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與逝者協商】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我是如何成為作家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個鄉村醫生，就是那種駕著雪橇冒著暴風雪去幫人家在餐桌上給產婦接生的醫生。我的母親是個野丫頭，喜歡騎馬和滑冰，不喜歡做家務，喜歡爬高上低，邊練習鋼琴邊讀小說——家人煞費苦心，就是為了讓她變得淑女一點。我父親在師範學校看見她竟從樓梯的扶手上滑下來，當即就下定決心要娶她為妻。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負責管理魁北克北部一個很小的森林昆蟲研究站。每到春天，父親和母親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時候，他們就回到城裏，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歲大的時候，父母用一個旅行背包把我背進了森林，那裏成了我的故鄉。
一般認為，作家的童年生活會影響他們的職業，但仔細審視他們的童年你會發現，其實作家們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們的童年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與書和孤獨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沒有電影也沒有劇院，收音機也不好用，但我從來不缺書籍。我很小就學會了閱讀，對讀書到了癡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書我都讀，從來沒有人幹涉我不可以讀哪本書。母親希望孩子們安靜，而讀著書的孩子是很安靜的。
我們家的親戚我都沒有見過，在我心目中，祖母們的形象與童話故事中「小紅帽」的祖母差不多，這大概對我後來走上作家這條路是有影響的——無法區分真實與想象，或者認為真實的東西同時也是想象的：每種生活都是有內在的生命的，這是一種創造出來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獨的，在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給他們講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講故事給我聽的人，剛開始我只是聽眾，但沒過多久我有了講故事的機會。講故事的規則是一直講下去，直到講不出新的東西或者是想換一下聽別人講。
本文配圖|電影【第六感】
作家為誰而寫作？
當我們談到日記作者，這個問題最簡單不過。答案很少會是「不為任何人而寫」，但這種說法是一種誤導，因為除非作家把問題的答案寫進書裏出版，否則我們讀者不可能知道答案。例如，雅爾瑪爾·瑟德爾貝裏1905年出版的驚世駭俗的小說【格拉斯醫生】中，主角、日記作者格拉斯醫生如此說：
此時，我正坐在敞開的窗子旁寫東西。寫給誰呢？既不是寫給朋友或情人，甚至也不是寫給我自己。我今天不會讀我昨天寫的東西，明天也不會讀我今天寫的東西。我寫東西僅僅是為了讓我的手不停下來，使我的思緒能自由流動，是為了在失眠時打發時間。
這個說法看似有道理，而且的確有道理——我們讀者很容易相信它。但真正的事實——這種假象背後的事實是，這段文字不是小說的主角格拉斯醫生寫的，而且並非不為任何人而寫；它是小說的作家雅爾瑪爾·瑟德爾貝裏為我們讀者寫的。
小說中虛構的作家，鮮有不為任何人而寫的。更為常見的是，即便虛構的作家在虛構日記，他也會假想一個讀者。他會思考：他寫這本日記給誰看呢？給未來？給後來人？……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所做的這件事的重大意義。我們如何與未來溝通呢？這種事本質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未來與現在相似，那麽它就與他所寫的不一致；如果未來與現在不一樣，那麽他現在的困境到時將毫無意義。
寫作者常常面臨的困境是：誰會讀你寫的東西，無論現在或是將來？你希望誰來讀？溫斯頓·史密斯的第一個讀者就是他自己——將他自己不可告人的思想寫在日記上，給他帶來了滿足感。
當我年輕時，對溫斯頓·史密斯空白本子的描寫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吸重力。我也曾試著去記日記，但最終沒堅持下來，失敗的原因是我沒有假想過日記的讀者。我不想讓任何人看我的日記，只有我自己可以看。但我已經知道自己會在日記裏寫些什麽——都是些多愁善感之事，既然如此，那何必還要費勁去把它們寫下來呢？這似乎只是浪費時間。但很多人並不這樣認為。
寫作與生存
我打算探討另一種對立關系——藝術與金錢的關系，關乎生存的問題。這就是作家不容易之處，他們要承受文藝創作的艱辛和支付房租的雙重擠壓。作家該不該為金錢而寫作？如果不是為了錢，又是為了什麽？哪些意圖是正當的，哪些動機是可被接受的？藝術的良知與資本凈值的分界線在哪裏？作家應該獻身於什麽，或者獻身於誰？
你大概會這麽想，提起錢的問題難免有點俗氣。我也有這種想法，因為在我們這代人的眼裏，雖然我們毫厘必爭，但說起錢來就像揭自家的短一樣難堪。但是如今時代變了，家長裏短現在成了暢銷的玩意或前沿畫廊裏的硬貨，所以盡管你覺得談錢很庸俗，你也可能覺得這樣既直接又誠實——甚至可以說是堂堂正正——因為如今一切都用金錢來衡量，不是嗎？
作家想賺錢的說法至少有個好處，就是民主，誰都能理解，而且也說得通。然而，一切關於藝術的輕描淡寫的說法——比如我馬上就要跟大家講到的——在簡單直接、物質至上的好萊塢世界裏，就會顯得不入流且虛假。
其實不光好萊塢是這樣。出版商不也時常透過透漏預付給了某作家高額的稿費的訊息，期望讀者更尊重某本書嗎？為什麽要裝出人們對此毫不在意的樣子？人們離開大學的課堂越久，就越會承認自己對此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