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編輯概念，對建設編輯學的意義，首先在於借此才可確定本學科的物件、範圍；然後在這物件、範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理論範疇和內容體系。我在【怎樣理解編輯的概念】中說，編輯概念的混亂可能造成「一筆糊塗賬」。這首先就是物件、範圍方面的「糊塗賬」，然後就是理論範疇和內容體系方面的「糊塗賬」。認為討論編輯概念是無謂的「概念之爭」，正是出於「糊塗」。因為，一旦編輯概念具體化，比如把「收集材料、整理成書」這個編輯概念具體化，就是認定孔子、司馬遷是編輯家，認定刪詩、作【春秋】和創作【史記】是編輯活動，這樣就立刻成為學科的物件和範圍方面的問題。換句話說， 編輯概念問題，不可能不成為學科的物件、範圍問題。 8年前研究編輯概念時，編輯學界都認定孔子和司馬遷是編輯家，我從學科的物件、範圍角度很容易看出其中毛病。其一，編輯學的物件、範圍不在出版業或傳播業之內，而在其外，豈不違反常理？其二，歷史學、文獻學、圖書館學等皆不認為孔子、司馬遷是編輯，相反認為是作者。經學史家周予同認為六經是孔子的「著作」；【史記】是司馬遷的著作，在學術界從來無人懷疑。把公認的著作家和著作活動拉過來作為編輯學的物件，豈不「糊塗」？後來，見批評我的人提出，像【史記】那樣由收集材料、整理加工而成的「書」不可稱「著作」，察其原因，卻是因為不知「著作」有廣義概念這個漢語常識，此屬「糊塗」之最。如此情況，看來是學術上缺乏準備而又急於求成所犯的幼稚病。所以， 與編輯概念的混亂同時出現的一件事，就是學科的物件和範圍被搞亂了。 就像東漢末年的劉備沒有地盤而想割據稱雄那樣，編輯學沒有找準自己的物件、範圍，學科建設怎能不受損害?這是十分可惜的事。
就書刊編輯學而言，我認為其學科物件，簡單說就是出版業中編輯的專業活動，其學科範圍據此去劃定。再具體地看，我認為可以分為編輯活動過程和編輯活動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兩部份。編輯活動過程包括從選題、組稿、審稿、加工到編後的一系列工作。編輯活動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主要有三：一是編輯與印刷、發行的關系，此為出版業內部的關系；二是編輯與作者和讀者的關系，此為編輯從事專業活動與社會直接形成的特殊重要關系；三是編輯與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等的關系，此為編輯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這三方面社會關系，既制約或規定編輯活動的內容和方式等，又為編輯活動創造業績提供廣闊的舞台。 學科物件包括編輯活動過程，還包括其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 ，因此，王華良曾將我這一再說明的觀點，概述為學科物件中的「關系說」。 我以為 註意其社會關系，便於跳出以往研究工藝過程的老套路，去作更深一點的理論概括。
關於研究方法 ，1987年曾撰專文。我主張不對編輯活動作孤立的和靜止的考察，而是 從其賴以存在的諸社會關系中去考察；又認為編輯活動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關系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 ，換句話說是發展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方法論，其實就是 唯物辯證法 。它與我在學科物件中提出的 「關系說」 是一致的，這便形成學科中的方法論與物件論的統一，比如，據此去研究編輯的歷史，首先需在物件、範圍方面劃定為歷史上出版業中的編輯活動。再從歷史過程中看，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出現和改進，文化教育的不斷普及，為出版業也為其中編輯的產生和發展提供社會條件；編輯在出版業中與印刷、發行的分工是從不明確逐漸走向明確的；編輯活動的內容最初以翻刻古籍和出版選集、總集、別集、類書為多，選題範圍由經部、史部逐漸向子部、向科技、向小說戲曲方面拓展；編輯的作者最初以前代名家為多，同代作者比重的增加相當緩慢；編輯的出版質素觀念素受重視，經營觀念逐步加強，版權觀念十分薄弱；官僚、宗教家、藏書家和士大夫是最早的出版者兼編輯者，又是最重要的讀者；讀者的範圍，由幾個大城市逐漸擴充套件到民間；出版業以及其中的編輯活動對中國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對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對統一國家的鞏固、對中華文明在周邊國家的傳布等，皆起過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如此等等。這樣去研究，是把學科的物件、範圍、方法三者統一起來，從而使編輯學的內容豐富生動，別開生面；它與文獻學、編纂學、圖書館學、歷史學等有交叉現象，而無重復雷同之弊。這成為我對自己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
上面所說的唯物辯證法是作為哲學方法，即思維的基本出發點的；在此基礎上， 研究時尚需結合一些具體方法 。例如，有位先生評我為「傳播學派」，就是根據拙作中 傳播學方法 套用較多。此外，我對 社 會學、文化學的方法 同樣是重視的； 版本學、目錄學等方法 偶有襲用。
【節選自【滄海十年不是夢，風斜雨茫總惆悵——<編輯學論稿>再版後記】，【編輯學刊】1995年第3期。】
責任編輯：朱田子
作者簡介 About the Author
劉光裕（1936- ），江蘇武進人。中國著名編輯學家，編纂中國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導者之一。1959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留校執教。1970年，借調至山東省革委寫作組。1973年，全國十家直屬中央的綜合大學學報奉命復刊，山東大學【文史哲】為其中之一。劉光裕回到山東大學，任【文史哲】編輯部副主任（主任空缺），全權負責復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東省革委寫作組。1978年，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山東大學出任【文史哲】編輯部主任。【文史哲】發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國同類刊物之首。1984年冬，辭去學校行政職務，回中文系教書，絕意仕途，埋頭讀書。1996年退休。著有【編輯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編輯學理論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歷史與文化論集】（中國文學出版社，2004年）；【先秦兩漢出版史論】（齊魯書社，2016年）；【蔡倫造紙與紙的早期套用】（齊魯書社，2021年）等學術著作，另有文藝學、哲學、經學、史學、文字學等方面論文數十萬字，其中數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影印資料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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