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的三重境界：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文：蒙培元 編：先知書店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無懼。」
——【論語·子罕】第二十九則
中國哲學是關於人的學問，即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和價值的學說，在這樣一種學說中，心靈境界說或精神境界說是最有特色、最值得重視的部份。這一點，在儒學開創者孔子的學說中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
人們經常說，孔子是一位政治倫理說教者，孔子的學說是政治倫理型哲學，這當然沒有什麽不對，但是真正說來，孔子學說所涉及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其中，真正具有哲學意味的，是他的心靈境界學說。
孔子所主張並提倡的境界，具體地說，包括知、仁、勇三個基本要素。在孔子看來，能做到知、仁、勇三者，就是實作了君子人格，就是君子所應達到的最高境界。
▲孔子
▌知的境界：追求實用的「上學而下達」
首先，孔子很重視「知」的境界。
根據【論語】記載，他經常談到「知」的重要性。孔子所說的「知者」，是不是指知性主體呢？抑或是知性主體所獲得的知識？對於這個問題，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
從廣義而言，孔子所說的「知」包括知性主體，即通常所說的認知心，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客觀知識或物件認識，特別是文化歷史知識，包括典章文物、禮儀制度以至「草木鳥禽」之類，因而具有明顯的人文主義特征。
在孔子看來，客觀的經驗知識及歷史知識，對於應事接物以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必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至少不否定知識主體，如同後來的某些儒家。人的知識是靠「學」與「思」而獲得的，而「學」與「思」一般屬於知性活動。
就「學」而言，它是經驗的，客觀的；就「思」而言，可能是經驗的，也可能是先驗的，可能是客觀的，也可能是主觀的，但不管從哪個意義上說，都可以歸於知性範疇。
但是，還有另一種意義上的思，則不是單純的知性問題，比如「思無邪」，這是關於意義和價值的思考，它不是物件性的，而是存在意義上的「思」。這樣的「思」，與境界問題有直接關系。
事實上，孔子雖然很重視「知」，但是並不以獲得經驗知識或物件知識為目的，即不是為知而知，而是為用而知、為行而知。
這裏除了一般的實用目的之外，其根本目的則是完成一種理想人格，實作一種精神境界。這正是實踐主體所要完成的，不是知性主體所能完成的。因此，他雖然講了許多關於學、思與知的話，但其真正的目的則是「下學而上達」。
▲孔子講學
▌仁的境界：關乎道德的心靈情感
關於「仁」的境界，學者們討論比較多，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仁與心靈情感有密切聯系。如果說，「知」的境界是從認知方面說，那麽，「仁」的境界則是從情感方面說，但是如同「知」不是一般物件認識一樣，「仁」也不是一般的感性情感，實際上，仁作為一種心靈境界，是情感的自我提升與自我超越。
情感是人類心靈活動的重要方面、精神生活的組成部份，儒家從孔子開始，一直很重視道德情感，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仁的境界說，這種境界既是道德的，又有超道德的一面。
所謂超道德，是說它具有宗教精神，或者說是一種宗教境界。因此，不能把孔子的仁學僅僅歸結為世俗的倫理主義。
仁也是一種德，但孔子把它單獨提出，作為他的學說的核心，則有更重要的意義。
馮友蘭先生把仁解釋成「心之全德」，正是為了說明仁在孔子學說中的地位。
人有一種情感需要，比如相互承認、同情心、憐憫心、互助、互愛、尊嚴等等，如同人有認識事物的需要一樣。這種情感需要特別受到孔子的重視，在原始宗教發生動搖並開始瓦解的時候，孔子便從中發展出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仁的境界說。
仁的學說的提出，當然與春秋時期「人的解放」有關， 後者可說是孔子仁說的社會背景，但仁之所以成為境界，我們主要從心靈的情感需要及其內容、目的方面去著眼，而不去討論社會背景方面的問題。
孔子很看重人的真情實感，他認為只要有真實的情感，就是實作仁的境界的基礎。
仁作為心靈境界，首先以心理情感為基礎，但又必須超越情感，成為普遍的精神存在，而不是個別的心理現象，更不是個人的情感欲望。
只有從超越層面上看，仁才能成為境界，否則，只是一些具體的情感活動，並不能構成精神境界。為了保全人的價值和尊嚴，仁者能夠獻出生命，雖死而猶生。能殺身以成仁，說明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境界卻是永存的，這也是仁的境界的宗教意義之一。
正因為如此，孔子把實作仁的境界作為形成君子人格的首要任務，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勇的境界：無所畏懼的精神力量
當孔子不止一次地提出，知、仁、勇三者是「君子之道」時，毫無疑問，勇也屬於心靈境界的範疇，所不同的是，
知與仁的境界主要是從知與情的方面說，而勇的境界則主要是從誌的方面說。
據記載，孔子尚武且很勇敢，建立過功勛，但這裏所說的勇，主要是指氣勢、神態和品格，即無所畏懼的精神力量，不一定表現在軍事上或其他武功上。
從心靈的角度而言，勇是一種高度凝煉、高度昇華了的意誌力，這種意誌力是理性化的，也是持久的，不是憑一時意氣用事的匹夫之勇。
它是心靈活動的重要方面，也是精神境界的組成部份。
這種意誌本是人人具有的（比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但是，如果經過培養，使之成為持久的、穩定的、有內容有目的的精神力量時，便成為精神境界的組成部份。
有這種境界的人，具有面對困難、戰勝困難的勇氣而毫不退縮。有了這種境界，他能夠按照自己的主張和理想勇往直前地去實行，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卻不管別人如何去議論，「悽悽惶惶，周遊列國」，就是最好的說明，時人視之為「遇」，孔子卻自視為勇。有了這種境界，還可以面對死亡，「殺身成仁」、赴湯蹈火。正因為如此，孔子很重視勇的境界的培養。
在孔子看來，勇是多方面的，也是有層次的，有南方之勇，有北方之勇，有匹夫之勇，有君子之勇。
他所提倡的勇是同道德意誌相聯系的，也是同知相聯系的，就是說，它是自覺的，不是盲目的。
仁者具有普遍關懷的情懷，也有內在的道德意誌，因此必然有勇；但單純的勇者如果缺乏普遍關懷的情懷，則只能是一介勇夫。在這裏，仁是包含勇的，勇卻不能包含仁。
但真正的勇者，應當與仁是統一的。要達到勇的境界，還要學以獲得知，如果不學無知，就容易出亂子，「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這說明勇的境界必須以仁、知為基礎。
在孔子弟子中，不乏勇者（如子路），但孔子經常對之進行啟發教育，不可恃勇以行，就是證明。
知、仁、勇三者雖可以分別言之，並與知、情、意相對應，成為心靈活動的基本內容，但就人的精神境界而言，三者實際上不可分。
由三者構成的整體境界中，仁是核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所提倡的，就是仁的境界。
但這並不是說，仁可以籠罩一切，代替一切。孔子的真正貢獻就在於，他不僅提出了仁的學說，而且從知、情、意三方面考察了人的心靈活動，因而提出知、仁、勇三者統一的心靈境界說。
境界說是孔子哲學的靈魂，也代表了儒家哲學的基本精神，它不僅為傳統儒學以真、善、美合一為特征的境界說奠定了基礎，而且對整個中國哲學與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