並沒有像儒家那樣進一步對人性做出「善」或「惡」的價值評判，而是僅從自然天性的角度去理解「欲利而惡害」。【管子】之所以不關註人性的價值內容而只關註人性的本來面目，是因為【管子】以功利主義為導向，其探索人性的終極目的並不是提升人的道德修養，而是要幫助君主找到「禦民之轡」（【牧民】），即找到駕馭人性的高效、便捷的治理方式。在【管子】看來，「欲利而惡害」的人性沖動是啟動人力的關鍵，它舉例說：「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裏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禁藏】）【管子】認為，君主應該正視人性的這一特點，一方面要保持頭腦清醒、提升自我修養，避免自身被短期利益所迷惑而做出錯誤舉動，【管子】的【心術】【白心】等篇都談到了相關論點；另一方面要認識到，正是因為人會受到人性「欲利惡害」的驅動，君主的意圖才有了被貫徹的可能性，因此，君主在制定治國策略時，應「圉之以害,牽之以利」（【形勢】），用好賞、罰兩種手段，「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牧民】），這樣便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管子】從民眾生存發展的角度對民之所欲所惡進行了歸納，提出了「四欲四惡」說，「四欲」是指佚樂、富貴、存安、生育，「四惡」是指憂勞、貧賤、危墜、滅絕。【管子】建議君主「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牧民】）。管子認為，「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牧民】）。正是基於上述認知，【管子】提出了「予之為取」（【牧民】）的治理思路，即要想從民眾那裏得到支持，就要先給予民眾。在這一治理思路的指引下，【管子】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眾物質利益和基本生存的措施，例如，對於種糧大戶，【管子】建議在青黃不接時，由國家為他們提供貨幣資助，即「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巨乘馬】）；對於普通農戶，【管子】建議在他們生活、生產難以為繼時，由國家借給他們陳糧以糊口、借給他們新糧做種子，即「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揆度】）；對於不同質素的土地，【管子】認為應該按照不同標準征收賦稅，即「相壤定籍」「上臾之壤守之若幹，間壤守之若幹，下壤守之若幹」「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眾」（【乘馬數】）；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管子】提出了「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五輔】）的救助策略等。除了「應該做什麽」的正面建議之外，【管子】還為君主的行政行為畫下了「不能做什麽」的底線，【管子·牧民】篇曰：「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即量民力而行，不要強制民眾做辦不到的事；「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即不能以違背民意為代價，來換取透過正當途徑得不到的利益；「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即要考慮施政行為的長遠影響，不能貪圖一時僥幸而去貿然采取短視的舉動；「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即不要欺騙民眾，不要去做那些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事情或者不具備可持續價值的形式主義的事情。
【管子】的可貴之處在於，它雖然從功利主義出發理解人性、利用人性，但卻並沒有把人性之所欲所惡框定在經濟利益和物質欲望的範圍之內，而是超越到了精神層面，看到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即「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版法解】）。所以，【管子】建議君主不僅要保障民眾的物質利益，而且還要讓民眾感受到君主對他們的愛護之情，即「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版法解】）。這種治理思路，使【管子】的治國方略呈現出德法並用的風貌。
在肯定人精神和情感需求的基礎上，【管子】進一步認識到民眾精神面貌和社會道德風尚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價值。其提出了「四維」說，「四維」即支撐國家穩固發展的四根支柱，「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牧民】）。【管子】認為禮義廉恥作為國家的道德價值支撐，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牧民】）。「四維」又來自哪裏呢？【管子】給出了明確答案：「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管子】的這一觀點深刻地揭示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辯證關系，國家發展離不開精神文明，但精神文明和道德價值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與物質文明密切相關，精神價值的流行需要物質前提作保障，這是一種遠見卓識。【管子】在重視物質文明基礎上強調精神文明、道德價值的重要性，更為理性務實。
綜上所述，【管子】的治國方略均可追溯至其以功利主義為導向的「欲利惡害」的人性論。百家爭鳴時期，與【管子】「欲利而惡害」的人性論最為接近的是韓非子的人性論，韓非子同樣從功利主義出發、同樣強調「利害」對人行為的驅動作用，但是，【管子】的治國方略與韓非子的極端法治理論顯然有很大不同。這主要是因為二者對「人性」理解的側重點不同：韓非子更加強調人性「惡害」的一面，他認為「惡害」比「欲利」對人的驅動力更大，故而更推崇嚴刑酷罰，其施政方略因此呈現出「重刑少賞」的特征；而【管子】則將人性的「欲利」與「惡害」並重，既重視刑罰對人行為的約束作用，又重視利益對人行為的激勵作用。此外，韓非子僅從物質利益的層面去理解人性所欲之「利」，並從利益算計的角度去理解人倫關系，把人單純看作獲取利益的「工具」，從而完全否認情感、道德等精神因素在國家治理中的價值，且傾向於將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相對立；而【管子】則從更宏闊的視野去理解人性所欲之「利」，從物質利益與道德情感雙重向度去理解人以及人倫關系，並認識到了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的一致性，從而形成了德法兼用、重視道德價值引領、重視民心向背的治理路徑。總之，正是上述對「人性」具體理解的分野，使得【管子】在施政方略上呈現出迥異於韓非子的特點。總體來看，【管子】的施政方略周全且富有遠見，理性務實且具有人文關切，堪稱中國古代政治智慧的一顆明珠，值得深入發掘並結合現代語境進行創造性轉化。
（作者：唐明燕，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