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社交媒體上，親戚二字幾乎總是和「吐槽」聯系在一起。在經歷逃離、拉黑與試圖和解之後，年輕人找到了親戚關系的新解法：斷親。有人因為空間距離的分隔而不得不「斷親」，有人因為親緣交往的負面體驗，發現「斷」了更好。到了今年，「斷親」似乎從以往零散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廣泛的社會現象。
為什麽年輕人越來越多地「斷親」？【人物】找到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胡小武。他長期關註城市社會變遷議題。2022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發表論文【青年「斷親」：何以發生？何去何從？】，這是學界最早關註「斷親」現象的研究論文。在1200份隨機調查問卷中，胡小武發現，青年「斷親」現象確實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絕大多數的90後以及00後，家裏如果沒有事情就幾乎不與親戚聯系。
之所以關註「斷親」，也是因為早在十幾年前，胡小武就有了「斷親」的體驗。他出生於江西新余城郊的農村，是一位70後。在他的記憶裏，一年裏親戚之間總會有那麽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時間節點，維系了一種相對密切的親緣關系。但當他離開家、到南京大學讀研後，每年回老家的時間基本上只有一兩次，二十多年間，和親戚的聯絡變少了，即使回家，也能感受到明顯的生疏，小時候自然的、有所關懷的話語，變成了一問一答的交往。
在和學生的接觸中，胡小武也發現，年輕人的親緣關系也越發稀薄，「斷親」逐漸成為跨越各個年齡段的普遍處境。不同的是，他這一代的「斷親」更多是一種無奈，而越來越多年輕人則是主動「斷親」。
他從過去四十年城市化帶來的人口遷移、都市生活方式的變革以及內卷化的成長環境出發，向我們分析了「斷親」的成因。城市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面臨「斷親」的不止有年輕人，還有老年人。對於年輕人而言，「斷親」之後或特許以找到親戚外的替代性關系。但對於更多老人來說，他們流動，或回鄉，或不流動，本質上都是孤獨的、糾結的，不圓滿的老年生活。這是「斷親」背後更大的社會困境。
但胡小武並不認為斷親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變遷的結果。人們選擇「斷親」，也並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反而恰恰說明，我們越來越渴望能滋養人的親情。這是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怎麽能斷得了？也因此，他抱持著審慎的樂觀，覺得今天「斷親」的年輕人，或許會有「認親」的一天——只是那時候，我們對於「親」的認識與選擇，也許會和今天有所不同。
以下是胡小武的講述。
文｜ 王青
編輯｜ 槐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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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關註到「斷親」這個話題，已經好多年了。2021年春節，我和我的一個研究生一起，利用寒假期間學生返鄉過年的契機，做了1200份隨機調查問卷。當時主要想從數據層面看一看「斷親」的大概狀況，我想知道，「斷親」究竟是普遍的斷，還是少數人的斷；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斷，還是以中年人為主的斷。
從數據結果看，的確是年齡越小與親戚聯系越少。絕大多數的90後以及00後，家裏如果沒有事情就幾乎不與親戚聯系。這也說明，青年「斷親」現象確實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為了進一步使論證更充分，我和上百個學生做了深度訪談。從行為層面來講，我發現「斷親」有這樣幾個特點：
首先是高頻度的「斷」，不是「不常見面」，而是基本不聯系。我印象很深，有個學生和我講，她老家在泰興，但親大伯和堂哥常年在新疆，這麽多年，彼此基本沒有見過，至今也沒有微信。這麽遙遠的距離和這麽多年沒有相見，互相之間既沒了感情，也沒有需求，最終就形成了互相的忘記和忘卻。我聽完是很痛心的。
也有學生和我講，他的父母一輩和兄弟姊妹之間因為贍養老人的矛盾基本斷了往來，導致他這一代的同輩親也互相不講話、不聯系。這是特別普遍的現象，父母輩斷了，基本上子女輩也就跟著斷了。
還有一部份年輕人，就像大家在網上看到的，回去就被親戚和同齡人比較，沒有結婚的催婚，結了婚的催娃，導致他們根本沒辦法去面對。年齡再小一點的，周末不是培訓班就是寫作業，哪有時間跟父母走親戚。
第二個，「斷親」的雙方都處在一種相對遺忘的狀態。「斷親」的人基本不會和家人、親朋好友提及這些親戚。也就是說，一旦斷親，他們會逐漸消失在你的記憶裏。在我的調查中，這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
第三個，因負面體驗「斷親」的人，往往會對親戚關系形成整體性的不滿情緒，也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性。只要和他們談到親戚，第一反應總是親戚不可交，也沒必要交。但凡到了要走親戚的時候，他們會有一種自然的抗拒心理，不願意和親戚有面對面的交往。
這裏面還存在一些差異，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斷親，比例大概在七三開。原因很復雜，一方面是性別觀念，尤其是剛才提到的催婚，壓力比較大或者負面體驗比較多的一般都是女性，加上老一輩沒有邊界感的關心，動不動還給你上價值，很容易產生沖突；另一方面，在傳統的中國親緣網絡體系中，維系親緣的責任主要是長子長孫，外部給予女性在親緣維系上的壓力更小。雙重力量作用下，女性會比男性更容易「斷親」。
「斷親」在地域上也有一定差異。我雖然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但我們知道，不同地區的宗族家族文化都會影響親緣關系。比如廣東潮汕地區、福建等僑胞、僑鄉比較多的地方，大家由於地域文化、出門討生活的抱團、做生意的互助等，宗族親緣關系總體更為緊密一些。而中部地區及北方一些地方，因為各種利益交錯，親緣連線也比較濃厚。但比如江蘇、浙江、上海這一帶，親緣之間的需求似乎會弱一些，彼此的交往交流就少一些，親緣網絡的凝聚力也弱一些。
再比如農村和城市。我記得春節的時候，微博上有一條熱搜，#農村悄然出現以家庭為單位的斷親#，我覺得一方面，我們不要過度放大「家庭」作為一個單位的概念，但相比城市，農村家庭或者說農村家族親緣網絡體系的負面場景會更多一些。
我自己就是農民出身。整體而言，農村的觀念相對直白和二元化。最日常的，農村請客吃飯，對方不來，請客的人會非常生氣，覺得你不尊重我，甚至會上升到意識形態，覺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另外，現在的農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了，尤其是涉及利益關系的矛盾和沖突的爆發點越來越多。比如曾經發生過經濟來往的親戚，借錢沒成功的，借了沒還的，都會在某些場合變成一種刺激人情緒的場景。還有這些年拆遷成了財富的等同詞，因拆遷引發的家庭矛盾沖突拆斷了親情的情況也很多。
最近我還在網上看到一個例子，兄弟姐妹幾個都在外地，把老家的房子交給親戚看管，結果看著看著，親戚把房子改造成了養豬場，矛盾自然就出來了。
如果從主觀和客觀兩個維度去分析，作為客觀的斷親群體，它是個體生活的一種必然和常態，現在很多年輕人從小就跟親戚沒什麽交流，親戚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抽象的，或者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對於主動斷親的年輕人來說，親緣網絡在他們身上並沒有起到正面價值，斷親使他們掙脫了這個體系帶來的不適體驗、道德綁架和負面的羈絆，所以會更加願意接受。
最終，無論是出於哪種具體的原因，很多人就慢慢覺得自己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沒連心力，也沒有需求去和親戚保持頻繁的聯系。
圖源劇集【我的事說來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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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斷親」現象的思考，不止是學術興趣，它跟我的生命歷程有關。我出生在七十年代，老家在江西新余城郊的農村，記憶中兒童時期的生活，是特別傳統的鄉土社會場景。每到過節，特別是過年的時候，半個月都在串親戚。
你們這一代可能沒有這樣的感受，我們小時候特別盼望過年，是一種整體性的盼望。因為物質生活匱乏，一年到頭，過年是吃得最好的一段時間。像在我們村，正常上桌最少要12盤菜，好的時候有17-18盤，都是平時吃不到的葷菜。正月裏頭，每家負責一天，輪流請吃飯。
我個人的性格原因，比較喜歡去親戚家裏蹭飯吃，每串一家還要住個一兩天，有時候住到正月二十幾號才可能回家，所以我幾乎和所有二代以內的親戚都有比較密切的交往。現在有時候和我媽聊起來，她還會念叨我說，以前一到過年就不著家。
還有一些基於事件的來往。比如，我們村每家每戶都養豬。我家當時養了兩頭，到了七八月份殺豬的日子，我就會代表家裏給外公和舅舅家送豬肝和豬肉，一般來說他們會留我吃頓飯。還有紅白喜事，我們也要去參加。
那時候的農村很難做到完全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每年到了3月份，經常會青黃不接，我們就要找親戚借一些谷子和大米，因為家庭成員多，差不多每次最少要借一擔谷子，上百斤重。這麽大數量的糧食，只有親戚才會借給你。
所以，至少在我小時候，親戚給普通人的日常賦予了多重價值，不管是經濟上的還是情感交流上的，大家也都很珍惜，越珍惜，越形成了一種以家庭為主的強關系。同時，一年裏總會有那麽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時間節點，維系了一種相對密切的親緣關系。
到了現在這一代，比如我的小表弟小表妹，因為家族原因，他們都比我小20多歲，我一路看著他們成長，跟我那個時候的親戚關系完全是天壤之別。平時基本沒什麽交流，過年一起吃飯，都不說聊天，很多時候一句話不講，甚至都不出現。
我自己也經歷著「斷親」。到南京大學讀研之後，我每年回老家的時間基本上只有一兩次，而在長達二十五六年的時間跨度裏，我和同齡的大多數親戚見不著面，聯絡變少了，難得回去，我也發現，雖然還是會走親戚，但大家已經把我當做一年到頭只見一次面的外地親戚，我能明顯感受到他們對我在南京的生活不關心，不過問，我們之間的共同話語要依靠我去創造，小時候那種自然的話語逐漸變成了一問一答的交往。
到了我這個年齡，親戚關系也的確變得更世俗化了，很多時候，只有他們找你辦一些事情，才可能問候兩句，平時大家都各自忙碌，原先那種親密無間的表兄弟姐妹關系逐漸消失了。所以無論主觀還是客觀上，就有了「斷親」的局面。
這種強烈的張力，就像是左右手，左手是我曾經對於親緣關系的記憶，右手是現在隔代越來越疏離的親緣關系，我發現，從原來那樣密切的交往到沒什麽聯系的斷親，也就是從左手到右手那麽近。
這個事兒一直刺激著我。直到大概2021年，網上出現了很多「斷親」的講述，各個年齡階段都有，年齡大一點的可能因為房產遺產糾紛而斷親；更多是年輕人的講述，很大一部份和親戚交往裏的負面體驗有關，比如過年回家被催婚、被攀比，等等。我發現這些經歷和我這十幾年來的體驗很相似，像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喚醒，讓我想要從學術的層面好好探究「斷親」現象。
圖源劇集【父母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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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的社會現象而言，我認為「斷親」在根本上是一種結構性變遷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以及教育體制的改革，讓大量村鎮孩子有機會出去上大學，或者至少可以去城裏打工了。這幾年，城鎮化指數發展得非常快，城市化已經從1978年的18%躍升到 2023年的66.16%，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有9.3億人口居住在城市裏。
9.3億還是相對抽象的數碼，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中國目前有8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級大城市，二三十個特大城市，以及七十個左右的大城市。而在90年代以前，大城市總共只有24個。
傳統的鄉土中國基本延續了農業社會的特點，村落是人們居住的主體形態，生產方式以農業生產為主，社會關系網絡以血緣為主體結構。所以人們的社會交往會相對比較狹窄，沒有長距離的流動。無論是居住、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都相對封閉。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農村社會大部份的婚喪嫁娶都不會超出一個縣城的範圍。
但今天已經完全進入了城市中國，或者說流動中國。城市化就是一個人口從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的過程。剛剛我們說的9.3億人口裏面，至少有5億都是像我這樣，從鄉村遷向城市，所以每年春節，才會出現大規模的返鄉潮。
這種全新的社會流動，大大加速了家庭成員居住的分離。我唯一的親妹妹，她在九江上大學，畢業後就去了浙江溫嶺工作安家。從小到大，我們兩兄妹感情一直特別好，照理說，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應該是特別親的二代親，但是由於分居兩地，兩個孩子一年到頭最多見兩次，雖不至於斷親，但關系也是存在疏離感的。
城市化也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變革。在大城市生活，無論教育方式，還是就業形態，都是以快節奏、強競爭為特點的。這幾年「內卷」越來越成為一種外在的壓力，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時間分配。職場上，大人疲於奔命，學校裏，小孩疲於學業。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學五年級，除了周一到周五要上課，周末還要上八節輔導班，說實話，有時候我也會反思，但這就是現實，當所有人都這麽「卷」，即使我是一名社會學者，也很難從結構裏掙脫出來。
而親戚交往是需要閑暇的。就像前面講到我小時候的親戚交往，有節日、節點和儀式，這些都需要時間。以前一到假期，我就會跑去舅舅家住兩三個禮拜，跟年齡相仿的親戚，無論是感情還是親緣關系，都非常緊密。
有個讓我印象很深的場景，那時候農村上街要騎單車，大概三四公裏的路，但單車很少，我的小表哥有一輛，所以我天天跟著他，坐在他那輛二八大杠的後座上面，去城裏的唯一一家商場的錄像廳，到處瘋玩，兄弟般的情感就這樣連結起來了。
哪怕之後彼此不會刻意去回想，這種記憶對我來說是一個烙印，沒法去忘記。現在我從老家到南京那麽多年，表哥也人到中年，有什麽事打電話給我，不管我能不能幫上，兩個人還有沒有一些談得來的話題，我都會第一時間去回應。這種回應就是基於青少年時期那樣一種頻繁的、持續多年的親密交往和共同生活。
但現在內卷化的社會生長環境，對於青少年學生而言，休閑生活被極大地壓縮，社會交往特別是走親戚形態的交往就更少了。
不僅是內卷，互聯網也在不斷強化個體生活方式，尤其是00後，一個人就能活得很好，孤獨的時候手機陪伴你，想吃飯了用手機點外賣，如果測算一下，現代人跟手機的親密交往肯定比跟親人、愛人和好友的親密交往更多。流動中國的語境下，城市居民，包括很多鄉鎮地區的居民，已經慢慢被形塑成了所謂的原子化的個人，特點就是孤獨和冷漠。
曾經，我們都以為互聯網能夠拓展親戚之間的交往方式，拉近流動帶來的距離。但是，你用手機的時候，有多少時間是用來和親戚聯絡的？手機作為一種通訊工具，其實並沒有緩解掉由於時空距離產生的「斷親」。
不知道你有沒有註意到，這兩年春節，大家也都不怎麽用微信拜年了，不在朋友群發紅包了，但手機陪伴我們的時間並沒有變少，這就意味著，手機對親緣關系的維護功能很可能正在降低。
很多人開玩笑說，不久的將來，很可能舅舅和姑姑這些概念都會從人的心頭消失。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已經在獨生子女的下一代中發生了。我們知道，計劃生育政策之後，擴大家庭明顯地縮小化。生於大城市的70後、80後，因為更嚴格的城市獨生子女政策，大多只有堂表親戚，所以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00後群體，會缺失二代親，沒有叔叔伯伯，姨媽和舅舅，以及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不像我們那個年代，至少都有很多的二代親戚。就像我與表哥們，從小一塊兒長大，關系非常親密。
圖源劇集【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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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隨著大環境的變化，「斷親」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我的文章是2022年發的，沒有想過會引發那麽多討論，甚至上了熱搜。這兩年，只要逢年過節，就有媒體聯系我希望采訪，我因此收到了很多更當下的反饋。
比如，有人覺得「斷親」是社會問題，我這樣大張旗鼓是在「帶節奏」，引導青年人「斷親」。「社會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影響社會健康生活、妨礙社會發展的社會失調現象。社會問題必須要被解決，但就我目前的觀察，「斷親」並沒有形成規模性的危害，就是一個社會事實。
當然，「斷親」的確會引發一些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問題。最簡單的，青年一代的「斷親」會引發家長輩的焦慮和擔心。對年輕人而言，不喜歡走親戚可以不走，但大部份包括我在內的中年人，還處在傳統走向現代的過渡期，不可能完全和親戚斷了來往。有時候帶孩子走親戚，孩子一言不發或者童言無忌，說這個誰我不認識，家長心裏多少會有不適和尷尬。
這幾年，我也發現，因為負面體驗而「斷親」的現象越來越多。雖然還沒系統研究過，但是我的整體判斷是，大家對於親情的認同感和孝道感正在慢慢弱化。用社會學的概念來說，人的「逆商」在下降，不太願意進而越來越不想，也越來越不能面對親緣關系中的挫折了。但就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講的那樣，「熟悉是從時間裏、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這感覺是無數次的小摩擦裏陶煉出來的結果。」
帶來的結果是，至少從事實層面，它會加速親緣網絡體系的解體。尤其現在長輩還在，很多時候為了照顧老人，還會維持過年團圓的習慣，一旦長輩不在了，親情越來越淡，節點沒有了，交集沒有了，動力也沒有了，那原本自然維系的親緣關系就沒有了。
其實大家為什麽會「斷親」？並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它反而恰恰說明，我們內心深處越來越渴望能滋養人的親情，這是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怎麽能斷得了？我在存取的時候，很多學生也會跟我說，如果我家的親戚都像你家這樣子，過年過節，一起開開心心，我們也不想斷。
再比如，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喜歡「小姨」，所謂小姨文化，背後就是想要在親緣關系裏體驗正面的價值。但是血緣親情，很根本的一個特點就是不能選，我也發現，這種「選親」，也就是選擇更有利的社會關系作為交往的基本原則，也在變得普遍。從這點上來說，城市人或者現代人的理性主義，已經滲透到親緣網絡體系在內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多人問過我，「斷親」之後，要怎麽辦？我覺得理想的親緣關系是很難獲得的。隨著年輕人這一代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的變化，身為長輩至少需要學會尊重和理解，相處的時候註意邊界感。所謂的關心和幫助，也是要有與時俱進的理解和改變的。
我在論文裏還提到「親緣喚醒」，這當然是從我自身出發，為人父母之後，家長心理的變化必然包含了對於親緣的一種喚醒過程。但社會結構決定群體生活方式，中國持續的人口出生率走低，以及平均結婚年齡越來越晚，未來很長時期，我們都要學會適應「少親戚化」的社會生活。
我也聽說，最近網上很多人都在找「電子親人」，尤其是有負面體驗的年輕人，這就說明，情感需求總是需要地方安放的，我們畢竟生活在社會之中。而這也不是一個完全新的現象。我記得早年QQ時代的聊天室，無論男女，不知道對方的身份，聊得好就繼續聊，這種虛擬的情感寄托一直都有。
相比於虛擬的物件，我個人的主張還是，我們需要找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關系。無論是在學校還是職場，盡量發展朋輩之間的友誼，沒有親緣，就要找到一種替代性的關系，讓自己更好地融入社會，保持身心健康。
圖源劇集【重新開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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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城市社會學，一直以來，我都從城鎮化和社會流動的視角觀察青年生活方式的變化。我想知道，從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1998年以後，城鎮化的浪潮如何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對城市化的過程是有切身感受和體驗的，因為城市化的痕跡就發生在我家門口。我們村最早是一個非常原生態的農村，小橋流水，風吹稻浪，九十年代城市化之後，工廠就建在村旁，慢慢把我們變成了城郊村。2011年，村裏的房子都被拆了，又變成拆遷安置小區，相當於住進了城市。
我是在村裏上的小學，鄉裏上的初中，高中考到了城裏的重點中學，後來又去南昌讀了本科，研究生又到了南京這樣的省會城市，有一段時間我在美國訪學，住在曼哈頓，相當於各種城市的形態都住過。
每到不同形態的城市，我都會有一種油然而生的鄉愁感，因為我經歷了這樣子的變遷，就會想起小時候跟土地發生的親密關系。我記得去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看著高樓大廈的萬家燈火，有一種特別掙紮的憧憬，對那時的我來說，我看到了璀璨的城市居民的生活，但也是無力的，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樣的生活。
對於城市化，我一開始沒有明確的研究意識，更多是出於本能的關心。我本科念的是英文系，不是自己主動報考，而是被調劑了過去。大學四年我也讀得很認真，每個學期都拿獎學金，但心裏面知道，其實自己真正關心的還是社會發展問題。
我每天都會去學校的櫥窗裏看報紙，無論大事小事，從頭到尾讀一遍，還會寫感想，當時叫做思想匯報，寫過200多篇。畢業後，我回到老家的一所師範院校當了一段時間的老師，那時候我們那裏正在新建城市，我給市長寫過好幾封有關城市發展戰略的信，還趁空考了公共關系的第二專業文憑，接到過市政府辦公室發來的蓋戳感謝信，我至今保留著那封信。
一直到讀博，我才真正開始對城市化這個課題產生興趣。那段時間，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江村經濟】【生育制度】對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講鄉村社會中的差序格局，篇幅很短，但印象深刻。他說，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從一個人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以自己為中心像水波紋一樣推及開……幾句話就把我小時候體驗過的親緣關系結構講透徹了。我也想站在一個更廣闊的層面，去理解城市化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
這十幾年來，我對城市化帶來的流動困境體會很深。我們這一代的流動，是時代決定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學教育的發展，像我這樣的農村孩子努力考上大學，畢業後分流到各個城市就業、結婚生子，在當時，農村子弟上大學的數量超過了千萬人以上。這種歷史形成的居住地分離，導致很多農村出身的人與自己本身的父母、兄弟姐妹分離。
經過這麽多年，我們適應了大城市的生活，但對於我母親那一輩而言，仍然無法適應。最近，我剛發了一篇文章，講城市裏的「老漂族」，裏面有一個案例就是我的母親。
訪談的時候，我問我母親，為什麽相比和孩子住在一起，還是更願意選擇回鄉。她和我說，在南京生活太不適應，除了幹點家務，其他什麽都做不了，只能在家一個人看看電視、看看手機。因為語言不通，年齡又大，一個人不敢出門，小區裏的同齡人沒有共同話題。如果回老家，哪怕一個人過，但總有鄰居在一起，聊聊天、講講話，也比在南京生活強。
我在文章裏花了很大篇幅，就是去講像我母親這樣的「老漂族」在子女所在大城市的「無根性」處境。其實「老漂族」與建築工人受限於工地區域類似，只不過他們的日常生活場域及社會關系網絡，大多局限在居住社區。
但是老漂族回到老家之後，就成了「無根」的空巢老人。所以他們流動，或回鄉，或不流動，本質上都是孤獨的、糾結的、不圓滿的老年生活。就拿我家舉例，因為父親去世得早，我和妹妹常年在外地，母親一個人在老家，這麽多親戚裏，只有舅舅和母親還有血緣關系，平時還能照顧一下。而我雖然因為空間距離而不得不「斷親」，但到了春節，還是會去舅舅家拜年，該送的禮也都送到，這種維護裏有一部份就是出於對舅舅照顧母親的感謝。
所以說到最後，我還是有一種審慎的樂觀，覺得今天「斷親」的年輕人，也許會有「認親」的一天。親緣關系不僅是生物性的連線和社會性的關系，也是現實存在的基礎社會結構形式，即使今天親緣關系已經不再如傳統那般，但是人的本體需求，無論是情感的，還是功能的，仍會要求親緣關系網的存在。因為愛情和親情，是我們每一個人最本質的情感需求。
胡小武和他的學生們。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