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的北麓，泉城之南，有一古剎曰靈巖。靈巖古剎肇啟於東晉，知於苻秦，興於元魏，盛於唐、宋、金、元，至明猶盛於萬歷以前，而衰於天啟以後。
縱觀靈巖寺的發展歷史，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成就，與歷代帝王遊幸靈巖是密切相連的。2024年5月，在「海右文瀾 靈巖論道—佛教中國化暨靈巖寺歷史文化論壇」上山東大靈巖寺住持弘恩法師發表了題為【從佛教中國化的視角看靈巖寺歷史上的政教關系】的學術演講。覺悟號摘錄弘恩法師論文部份觀點如下：
文/弘恩法師
歷代帝王於靈巖寺，結下恩寵有加的佛緣
公元67年，亦即東漢明帝永平六年，佛教傳入中國，284年後，公元351年，僧朗大師初到靈巖創寺。迄今已有1670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山東大靈巖寺作為中唐以來天下寺院的「四絕」之首，高僧輩出，為世推重，這種盛況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由於寺院自身的影響力，以及在自身發展歷史中大部份時間是皇家寺院，因此它與政治的聯系就更密切，靈巖寺的發展也就理所當然地處在了中國佛教的發展的前沿位置。
縱觀靈巖寺的發展歷史，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成就，與歷代帝王的關心是密切相連的。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要想在華夏大地上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就必須作好中國化的文章。政治認同是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前提，而寺院能得到帝王的擁戴護持，更是錦上添花，幸中之幸了。
帝王：佛教中國化的大功臣
從漢文帝夢見靈巖千柏，僧朗大師開山建寺國主擁戴，就奠定了靈巖寺在漫長歷史長河中幾度興衰但依舊法脈綿延不絕的發展基調。及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初步完成中國化的磨合發展期。與此同時，靈巖寺也完成從朗公（僧朗）初創到法定禪師建寺發展的時期。朗公在靈巖，最初受到過前秦國主苻堅的禮請，苻堅除了數度下旨征召朗公外，還賜於大量的財物。朗公在【答秦主苻堅書】說：「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雲雲，委拒了苻堅，而苻堅益加敬重師德，及後來沙汰搜捕天下僧眾時，還特別下詔保護朗公與其僧團，其詔雲：「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
繼苻堅之後，又有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後燕主慕容垂、南燕主慕容德、後秦主姚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也先後下詔禮請朗公大師，並賜與紫金缽、紫磨袈裟等。南燕主慕容德，更是把二縣的租稅賜於大師，而大師非常善巧的將此拿來建寺造像，為慕容德修福祝禱。
在這些國主不斷地敬重扶持之下，靈巖寺的初創，就有了一個非常高的歷史起點與基礎，千七百年靈巖的發展，隨之拉開了一個宏闊的歷史序幕。
隋文帝刻在DNA裏的佛緣：第一位到靈巖寺的皇帝
隋文帝楊堅崇佛，由於其母親為濟南人，建國後，即追封外祖父呂雙周為齊郡公，並任命舅父呂道貴為濟南太守。隋文帝還下令重修濟南柳埠朗公寺，並賜名「神通寺」，並同時為神通寺等指定了功德主。在唐道宣律師【續高僧傳】中記載：「又敕河南王為泰嶽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王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由此，在隋文帝的關心護持下，神通寺、神寶寺、靈巖寺都有了強大的皇族作為外護。在開皇十五年（595年）正月，隋文帝東巡齊州，並親自到靈巖寺駐蹕遊覽，隋文帝成為第一位到靈巖寺的皇帝。隋煬帝楊廣即位之後，史載其曾赴濟南拜祖母，由此可推斷，隋煬帝也曾造訪過靈巖寺。
佛教鼎盛的唐朝：靈巖歷史的高光時刻
唐太宗李世民曾為靈巖寺禦書閣題額。至今靈巖寺禦書閣前有明朝德蕃王府重立的唐太宗禦筆篆書「禦書閣」碑，北宋仁欽法師亦曾立。
唐麟德二年（公元666年），高宗皇帝與武則天封禪泰山後，駐蹕靈巖。【舊唐書】記載：「冬十月戊午，皇後請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十二月丙午，禦齊州大廳。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高宗皇帝這次駐蹕靈巖，車駕隨從眾多，從這裏也反應出當時靈巖寺的強大接待能力與發展之盛況。當時被高宗與武則天奉為國師的神秀大師，他的高足降魔藏禪師後來住持靈巖，在北宋贊寧的【宋高僧傳】中記載他聽了神秀大師的教誨後「尋入泰山，數年臻萃，供億克周」。雖然現在沒有史料記載高宗與武則天對靈巖寺的護持，但降魔藏住持期間「供億克周」的經濟能力，應該與他們的到來是分不開的。
靈巖寺現存年代最早的【唐垂拱造塔記碑】有這樣的文字：「謹舍財敬造斯塔一所，奉為皇帝陛下,師僧父母,普及含靈,存亡眷屬,盡願超逾,俱登覺路。」垂拱是武則天的年號。這是當時寺中僧眾為了感戴國主恩德而發願祈福祝禱。
互利共生的宋金：靈巖寺發展的黃金時期
宋朝從太宗皇帝開始，帝王與靈巖寺的關系開始密切起來。靈巖寺現存的辟支佛塔就是宋太宗淳化三年開始重建的。宋朝皇帝對於靈巖寺重大的政治幹預推動發生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現存的【敕賜十方靈巖寺碑】完整地記敘了這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當時的住持永義「給府披訴情願狀，退靈巖寺主。」雖然永義法師也是政府派遣，當時靈巖寺僧眾不算太多，「有僧行一二百人，遂其四方燒香送供人施利至多。諸處浮浪聚集，兼本寺莊田不少」，但事務繁雜，兼之社會上各種人士「浮浪聚集」，所以寺內很混亂，而永義法師「一向修行戒行」，無連心力管理寺院，所以他向官府請辭。此事反映到朝廷，於是「奉聖旨依奏劄付開封府，尋劄付左街僧錄寺」，左街僧錄司智林法師奉旨之後，就選賢舉薦「左街定力禪院講【圓覺經】、賜紫僧行詳一名，充齊州靈巖寺主勾當住持。」行詳法師在接到委任後，恐獨力難撐，又上表要求「指摘僧五七人同共前去充本寺掌事」，即選取五七有德能的誌同道合的僧人一同到靈巖寺擔任寺院的職事。雖然如此，行詳法師仍然擔心靈巖寺的混亂局面難以把控，他提出了自己的擔心：「行祥竊聞，靈巖寺素來最是兇惡，浮浪聚集，前後之六七次，住持不得，雖今來許令指摘掌事僧五七人，亦慮難為照顧。」由此可見當時靈巖寺混亂不堪的局面，所以他又請了一道聖旨：「特乞給一為國焚修傳教住持宣劄，付身前去，所貴有以彈服遠人，廢寺易為興葺，積集功德，上贊聖祚。」他特乞一「為國焚修傳教住持宣劄」的聖旨，主要目的是借助皇恩國威，「有以彈服遠人」，亦即有聖旨在手，可以服眾。
於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行詳禪師帶著「護身聖旨」，來到靈巖，慢慢地興葺廢寺。這道敕令，是靈巖寺由廢轉興的轉折點，可以說，這塊【敕賜十方靈巖寺碑】，正是靈巖寺發展的真正意義上的「裏程碑」，它再次重新開機了靈巖寺的偉大歷史發展行程。
南宋時期，女真族入侵中原建立了金朝。金世宗曾下詔書保護靈巖寺的山林不受地方的砍伐。其詔曰：「推恩天下山澤，以賜貧民，任其樵者薪之，匠者材焉。惟靈巖同五嶽，留護靈脈，不在賜例，采伐者仍治以罪。」
靈巖寺的田產，於北宋景德年間，在妙空長老的努力下，由朝廷劃撥，但之後不斷遭到當地豪強的侵占。金代不僅保護了靈巖寺的山林田產，還完全免除了靈巖寺的賦稅，自此，元、明兩朝皆沿襲這一優待。金代對寺院的各種支持，必然會孕育靈巖寺發展的歷史機遇與高峰。
元明清三朝：跌宕起伏的靈巖寺
元代由於蒙古的皇帝皆信奉佛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下令免除天下寺院的賦稅，禁止軍民幹擾寺院。在元朝歷代帝王的護佑下，靈巖寺的發展一度達到了歷史的巔峰。
元朝歷代皇帝對靈巖寺下過的聖旨很多，靈巖寺天王殿東存有一通【元聖旨碑】，刻了兩道聖旨，一道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兔兒年頒布，即至元28年（公元1291年），另一道是元成宗在羊兒年頒布，即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這兩道聖旨內容基本相同，除了保護靈巖寺的寺產外，還特別提到兩點：一是不準官府在寺院內辦公及存放公糧，二是不僅自此以後免除賦稅，還把當地政府催交的鼠兒年以前的稅收全部免除，其文曰：「鼠兒年已前的稅糧休要者」。
從現存的史料推斷，元朝的皇帝對靈巖寺可謂「情有獨鐘」，不遺余力地關心護持靈巖寺的發展。在這樣優越的條件，靈巖寺在至元年間迎來了了歷史發展的鼎盛時期，根據【靈巖誌】記載，當時寺院占地方圓八十裏，聚集僧眾二千余人。靈巖寺發展的盛況，也讓它一躍而成為唐朝以來天下寺院「四絕」之首。
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皇覺寺出過家，所以明朝的皇帝大多都崇奉佛教。
明英宗朱祁鎮曾頒賜【永樂北藏】一部於靈巖寺。現存於天王殿東側的明正統十年（1445年）的【皇帝敕賜大藏經聖旨碑】雲：「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誌，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山東濟南府長清縣靈巖禪寺，永充供養。」
明憲宗時期，曾下詔將「敕賜靈巖寺」改名為「敕賜崇善禪寺」。成化十五年（1479年），當明憲宗接到靈巖寺產受地方侵損嚴重的報告後，隨即下旨予以明確疆界、保護寺產。同時，又對靈巖寺住持進行了新的任命，以提升靈巖寺的地位：「戒壇宗師至珍長老為僧錄司右覺義(叢八品)，仍於寺住持。領眾焚修祝費，為多人造福。今後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不許侮慢欺淩。」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因母後施印藏經之願，刻印成【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後，頒賜一部於靈巖寺，在明朝帝王的護持下，靈巖寺基本沿續了元代的發展盛況。
由盛轉衰的靈巖寺，置死地而後生
明朝末年，孫化亭聚匪眾萬余盤踞靈巖，清順治六年方始清剿完畢，自此，四絕之盛，只成空憶，寺院衰極，亦由此而始也。清代雖有僧眾住持，亦間或小有修葺，但頹勢難挽，閃耀過一千多年的歷史輝煌，曾貴為四絕之首的靈巖古剎，隨著清朝國運的不斷衰落，寺院的發展亦如同深秋落葉，飄搖欲墜。
如今的靈巖寺
綜上所述，靈巖寺從寺院初創，到明末衰落之前，歷代皆受到帝王不同的關心與優待，「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在此前提下，寺院的住持與高僧們順應時代，以自己卓越的修行與智慧，秉持「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慈悲情懷，從隋唐開始，便逐步發展成為江北歷史重剎，隨著寺院的不斷發展，以及唐德宗時期宰相李吉甫對靈巖寺「四絕」之一的定位，使得靈巖寺慢慢成為了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
原標題丨從佛教中國化的視角看靈巖寺歷史上的政教關系
圖片來源丨十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