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和魯迅之間
透過和胡風的深入接觸與溝通，吳奚如認識到：「他不只是研究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對社會科學、哲學的研究，也有相當高的水平。他對於文學上的認識論——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著作，在當時我認為是有顯著成就的。他運用現實主義的觀點，去評論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著作，寫出了創造性的力作，如【張天翼論】、【林語堂論】等。當時魯迅先生信任他，許多左翼作家(可列出一大串名字)和他結下文字因緣，不是偶然的。」
吳奚如回憶，比這更重要的是：
根據種種客觀現實，我當時判斷胡風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我在轉入黨中央特科工作之後，就奉命委托他為黨中央特科(它代表黨中央在上海執行任務，在艱險的隱蔽鬥爭中從未中斷)和魯迅先生之間長期的「機要交通員」，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緊急事情時才去見魯迅先生。直到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由陜北蘇區到達上海後，才結束這一委托……(【我所認識的胡風】)
由日本到達上海一個月左右，在「左聯」黨團書記周揚的建議下，胡風出任宣傳部長。兩三個月後，茅盾辭去「左聯」書記，胡風繼任，直到1934年10月因穆木天被捕泄露了他的身份離任為止。不過，胡風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的黨籍卻未再恢復，而同是日共黨員，同在東京被捕，同被驅逐回國的何定華，卻一回國參加「社聯」就轉為中共黨員。個中原因，與胡風較為靠近馮雪峰和魯迅，後來與周揚之間產生隔閡，不能不說沒有關系。但初到上海，胡風與周揚之間並無芥蒂。如吳奚如所言：「在1933年——1934年間，他和‘左聯’黨團書記周揚的關系是協調的，‘左聯’內部是團結的。」
不管怎樣，胡風與魯迅之間的親密友誼與相互理解卻越來越加深了。
雖然胡風否認吳奚如曾明確給過他「黨和魯迅之間聯絡人」的名義，事實上他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
有幾件事值得一提。方誌敏被捕後，在獄中寫信給黨中央，由胡逸民夫人送至上海，就是先轉到了魯迅那裏。魯迅把信開啟一看，是幾張白紙，不知是哪裏寄來的，就把白紙轉給了胡風。用碘酒擦拭後，顯出文字。胡風回憶，信上的內容是「請魯迅、宋慶齡、蔡元培等⋯⋯向社會發動一個營救他的運動。我把此信送給吳奚如同誌看，他將方誌敏給黨中央的信留下，並說方誌敏來信中的意見，請魯迅先生研究處理」。
另有一次，黨中央特科要緊急派一名幹部到山東某國民黨軍隊中去工作，但一時拿不出路費來。據吳奚如說：「讓胡風去向魯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貸)，先生當時即二話不說地拿出幾十元。」(【回憶偉大導師魯迅】)
1935年秋，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情報組織被中外反動派破壞。為查明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吳奚如親自去內山書店見魯迅，請他透過日本友好人士查明真相。過了三天，魯迅便委托胡風向吳奚如轉達了他了解到的情報。
類似這樣的情況，當不僅只是這些。凡此均涉及機密性工作，需要承擔風險，不顧個人安危，如果沒有信任和友誼，沒有共同的立場、情感和獻身精神，顯然是無法做到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麽當國民黨反動派和左翼文壇不明真相者，汙以胡風「特務」雲雲，而魯迅則堅定、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不信！」
不過，胡風並不希望自己成為職業革命家，而是抱定用筆戰鬥的人生觀，也是相當明確的。
據吳奚如介紹，1935年黨中央特科交給他一項任務，要他從左翼文化人中物色一批人到特科系統工作，條件是：1. 忠誠可靠；2.在國民黨上層分子中有親友關系；3.有獨立工作能力。他先後照此物色了以下黨與非黨的左翼文化人：丘東平(和十九路軍及兩廣將領有關系)、徐平羽(和邵力子有一點親戚關系)、聶紺弩(和國民黨許多上層分子 ，包括康澤在內有故舊關系)、方天奕(即何定華，其叔父方覺慧是國民黨老中央監委，實職是「魯豫監察使」)……其中，胡風也是他物色的人選之一，但遭到婉言拒絕：「我覺得還是搞文藝理論工作對黨的貢獻相宜，如果黨中央一定要我加入黨的工作，我只好服從⋯⋯」吳奚如認為：「既然他態度猶豫，只好作罷。」(【我所認識的胡風】)
工作和戰鬥在魯迅身邊，胡風與馮雪峰、彭柏山、劉雪葦、蕭軍、蕭紅、歐陽山、草明等結下了不淺的友誼，有些還成為莫逆之交。
以彭柏山為例。當時他還沒有職業，也沒有作品發表，生活拮據，時常食不果腹。有一天，胡風去探望他，見其正在啃冷硬的大餅，當即掏出兩塊錢，「讓他多活幾天」。後來，胡風把此情況告訴魯迅，魯迅就囑咐胡風把他每月捐給「左聯」的20元錢拿出幾塊送給柏山維持生活，同時鼓勵他進行創作。彭後來陸續發表了【崖邊】等小說，均得到魯迅和胡風的支持與幫助。1934年11月，柏山被國民黨逮捕，解送蘇州盤門外監獄囚押。他化名給魯迅去信，胡風識出墨跡後，從此開始不間斷地往獄中寄送藥品、錢、書、衣物等，數年如一日地付出友愛。信中，胡風還特別強調魯迅囑寄【懺悔錄】，「豫翁說：‘盧梭是個流浪兒，要看他怎樣成為思想家、政治家的?’」此間，胡風受魯迅委托，還向日本【改造】雜誌介紹了柏山的小說，並專門收集他已經發表的幾個短篇送至文化生活出版社結集出版。所得稿費，胡風每月寄5 元到獄中，柏山借此改善生活，或幫助同牢難友。當時同被關押的許滌新正害肺結核病，柏山特地托人買了一大聽魚肝油，由外役轉送給他。
劉雪葦也回憶：「和胡風建立關系之後⋯⋯而個人之間的友誼，卻也逐漸建立起來，在窮得無法的時候，特別是紺弩不在，也曾伸手向他求過‘袁大頭’的幫助。」他同時說：「那時起有人把我也目為‘胡風派’是錯誤的。所謂‘胡風派’，無非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派’，實際是‘魯迅派’、‘雪峰派’。這直到二十年以後才明白真相，是十分可悲的。」(【我和胡風關系的始末】)
胡風接手「左聯」的領導工作後，在宣傳部下面設立了三個研究會：一是理論研究會，成員有韓起、聶紺弩、任白戈等；二是詩歌研究會，成員有穆木天、盧森堡、蒲風、柳倩等；三是小說研究會，成員有周文、歐陽山、草明、沙汀等。同時創辦了一個油印的內部小刊物【文學生活】，登點工作情況，分給盟員看，借以維持一點工作關系。為此，魯迅每月捐款20元，茅盾15元。
由於環境惡劣，魯迅不參加「左聯」的一般性活動，意見由胡風見面時代為轉達。「左聯」領導人匯報工作一般要約好時間、地點，在某個館子裏見面，邊吃邊談。
胡風回憶：
一天，周揚約定近十個能寫點作品的青年盟員，在小館子吃飯，預定由茅盾談話。但過了約定時間相當久，茅盾還沒有來。周揚急了，到內山書店去找魯迅；魯迅聽了說：這很不好。意思是，不能使這些盟員失望。馬上跟周揚一道到小館子裏來了。見到他，大家都非常高興，親熱地閑談起來了。後來茅盾還是來了，坐定以後，結結巴巴地談起他的【子夜】和短篇【林家鋪子】的創作經驗來了。聽著聽著，魯迅現出了不耐煩的神色，靜靜地對茅盾談話中某一點插入了幾句：「我的想法不是這樣……」茅盾聽了發窘，現出了不尷不尬的臉色。事後，參加了那次會見的人談到時，總是戀戀不舍地回憶到魯迅和聽到他談話的愉快心情。(【魯迅先生】)
馮雪峰在調離上海之前，幾乎隔一兩個晚上就來胡風住處。他們談文藝問題，談黨的和「左聯」的某些人事情況等，例如對【自由談】上發表的魯迅雜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況。胡風則把自己從日本帶回的一些新出的理論書刊介紹給他，並用日式綢布包好由他拿走。
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轉向，出來後向「左聯」黨團提出胡風是南京內奸的懷疑。胡風對周揚預設謠言表示憤慨，提出辭去書記的職務，同時也只得放棄在孫科主辦的中山文化館領取薪金的供職。他把這事告訴魯迅，魯迅沈默了好一會，平靜地說：「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筆……」胡風自雲：「這樣，我就和所有左聯的有了文名的盟員一樣，只是掛一個名，不參加任何組織活動了。為了生活，為了工作，我開始做專業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