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出版的【臧克家舊體詩稿】中有一篇【自道甘苦學舊詩】的序。斯序劈頭三句開宗明義：第一句：「我愛新詩，更愛古典詩歌。」第二句：「我寫新詩，也寫舊體詩。」第三句則更是幹脆聲明：「我是一個兩面派。」
1990年，臧克家先生曾贈我一個書法條幅，內容是他一首自作詩，詩雲：「自沐朝暉意蔥蘢，休憑白發便呼翁。狂來欲碎玻璃鏡，還我青春火樣紅。」詩有激情，字亦極耐看。這首舊體，題為【抒懷】，作於1974年12月13日。那一年，臧克家69歲。12天後（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寫下了回憶「五七」幹校生活「憶向陽」組詩的第一首詩【夜聞雨聲，憶江南】：「料得江南春到早，雲山滴翠水溶溶。清宵夢覺瀟瀟向，猛憶沖雨夜出工。」
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體新詩人，在晚年「忽然」寫起了舊體詩，起初頗讓人訝異。但誠如詩人在【自道甘苦學舊詩】一文中所言，也當然有著其內在邏輯。但他的舊體詩歌創作主要時間是在1973年以後，其觀照的主題，一為酬贈舊雨新知；另一，就是反映「五七幹校」生活與勞動。前者多收入【臧克家舊體詩稿】，後者則結集為【憶向陽】，1978年出版後在文學界曾引起過爭論，記得當時的聲量頗大。
【憶向陽】題材詩歌寫作後、出版前，臧克家就曾寄贈同一幹校的「同學」或朋友看，並自印了油印本，在一定範圍中流播。得到的反饋（該詩集出版的1978年以前）自然也多是不錯的。正因如此，當人民出版社擬出版此詩集時，作為詩人，他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詩集出版後，風評一時不錯，但令詩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友姚雪垠在詩集出版當年的11月25日，寫下了【關於〈憶向陽〉詩集的意見——給臧克家同誌的一封信】。這是一封公開信，發表在【上海文學】1979年第一期上。
該文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憶向陽】主題的系列創作。姚文認為，【憶向陽】「用歌頌愉快勞動和學習的詞句去粉飾和掩蓋……」「你不僅沒有唱出人民的心聲，也沒有唱出你自己的心聲。詩中的感情不是真實的，至少說不完全是真實的。有真實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過妝的感情。有更真實的一面你不肯寫出，那倒是最寶貴的……你只寫出表面現象，表面的人和表面的事，不敢向深處著筆，不敢接觸現實生活的本質」。
姚雪垠與臧克家是相交相知多年的朋友，他們的友誼，建立在抗戰救亡時期。姚雪垠應該是喜歡以公開信形式的文學批評方式的。1944年他就曾在【當代文藝】雜誌上以公開信的形式，評論過臧克家的詩集【泥土的歌】。在那封寫於1944年3月10日的信中，姚雪垠說：「我們是老朋友，相知最深，平日我最愛談你的詩，你也最愛聽一聽我的意見。在很多時候你把我當做知音，我也常覺得能夠同你談心，談得投機，十分愉快。」在1978年的公開信中，姚雪垠仍然認為自己是以「數十年的老朋友」的角度來評論【憶向陽】的：「我的這封信雖然會使你生氣，失眠，但完全是出於對朋友負責的精神。我認為只有這樣，我才配做你的真朋友和古人所說的‘諍友’和‘益友’。」
隨後，也有人對姚雪垠的批評提出了反批評，認為「姚先生的批評給我的感覺卻不大像個‘老朋友’，而像個口稱‘老朋友’實際則是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王昌定【壓迫不是批評】，載【北方文學】1979年第10期）。
臧克家本人對姚雪垠書面批評的直接反應，至少在當年的報刊上似未有記錄。但從2006年徐慶全發表的一篇【轉型時期的標本：關於臧克家〈憶向陽〉詩作的爭論——從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談起】一文中得窺一斑。
此信為臧克家1979年2月14日寫給周揚之信，既是「未刊信」，但文中全部照錄，應視同已公開發表。所謂「未刊」，或指兩人生前未公開發表。此信所涉三人（即周揚、臧克家、姚雪垠），周去世最早，在1989年。姚次之，在1999年。臧去世在2004年。
臧克家在此信中說：「他（姚）又在今年一月號‘上海文學’上大批我的詩集‘憶向陽’（我曾奉寄您一本）……令人氣憤……」或許意識到信中內容會產生的影響，信的最後，臧克家對收信人有附言：「我的這封信，只供您參考，希望不外傳，免得惹出更大的糾紛。」
臧克家憤怒的另一個原因是，姚雪垠在「文革」中讀到「憶向陽」組詩時曾致信前者，大約是正面肯定的多。因此，臧克家在向上級領導如周揚處申訴的同時，還將姚致臧的十封信打印其後，並同時在友朋中散發。可見詩人當時是氣極的。這十封信，在徐文中征引了部份，因不得見此組信件全貌，此處不贅。
但在【社會科學戰線】雜誌1980年第二期中，姚雪垠發表了【無止境齋書簡抄一組】，其中，就有1974年12月25日和1975年1月25日致臧克家談詩的兩封信。其中一信，姚說：「我已經讀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幹校生活的小詩，希望你繼續寫下去。我已經說出過我的整個印象，既肯定了這些小詩，但又覺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會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評語。」
臧克家與姚雪垠，兩位當代文學史的重要人物，他們的友誼締結於「烽火連三月」的抗日戰爭，友誼綿延了三十多年，難道真會因一封信而終結嗎？1988年7月，【臧克家舊體詩稿】出版，收入了【寄姚雪垠同誌】（六首），詩中，既有「愧我詩少風雲氣，羨君筆下有驚雷」的謙虛，也有「細聞北上定如期，翹首南天日腳遲」的深情。姚雪垠晚年曾想寫一部回憶錄，甚至有一個暫定名【艱難的歷程】，但終因為趕寫【李自成】四五卷而分身乏術。2010年，由其家人組譯其生前寫作於20世紀最後二十年的三篇重要文章（【我的前半生】【學習追求五十年】【八十愧言】）的【姚雪垠回憶錄】面世，其中，對曾經在某個時間段中朝夕相處的「老朋友」臧克家，終未置一詞。
今人對於「五七幹校」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組織是陌生的，對於向陽湖亦是如此。雖然那個年代不可阻擋地離開今天越來越遠，好在有當事者留下了斑斑墨跡，如【向陽日記】（張光年）、【幹校六記】（楊絳）、【雲夢斷憶】（陳白塵）、【鹹寧幹校一千天】（楊靜遠）、【幹校劄記】（徐方），等等。還有【向陽湖紀事——鹹寧「五七」幹校回憶錄】（李城外編，武漢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書籍，這部書由當事人親寫，作者數十人，收輯文章115篇，上下兩厚冊，字數達85萬字。雖然對當年的記憶會有遺漏與死角，但見一知二，理性或感情充沛的私人史的之和，往往會成為時代理性的共同記憶，概莫能外。
臧克家的幹校生活是否都是如田園詩一般呢，當然不會是。在張光年【向陽日記】序言中，作者曾寫到：「我當然不能忘記詩友臧克家同誌，這本日記裏多處留下他的身影。」其中，1970年1月30日記載：「……今天全連開大會批判臧克家。上午臧檢查，我隨批鬥物件十余人到沙場勞動。下午參加大會，聽革命同誌批判發言。」又，1972年9月 14日：「下午臧克家來報喜訊，說（他的）歷史問題是維持了一九五六結論；還準備讓他回京養病。他說很受感動，哭了一場，寫了十幾封信通知親友。」
假如從遙遠的未來看今天的當代史，關於「五七幹校」，關於向陽湖，或只是一本歷史詞典中一群名詞。歷史，總是要拉開距離，才能看得真切的。【向陽湖紀事——鹹寧「五七」幹校回憶錄】一書中，當事人崔道怡有一段話說得客觀：「再過五十年，回顧新中國百年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編寫新中國一百年的文化發展史，人們的心，人們的目光和筆觸，都依舊會深情關註這向陽湖。」
同理，臧克家的【憶向陽】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文學樣本。如就文學價值上急於定論，或為時過早，但從為新中國文化史作註的意義上而言，【憶向陽】的價值，則是獨特的、無疑義的……
回到1990年的春天，我還記得當年收到臧老條幅開啟的那一剎，看到這首可算是他舊體詩的代表作，卻讓我苦笑不已，蓋因為，當時的他實足八五，年在耄耋、鮐背之間，而我，尚未而立。而這首【抒懷】，寫的可是老年人的心境啊。
如今，我竟然也到了花甲之齡，再讀、再觀老詩人親筆寫就的此詩、此字，彼情彼境更能體會。
文/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