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之教」 是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規。 自孔子之「踐仁以知天」，曾子之「守約、慎獨」，到孟子之「盡心盡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以及「修身以俟命」，都是成德之教弘規的全部展開。 宋明儒者所弘揚的，便是這一成德之教的弘規。 而王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亦可說是對「成德之教」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陽明學以教人成德為其學說旨歸。 當時，明代立朱子學為官方正統學說，並以此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導致士人皆將此作為通向舉業之徑，人們終日陷溺於辭章訓詁之中。 面對此景，王陽明發出「聖道不明、聖學難再」的慨嘆，由此他決定先從【大學】 文本出發，提點世人，回到孔孟，以期重現「成德之教」。
一、古本權威的確定：【大學】古今之辨【大學】原為【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在宋時地位逐漸上升，朱熹將其與【中庸】 【 論語】 【 孟子】合稱為「四書」，並作【四書章句集註】，明成祖後此書成為後世儒生學習的官方教材。① 朱熹認為：「大學，孔氏之遺書。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正是基於【大學】在四書中的重要位置和受重視的程度，王陽明先從【大學】的版本問題出發，透過將【大學】舊本與朱熹所修訂的改本作對比辨析，指出當時通行版本的不合理之處，以求回歸對舊版的關註，重新確立原典的權威性，這樣便可確保其學說的學統正當性。王陽明肯定大學古本，認為此版並不存在所謂的「錯簡」「闕文」等情況，如此便否定了程朱以來對大學所進行的調整、補文的合理性，② 有利於王陽明從形式和內容上解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進而闡發自己的「誠意格物」 說，將重點聚焦到「誠意」二字，之後其「致良知」核心思想的提出便可謂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在字義辨析方面，王陽明認為：「‘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 ‘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在文意連貫方面，王陽明認為：「下 面 ‘ 治 國 平 天 下’ 處， 皆 於 ‘ 新’ 字 無 發明。」在語意側重方面，王陽明說道：「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由此可見，王陽明承襲孔子「富之、教之」和孟子「親親而仁民」之意，於「仁」之思想多有發揮。 經過對大學古今版本的辨析，王陽明得以廓清思路，在舊本的基礎上闡釋自己的「誠意格物」諸說，以此與朱熹「格物致知」說分庭抗禮。在朱熹所註的【大學章句】 中，有明顯的本末、先後、始終次序。
如在解釋八條目時，朱熹註道：「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如此，便將「格物致知」放在一切工夫的首要位置，使為學者難免於此處孤註一擲。 並且，朱熹提出「格物」 要「窮至事物之理，推至事物之極」，如此方可獲得無盡之知。 然而，這樣究極下去，何時才能完成修身，何時才能實作齊家治國平天下？ 就知識的無限性而言，此種為學方法，必然會使無數學者汲汲於聞見之知，進而脫離日常實踐，導致道德旁落，最後發出何時可止、止於何處的疑問。格物之後如何能致吾心之知，如何能「誠得自家意」？ 這是朱熹之說衍生出的又一問題，也是其最根本的問題。 在王陽明看來，不應離開人的道德而空談格物，而應該時刻確定格物的目標是要培養人的德性。
王陽明曾遵循著朱熹的為學方法漸進讀書，雖有所進步，但仍自覺難成聖賢，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物理」和「吾心」總是為二，難有接頭之處，因此，朱熹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從來就不是聖賢的本意，聖賢之學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有道德、明人倫。 龍場悟道中，王陽明恍然悟出「心即理」，「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 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道理。
王陽明提出「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無非是辟朱熹「格物致知」之學來為自己的學說張目。 為此，王陽明在【大學古本序】中說道：「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 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 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 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王陽明指出【大學】的主旨便是要人「誠意」，他在寫給顧東橋的書信中說道：「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並且他 指 出 「 要 在 立 誠 而 已」， 「 立 誠 盡 之矣」。
在王陽明看來， 「 誠意」 的工夫就是「格物」，誠意的目標是「至善」，衡量至善的準則是「致知」，做到致知，本體便得到復歸。與朱熹不同的是，王陽明不再將「物理」 與「吾心」、 「 己」 與「 人」、 「 修身」 與「 齊家」、 「 治國」、「平天下」分隔開來，在他的學說中，這些範疇之間並沒有體現出明顯的本末始終關系。 王陽明說道：「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
真正解決為學支離虛妄問題的關鍵便是簡化並連線【大學】中的核心概念，而非作補傳。 後世學者對儒家經典著作註疏愈多，愈是只在支節處增進，這樣就導致離真正的聖人之學愈來愈遠。
至此，王陽明透過對【大學】的重新解釋完成了其學說的第一階段，即提倡「誠意格物」。①王陽明整個學說體系就是這樣隨著對經典的重新解釋而建立、展開和完成的。 他贊成孔子「述而不作」的做法，反對後世學者對聖賢之學的增添。 他說道：「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 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仿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失其真愈遠矣。」
因此，他對於經典的總結，重點在於其中的旨義而非文辭。 王陽明多次要求弟子把握經典中的精神，如他在答弟子徐愛問【六經】【春秋】的異同時提出經、史相同，皆為揚善去惡而作。① 王陽明教導弟子， 不能拘泥於文字，須解其中意涵，這點在其解釋顧東橋來信中所提到的【四書】 【六經】 所在的問題時體現得尤為明確。 王陽明列舉子張和顏回的例子，意在說明聞見之知不及在心上求的德性之知。那麽，在心上如何用功呢？ 王陽明說： 「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 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 矣。」
即 要 求 於 「 心 上 求 理」， 追求「心體之純」，進而指向個人的「德性之知」。 正是基於對經典精神的把握，正德三年春在貴州龍場「悟性具聖人之道」後，王陽明用五經之言相佐證，發現了聖人之言與自己的想法完全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