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葛兆光主編，雲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1624頁，398.00元
歷史是舉例說明的哲學，世界歷史上所有偉大的人物和事件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重現，因此有人稱歷史為學問的篩子和智慧的簸箕。可見「歷史書寫」不僅是智慧競賽的場所、話語權的象征，亦是文化展示的櫥窗，文明高度發達的標誌。我們可以從葛兆光先生主編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看作者們是如何采擷歷史之花，透過研究事件的外表來發現其內在關聯與意義纏繞的。
引而不發，問而不答
全書上中下三冊，分六季，一百萬字，共計一千六百二十四頁，另附一百多張精選插圖，犖犖大端，巍巍巨著。從人類起源到帝國移民，從商品貿易到宗教信仰，從疾病氣候環境到交錯的全球史，用全新的框架結構、獨特的文獻史料、前沿的概念與觀念、誘人的敘事方式，表達了作者們的理想與寄托——塑造有文化、有情趣的自由人，歷史著作不僅要養成家國情懷，更要培育世界公民。作者們設想了「一種全球史的敘述方式」，試圖讓人們重新從中國出發，認識世界。世界很大，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迴圈節點。這令人耳目一新。按主編的話說，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們中國現在還沒有一部相對完整、自己寫的全球史；第二，在全世界各種各樣的全球史裏，還沒有一部是從中國出發或者說以中國人的眼睛來看的全球史；第三，我們到現在為止還在摸索中，還有很多遺憾、很多問題。所以是「設想」（下卷，1491頁），「設想」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又可以讓域外知道我們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全面客觀認知永遠是彼此理解的基礎，對當下的我們來說，普及外國知識，構建「知外能力」的大眾友善環境似乎更加重要。
這是葛兆光和梁文道兩位先生聯合策劃一套音訊節目，為普通讀者與廣泛民眾準備的聽物，然後就演變成為我們面前這套通識世界史。全書沒有繁雜的理論，沒有高高在上的訓導，沒有口號式的宣教，沒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註釋，只有生動活潑的語言與簡明的敘事風格，小段落、短句子，盡力「尋找一個籠罩全球的、聯系的、互動的、交往的歷史」（上卷，ii頁）。這是主創團隊的目標，我認為他們的目標基本達到了。全書自始至終回顧不斷、反思不斷、展望不斷，翻開書籍，可以隨時發現諸如此類的句子與新穎的解釋：「基督教有深刻的流動性，這是它能夠成為世界宗教的一個理由。」（中卷，753頁）「猶太基督教傳統繼承了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使得基督教又具有完整的系統性。」（中卷，755頁）鄭和「是不是開啟了全球歷史呢？也還沒有。為什麽？……因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開展貿易、去通商、去交流，而是去宣揚國威的。在明朝朝廷心目中，天朝的聲望好像比物質的貿易更重要，異域的臣服比外來的物質更重要，蠻夷帶來的滿足感也比天朝所不知道的新知更重要」（下卷，1453頁）。
如果說，過去的世界史是滿天星鬥，現在的全球史是撞球撞擊，所以在全球史裏，互動、影響、聯系、碰撞就成了歷史的主要面向。所以，進入全球史研究，歷史的主要訴求就開始變化了（下卷，1501頁）。當下意義的全球史起源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一種超越傳統民族國家敘事的人類史，全球史為理解人類史的復雜性與相互關聯性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框架。自那時以來，出現了諸如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等個人獨著的通史名著，亦出現了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卡爾·波蘭尼【大分流】、蔔正民【維米爾的帽子】等這樣的專題名著，合著之作更是數不勝數。中國學術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關註全球史，但大體屬於「三多一少」的狀況：討論的多、研究的多、轉譯的多，付諸實踐的少，或者說幾乎沒有。我們還沒有一部自己的「全球史」，我們似乎是全球史書寫實踐的缺席者、失語者。當然我們不能只做旁觀者！我們如何應對全球史的挑戰，實際上是如何看待全球化挑戰的問題；而要改變這種歷史敘述不對等與缺位的局面，則更需要一種勇氣。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材料豐富，換個角度與位置，完全可以奉獻一部精美的全球史。框架是自己的、理論是自己的、文獻是自己的、解釋是自己的，作者們實作了最初的設想。這既是全球史書寫的中國實驗，又是某種理想觀念的驗證，這種行動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們需要更多的這樣的實際探索。無論如何，這一探索都是為後人開辟一條「光明道路」（下卷，1215頁）。
拋開基本敘事外，在這本看似通識的讀物中，作者們實際上處理了以下幾個宏大問題：西方中心論問題、從傳統到現代轉型問題、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文明間的競爭問題、人類未來命運。因此，引發了我以下幾方面的思考：
一、單數的自然世界、復數的人類世界，後人各自表述，誰來表述？如何表述？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認知的不對等，先到者掌握了歷史書寫權，後來者可以修正嗎？可以居上嗎？
二、「無處非中」意味著沒有中心，亦意味著都是中心。我們如何看待近代以來的那些「世界性的大傳統」，諸如西方中心、西方文明這類傳統如何突破？民族國家的「小傳統」不改變能改變「大傳統」嗎？
三、權力是所有社會關系的一部份，權力決定人類的生存狀態，我們如何看待歷史書寫背後的權力？知識與權力結構的關系錯綜復雜，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在建構自己的歷史，但大國更在乎「世界史」「全球史」的構建。歷史書寫權是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嗎？
四、敘事的「葛氏風格」，告訴讀者的不僅僅是知識、觀念、思想，更是格局、希望、寄托。引而不發、問而不答，總有言外之意，得靠讀者靜心閱讀、細心體會。
五、世界就是一個不斷延展變化的區域，人不是這個星球的唯一主人，也不是唯一的中心。時間無限、空間無限，用大歷史的眼光看，也許人類只是一個過客，全球史該如何對待非人類的那些領域？如何理解、如何拓展全球史的內涵與外延？如何擁有我們所理解的全球史？
六、現代性是同質的統一體嗎？現代性的內涵不斷豐富與更新，它帶來了很多弊端，有很多弊病又是無法克服的，我們如何看待人類的未來？時刻準備再出發，探尋終極的全球文明可能嗎？
由於知識結構、學術儲備和理解能力的限制，本文只能針對其中的部份問題展開思考並嘗試解答。
人人都是世界歷史學家的時代
如果歷史記述是真實的，人類就不會重新書寫歷史。但另一方面，歷史書寫是人類智慧的創造，它不僅要探究歷史的真相，更要解釋世界，從而增加世界的美感。一部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一部情節復雜的小說，就像一首無言的歌，它肯定會像打動感官一樣打動人的心靈與思想。
好的著作從不欺騙讀者的眼睛，哪怕只是一瞬間。優秀的著作，一定是結構新穎的，因為它承載著獨特的思想；必然是體現傳統的，因為它運用人們熟悉的概念、知識和詞語來表述；必定是開放、包容和前沿的，它會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讓讀者獲得新知。好著作就像一座巨大的鏤空雕塑，讀者透過在其中來回走動，快速穿梭，細細品味，駐足觀賞。此外，作品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應具備審美元素，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審美元素的敘事不能稱為好作品，沒有美感就難以肅穆。全書結構精妙，章節設定新穎，語言優美，值得回味。這就是【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
本書的目錄結構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緒論和結語前後照應，還有「番外」的設定，這既豐富了細節，也完善了邏輯，回應並體現了全書的宗旨。然而，歷史長河浩浩蕩蕩，世界太大，不可能面面俱到，也無法寫盡所有內容。書中每個部份的過渡都非常自然，比如上卷第二講轉到第三講「全球聯結時代的到來：十二到十四世紀」，上一講最後寫道：
隨著我們所討論的時代，也就是七至八世紀走向尾聲，唐朝、拜占庭帝國、大食帝國三足鼎立的國際格局，以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三分天下的世界，沒有能繼續維持下去。全球歷史變動不居，帝國命運流轉無常。唐朝經濟中心南移、草原上疾風飄動，以及圍繞著阿拉伯世界邊緣地區開展的聖戰，都在預示著一個更新時代的到來。（上卷，330頁）
全書的起承轉合基本都是如此自然，可謂無縫對接，閱讀起來毫無割裂感。小段落讓人輕松，可以隨時掩卷而思。除了段落簡短，結構也很靈活。比如討論漢朝擊敗匈奴的原因時，標題分別為「漢朝為什麽最終能擊敗匈奴？」「漢朝擊敗匈奴的因素（續）」「漢朝擊敗匈奴的因素（再續）」（上卷，273-279頁），這種方式很照顧讀者，自然讓人願意花更多時間閱讀。
作者們善於透過故事展開對比，極力挖掘事件的全球史意義與價值。這裏有必要重復書中所敘述的這件事：當年面見乾隆皇帝的英國使團中，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他是副使的兒子，小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小斯當東天資聰穎，他和乾隆皇帝以中文對話，頗受皇帝喜愛。他後來成為英國最為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服務於東印度公司，轉譯過【大清律例】，還當上了議會議員。但是，成年以後的斯當東，對中國的態度逐漸變得強硬和傲慢。在英國議會討論是否應因鴉片問題對華動武時，就是這位小斯當東，以中國專家的身份，把許多英國政治家也批評的鴉片貿易解釋成「商業利益沖突」，並且以沙文主義的腔調說：「如果我們不能在中國立足，那麽印度也會排擠我們、不尊敬我們，這個情況會蔓延到整個世界，到時就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
小斯當東
可見，在某種意義上，兩種文明、兩種秩序的沖突，不過是大英帝國的殖民說辭。當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取代了「東亞傳統宗藩體系」時，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也不過是一種原本地方性的近代歐洲文明被當作全球性的普遍文明，取代了另一種來自傳統東亞和中國的地方性文明；一種起源於十七世紀的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秩序，被當作全球各國必須共同遵守的公法，替代了另外一種歷史悠久的、名為「朝貢」「冊封」或「宗藩」的國際秩序（下卷，1441頁）。
把地方的變為世界的，成為普世的，確實是西方世界的長項，這也是我們要深入反思的地方。他們為什麽會有這個想法，而且能實作自己的想法？是什麽觸發了近代歐洲的興起？毫無疑問，地區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一直存在某種張力，制度、技術、道德與文明之間存在競爭。如果將中國史放在世界背景下思考，會有很多新的發現。中國的經驗、中國的傳統、中國的材料、中國的認識同樣具有世界性。我們該如何對接世界？如何進入世界？如何與世界互動？我們必須找到辦法，讓讀者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理解世界。世界不僅只有我們，無論我們多麽偉大，也只是世界的一部份。我們需要更多的寬容，對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有更深入、更公正的理解。今天，還有誰不是歷史學家呢？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甚至都是世界歷史學家。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解釋世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未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歷史學家。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對待世界。毋庸諱言，研究世界是我們的弱項。
中國與世界的問題即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問題
葛老師說：
我記得2018年11月，我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存取，抽空去弗萊堡，跟剛才我們提到的那位歷史學家奧斯特哈默見面。他有一個十九世紀史三部曲（【世界的演變：十九世紀史】），大家可以找來看，是非常精彩的書。據說，當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住院的時候，看的就是奧斯特哈默的書。奧斯特哈默跟我談全球史的時候，突然拿出三本書，我現在還記得兩本，一本是陳旭麓先生的書，一本是範文瀾先生的書。他拿來給我看，說我覺得你們這兩本書都很好，可是這些內容怎樣能夠融入全球史，成為全球史的一部份呢？我覺得很慚愧，因為奧斯特哈默他雖然也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但是他畢竟不是純粹做中國史的。可是，他給我看這兩本書的時候，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們對他們的歷史還沒有那麽關註，他們反而對我們有很多關註，而且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歷史如何進入全球史。（下卷，1506-1507頁）
「中國歷史如何進入全球史的問題」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這不僅關系到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對接，也涉及中國學術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在本質上，這就是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是如何對接世界的問題，是對接哪個世界的問題，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問題。
有人類就有遺跡，有文字就有記載，有世界就有世界史。世界歷史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觀念一直埋藏在人們的內心，並隨著時空的拓展而不斷變化。根據現有的歷史文獻來看，用大視野觀察聯系與互動、關懷世界與治理的「大歷史」傳統大致可以追溯到三條脈絡：一是從希臘羅馬世界傳承而來的西方歷史思想譜系；二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歷史思想譜系；三是阿拉伯伊斯蘭的歷史思想譜系。
西方史學之父希路多德筆下的「地中海世界」大致相當於希臘人當時所知的世界史，而東方史學之父司馬遷筆下的「天下」則是當時中國人所知的世界歷史。希臘化時代的波裏比阿（Polybius，約公元前204-前122）首先用通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和當時的已知世界。他在【歷史】中不僅記錄了羅馬的歷史，還涵蓋了當時人們所知的「整個世界的歷史」，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和民族在他的著作中都占有應有的地位和比例，表現出一種內在的統一性，一地的事件會影響到另一地。
波裏比阿
與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蘭世界也有著自己獨特的世界史觀。十四世紀伊斯蘭最傑出的學者伊賓·赫勒敦是第一個主張將人類生活中一切社會現象作為歷史寫作物件的人，他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的思想，包括國家興衰的迴圈理論、社會團結的作用、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動力。英國史學家阿諾·湯因比對赫勒敦的史學貢獻不吝贊美之辭：「作為史學理論家，直到三百多年後維柯出現之前，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都沒有堪與之比肩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奧古斯丁都不能與他等量齊觀……」
年代記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歷史學，歷史學不僅要探尋真相，提出問題，還要服務國家。大國可以提升人們的視野，促使世界史的出現，但也帶來霸權與野心。和平學在英國發達，在美國不受待見，說明全球史具有大國內容。大國之間的爭霸所帶來的浩劫使人們認識到歷史教育的重要性，人們試圖將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偏見從歷史敘事中清除，以促進和平與國際理解。
糟糕的歷史造就了糟糕的鄰居，要成為好鄰居自然也需要和諧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愛國主義血雨腥風之後，一些歷史學家開始行動起來。政治世界主義者的代表威爾斯（H. G. Wells，1866-1946）認為，歷史為人類全體共同前進之觀念，實為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之必要條件也。這成為西方世界歷史編撰的一條主線，一直延續到聯合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種族不平等以及民族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都源於對彼此文明和生活的無知。因此，教科文組織最早的一些專案就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的古代文化遺址，促使人們了解彼此之間的輝煌文明。為此目的，聯合國啟動了另外一個宏大計劃，即為「二戰」後的世界重新書寫世界史，構建人類共同的意識。聯合國的【人類文明史】以和平發展為主線，致力於推動「更廣泛地理解人類歷史的科學和文化方面，各民族、各文化的相互依存，以及它們對共同遺產的貢獻」，將「人類的全部記憶作為一個連貫整體，呈現在人類面前」（S. J. 德拉埃主編：【人類文明史：史前與文明的開端】第一卷，王加豐等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頁）。
聯合國組織全球四百多位學者撰寫的【人類文明史】
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對人類未來美好社會的設想自然是當代世界的一個主流思想。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當然不應該忽略蘇聯科學院主編的【世界通史】（1959-1990，十三卷，二十六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吉林人民出版社、東方出版社聯合出版）。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世界歷史著作。「編寫這樣一部著作的時間已經成熟了。歷史家現在已掌握了多少世紀中所積累的大批事實材料。由於許多代學者的專研，歷史的實際逐漸擺脫了神話和杜撰，擺脫了宗教的幻想、天真的迷信和蓄意的歪曲。先進的歷史科學在研究各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和世界通史的各個時代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績。雖然在歷史科學的各個不同部門中，仍有不少未經解決、未經專研的問題，可是現在已經可以從現代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來綜合和概括最重要的歷史科學的成就了。」（「總編輯部的話」，見[蘇]弗蘭采夫主編：【世界通史】第一卷，文運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1頁）這段話很有時代的烙印，但我們不能避而不視該書的成就，其中很多章節就是在今天看來，不僅學術水準高，而且也很有啟發性。
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
以上幾點是今日全球史的幾條主要線索，也是人類試圖認識世界的幾條不同路徑。探究歷史是一個不斷追尋真相、發現自我和思索人類命運的過程，「居住在這個星球上的諸多不同文明用不同方式構建著過去，闡述著其與當下關系的不同觀念，涉及用不同的術語表述其表現。這些必須采用自己的價值觀，透過自己的標準，而非現代職業歷史學家狹隘的標準來判斷」（[加]丹尼爾·沃爾夫：【全球史學史】，陳恒、李月、屈伯文譯，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第9頁）。這些傳統與現實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拿出中國的全球史學術方案。
沃爾夫著【全球史學史】
放眼當今世界學界，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出版社已經出版了值得我們參照的讀物，既有通俗版，也有學術版。其中，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牛津世界史」（New Oxford World History）是一套世界史叢書，它擯棄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敘述方式，以全球視角關註人類歷史的相互聯系，突出不同地區和文化間的互動。該叢書按時間、主題、區域分三個系列，從不同角度觀察世界。區域系列已經出版了【世界歷史上的巴爾幹】【世界歷史上的中亞】【世界歷史上的中國】【世界歷史上的日本】【世界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世界歷史上的南非】和【世界歷史上的南亞】等。如羅溥洛（Paul S. Ropp, 1944-2019）的【世界歷史上的中國】（2010），從全球視角講述中國文明在與周邊和世界互動中形成的過程，讓我們「了解往昔全球和地方運作的條件，為我們提供了審視自身世界和展望正在形成的相互關聯的未來的工具」。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史著作同樣不容忽視，該出版社自阿克頓以來一直引領著世界史的研究與出版。它2021年出版的四卷本【劍橋美國和世界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長達三千兩百頁，是一本學術意義上的「從美國出發的全球史」。該書深入研究了從殖民時代至今，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互動史和交織史，這是跨國史和全球史轉向後的最新學術成果。正如其總序所言：「這幾卷書編織了一張更具包容性的學術大網，將美洲原住民、大西洋世界、奴隸制、政治經濟、邊疆、帝國、家庭、性別與性、種族、技術和環境等方面的跨國史納入其中。」
羅溥洛著【世界歷史上的中國】
全球史書寫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的全球史寫作和敘述也面臨諸多困難。簡單來說，首先的困難在於我們的世界史和中國史長期分家，導致視野、知識和訓練都不足。其次，由於以天朝為中心的歷史觀的影響，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是很薄弱的。第三個困難是舊有的歷史敘事束縛深重，難以擺脫。我們從前有一整套強大的歷史敘述方法，但這些方法非常不適合講聯系的全球史。無論是以歐洲為中心，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為主軸的近代歷史觀，還是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革命歷史觀，亦或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團結的歷史觀，都不理想（下卷，1508-1510頁）。
不過在我看來，世界史與中國史分開，恰恰反映了中國對世界的渴望和對世界的擁抱。中國史與世界史分家（其實是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分天下）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2011年之前，作為官方學科門類的歷史學下設八個二級學科，世界史是其中之一。盡管世界如此之大，但世界史在這裏卻顯得很小。許多高校的世界史學科嚴重萎縮，人才培育岌岌可危，此時的分家可謂挽救了中國世界史學科。毋庸諱言，分家也帶來了很多弊端，但我相信隨著大環境好轉，這些問題會隨著發展而得到解決。
然而，大環境的改變並不容易，我們面臨著各種「傳統」，這意味著歷史書寫不僅有學科自身發展的困境，還面臨著環境的壓力，逼我們妥協。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一直會面臨以下幾個問題帶來的挑戰：隨著社會發展，歷史學自身內涵與外延不斷變化，如何定義自身研究物件的困境；歷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競爭關系，尤其是與社會學等學科之間的競爭，引發了葛老師所說的「爭份額」問題（下卷，1511頁）；專業史家與傳統文史不分的觀念之間的緊張關系；科學史學與利用歷史學達到愛國和政治目的之間的沖突；歷史學家與民間歷史學家的沖突，等等。
這些方面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反思。我們需要透視我們的成功與失敗，需要對人性保持適度的自知之明和謹慎的樂觀，需要知道什麽時候該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歷史學本來有兩個目標，但我們現在只重視其中一個。過去我們講歷史最主要的目的是敘述民族國家的歷史，建立民族國家的認同，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培養愛國主義。然而，我們可能忽略了歷史學的另一個理想，就是告訴人們，人類是互相聯系的，共享一個地球，你應該有世界公民的意識，這就是全球史的意義（下卷，1500頁）。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教育理念和理想，即使有再多的材料和專家，我們能培養出世界級的歷史學家嗎？能有更新替代的新全球史嗎？
用王逸舟先生的話說：「這沒有什麽可避諱的。我們國家說自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話是對的。在我看來，我們的學術研究也遠未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平，軟實力跟硬實力是相對應的。我們的區域國別研究，包括以往的專項的國別研究，迄今為止尚未產生有世界影響的巨著，這是事實。」（【訪南大王逸舟教授：如何讓區域國別研究工作有意義？】，【文匯報】2024年5月21日）況且，我們的知識、我們的材料、我們的認知還沒有到達可以支撐到全球史的程度。就今天火熱的區域國別研究而言，我們還有很多空白。我們研究南非、南亞、南美歷史的學者有幾人？我們有研究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歷史學家嗎？我們有研究加勒比海國家的歷史學家嗎？我們有研究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史學家嗎？……我們的世界史學家太少，我們需要各個領域的世界史專家。當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發展好了，中國的其他外字頭學科也發展好了，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人文大國。
中國歷史缺乏近代意義上的世界帝國治理經驗，學者也難免缺乏豪氣與霸氣，不會關註那些西方帝國曾經關註的問題，自然也無法寫出宏大視野的全球史。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內在背景。另一個困難可能是當下評估制度造成的。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才能培養出大家，尤其文史哲等基礎文科，需要投入足夠的「耐心資本」。但如今的評估制度恰恰是揠苗助長，單位不敢冒險，個體更不敢。當然，不寫全球史，出版社也有責任，不少出版社太急功近利。優秀出版社都具備以下三個特質：學術本位、專業精神、長期主義。我們有幾家這樣的出版社？我們有幾家出版社具備國際視野？如果出版事業不參與國際化，傳播能國際化嗎？能吸引最優秀的學者為你書寫嗎？
歷史書寫，尤其是全球史的書寫，不僅依賴見識與觀念，更依賴微觀史的發達程度，而這又取決於史料庫和資料庫的建立。沒有史料就沒有話語權。材料是史家的輜重，是史家的糧草、武器、彈藥和藥品。這對學術界的作戰能力和持久作戰的能力至關重要，也是保障學者正常工作和維持士氣的關鍵因素。但事實是，「數據鴻溝」越來越大。我們能在這一輪的「資訊革命」中取勝嗎？我們能擁有未來的全球史書寫權嗎？
我們可以繼續找到很多中國學術界缺少全球史著作的原因，但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都會逐漸得到解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決定了它永遠在不斷自我更新。我們只要做徐光啟做的事，做林則徐做的事，做魏源做的事，做嚴復做的事……做的人多了，事情就有希望了。我們的心靈已經開啟，世界的大門無法關閉。
敘事的「葛氏風格」與中國「加州學派」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把歷史學家分為這樣四類：實踐的史學家、理論的史學家、雙棲的史學家、跨界的史學家。
實踐的史學家聚焦於研究物件，心無旁騖，一生只做一件事，是某一領域屈指可數的頂級專家，如格羅特、蒙森等人都屬於此類。
理論的史學家擅長思辨，不以具體歷史事件為專門研究物件，而是思考歷史的思辨與思辨的歷史，大致可以把李凱爾特、布萊德雷、沃爾什、安克斯密斯、曼德爾鮑姆、海登·懷特、托波爾斯基等人納入此類。
雙棲的史學家既是歷史學家，又在反思歷史學自身。這類人數眾多，影響巨大，前有黑格爾、托克維爾、馬克思、韋伯、德羅伊森、蘭克、布克哈特等，今有柯林伍德、卡爾、布羅代爾、梅尼克、梅吉爾、呂森、莫米利亞諾、保羅·韋納等，可謂群星璀璨，一直是歷史星空中不滅的明燈。
跨界的歷史學家是指那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史學研究者，但卻寫出了影響史學發展的著作的人。例如藝術史家貢布裏希、宗教史家道森、科學史家薩頓、性史奠基者福柯等人，他們的著作早已超越學科，他們的思想與方法已深深嵌入歷史學家心中。
毫無疑問，雙棲與跨界的歷史學家都具有開拓性的特征，影響往往超出本學科。葛老師出身於中國古典文獻學，對宗教史與思想史研究貢獻巨大，可謂文史兼修，跨界中國史，延伸世界史，屬於既實證又反思的雙棲跨界文史學家。他擅長敘事，又不失思想的力度，經典掌故信手拈來卻沒有學究氣，文字看似溫柔但頗具摧毀力，思想深入淺出且具前瞻性。我們看他是如何處理西方中心論的。
當今時代的一切問題或多或少都是帝國主義的遺留問題，都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這個狀況。毫無疑問，現代世界的利與弊都是啟蒙運動後歐洲文明線性發展的思路所帶來的。就弊端而言，擴張主義、殖民主義、東方主義、資本主義、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忽視了以崇高美德為前提的個體全面發展，打亂了世界各民族原本各自發展的道路與趨勢，遮蔽了本土現代性的可能，實際上帶來的只是種族主義、戰爭狂熱、社會達爾文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不平等和世界的不道德。這是我們正面對的強大的現代性「世界傳統」，其中西方中心論是一個巨大的門檻，既然無法繞過，就必須批判。西方中心論
這種強烈的偏見，構成今天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根基。因此，法蘭提出自己不一樣的看法，認為從各種歷史證據來看，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或者我們常說的全球化，不是從歐洲起源的，而是從亞洲起源的。由於這種反西方中心論的立場，法蘭和我們上節提到過的彭慕蘭一起，都被歸為「加州學派」的一員，雖然他好像從沒有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任何大學裏擔任過正式教員。那麽，什麽是「加州學派」呢？簡單來說有四點：第一，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理論和方法；第二，強調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化不是歐洲建立和推動的；第三，註重中國研究，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範圍之內來考察；第四，註重中西比較。不過，這個學派裏的人各自關註的中心不一樣，具體用什麽方式打破西方中心論，那大家就各顯神通了，有人註重生態環境，有人註重制度差異。（下卷，1468頁）
貢德·法蘭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在歷史學中，西方中心論主要體現在敘述的時間框架上，如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分法，以及不斷延伸出來的古代晚期、近代早期等等，都是以西方發生的事件為座標，其他民族和國家只是被動卷入這個西方世界。這顯然是不合理和不客觀的，需要祛魅，因為整個世界「無處非中」，時間亦不能例外。
去中心一般有三種方法。一是框架法，可以取舍，可以回避，要我想要的，舍我不要的，目的是重構歷史敘述。歷史敘述就像富麗堂皇的大廈，其框架決定了其宏偉。「時間和時間中事件發生的順序是一條線索，但僅此而已，歷史學家的部份工作是用更重要的聯系來取代時間順序。」（R. H. Tawney, History and Society , ed. by J. M. Winter, Taylor and Francis, 2013, p.54）【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不再遵循古代、中世紀、近代的時間三分法，大框架是從中國出發，按不同的主體，論述整個世界如何從多元文化到普世文明。這個過程很漫長，我們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但這種敘事方式提醒讀者，每個民族和國家對世界都有自己的獨特貢獻，在世界大家庭中有一席之地。
二是比較法。所有進步的目標都是既破又立，但實際上破易立難。既然不遵循歷史時間的三分法，總得有自己的解決路徑。學科知識只有將其觸角延伸到他者的領地，才能擴大其範圍、鞏固其領域。這時，比較研究是一種不二法寶，用來修正和解釋。透過比較各種文化和文明，不僅可以呈現時代和個人生活的變遷，展示重大歷史轉折點對人類的深遠影響，還能揭示移民、貿易、物品、疾病的全球性流通不斷增加的動態。至於比較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各種觀念的傳播，亦可感受到「信仰力量的偉大」（中卷，681頁）。
三是敘事法。敘事是一門富有表現力的藝術，纏繞、迂回的歷史敘事是突破陳見的重要手法。本書的作者們都是像薄伽丘一樣的講故事高手。歷史學或許解決不了「怎麽辦」的問題，但對於「怎麽看」多少能提供一些獨特的觀點（中卷，642頁）。比如書中先講花花公子奧古斯丁，再引出摩尼教：
在四世紀後半葉的北非，有個家世顯赫的花花公子，在迦太基城學習修辭學，這人當時還不滿二十歲，卻放縱情欲，還有一個私生子。在他的浪蕩生涯中，他又有驚世駭俗的舉動，那就是加入被基督徒視為洪水猛獸的邪惡教派。而且他在邪惡教派裏一待就是九年，不但沈醉教義，還和許多信仰這個教派的北非要人來往，這讓虔誠的基督徒母親操碎了心。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個花花公子居然求知欲非常強，又天資聰明，以致這個宗教的高級教士都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為了解決內心疑惑，他只好前往意大利，並在米蘭經歷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轉身受洗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最終成為天主教史上思想最深邃的神學家，他的代表作有【懺悔錄】和【上帝之城】等。（上卷，316頁）
奧古斯丁
這類故事多姿多彩又錯綜復雜，涉及不同的沖突、碰撞、轉型，不斷激發人們的想象力。縱覽全書，文字輕松，不失道理；娓娓道來，微言大義；文風一致，如同一手；格調簡約，結構縝密，蔚為大觀，渾然一體。這正是「葛氏風格」：其特征在於透過故事進行敘事，以小見大，於平常中見道理；善於綜合，把一件事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擅長學術回顧，透過學術史梳理展示過往的不足與自己的新見解；擅長中外比較，以材料說話，用事實講道理。本書的作者們是故事能手、敘事高手，更是編制聖手、解構妙手，將宏大敘事與微觀史學結合得相得益彰。
熟悉中國文獻，擅長敘事，對接國際學術前沿，這是本書的顯著特點。可以說，這是一部全球史的學術史，一部以歷史學為主線的當代學術簡明指南。例如，討論匈人與匈奴（上卷，281-282頁）、蒙古時代（上卷，331頁）、絲綢（中卷，425-431頁）、十二支（中卷，679頁）、疾病（下卷，950-951頁）時，都清楚交待了相關學術問題的來龍去脈。開啟本書，你會發現當今史學界的重要概念幾乎都盡收其中，用來解釋材料：十七世紀危機、小冰河時期、國際青銅時代、高水平陷阱理論、皮雷納命題、燒荒農業、不同類別國家的比喻。書中吸收的大量最新前沿成果和提及的經典書目，為對某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們提供了基本的索驥指南。
作者們用自己的框架和材料去分析概念，挑戰了西方中心論。全書文風如出一轍，我原以為這是經過統一訓練的結果。然而，一問葛老師，才知道其他二十一位作者中他只認識三位。他們想必是讀了很多葛老師的書，自然受其影響。不過，葛老師確實也有方方面面的要求，比如要求每一位作者的敘事都有故事點，而且這些故事必須能體現全球史的特性。找到眾多故事的這二十一位作者，按照劉北成老師的話說，是「終於找到組織了」。這個組織就是他們所追求的「學術理想國」。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加入這個學術理想國，形成中國的「加州學派」，徹底打破西方中心論。
心存「彼得拉克之夢」
在我們「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這個系列裏，像澳洲、紐西蘭、非洲等這些地區，我們講得太少，要反思」（下卷，1479-1480頁）。敘事的復雜性、價值的取向性、環境的限制性、篇幅的有限性等都會限制創作。無論從哪出發去敘事，一路走來，難免會讓有的地方亮起來，有的地方暗起來。任何著作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與問題，但這無失真於該書的開拓價值與意義。
第六季有五百頁，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這說明作者們是有側重的，也就是厚今薄古。近代五百年西方的擴張，以及這一過程中中國如何適應，必須是全書的重點。移步換景，可以河東，亦可河西，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中心固然在，就看誰來表述，如何表述。誠如笛卡爾所說，「世界上有無數不同的運動永恒存在」，「沒有任何地方是不在變化的」（Descartes, World & Other Writings , ed. by Stephen Gaukro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
然而，這個世界並不僅僅屬於人類，「人類始終是自然的一部份，透過我們自身的欲望與其余萬物相聯系」（當勞·沃斯特語）。第五季「疾病、氣候與環境」似乎想要突破人類中心主義，考慮人與自然的關系，淡化人的作用，但這方面的著墨似乎還不夠。在過往的歷史長河中，動物幫助了我們什麽？在今天所謂的「人類世」，動物能教給我們什麽？我們能否重建動物的感知世界，了解它們的「主體性」？我們能否從謙虛的態度去思考無機物？當我們不再是廢棄物或數碼物品這類無機物的主人，或不再使用它們時，會發生什麽？歸根結底，如何重塑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系？這些都可以納入全球史的範疇嗎？
除過度關註人之外，在有意無意之間遺漏空間與時間，也可以說是本書的不足之處。啟蒙運動，作為文明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幾乎沒有被敘述，這是很大的缺失。作為整體的漫長的二十世紀幾乎沒有涉及，似乎在回避著什麽？書中所附「大事年表」只列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止，如何安置當代史成了棘手的事情，究竟該如何處置全球視野下的當下？北極和南極沒有進入作者們的視野，這些地區和全球史沒有關系嗎？經濟、人口、土地等傳統因素被有意忽略，這或許是一種無聲的反抗，抑或是以「文明史觀」代替「政治史觀」的必然結果（下卷，1503頁）。「世界史進入大洗牌時期，材料不是問題（問題是誰擁有材料？——筆者），關鍵是要敢於走出舒適區，發現新問題，開拓新領域。」（向榮語）歸根結底，這是立場和視角的問題。所有的本國史都是全球史，所有的全球史都是本國史，都在拓展人類的世界觀。
任何一本書都有其特定的讀者群，本書面向的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讀者。我希望將來能推出簡本、大字本、分冊版、外文版以及大開本插圖版，以拓寬讀者群。同時，更希望在本書的啟發下，有一天能設計出一本全國性的全球史教科書，使全球史正式走入課堂，讓每個年級、每個學段的孩子都有機會學習全球史，培養他們的世界觀與憐憫之情。這樣還愁未來沒有全球史家嗎？順便一提，我覺得本書的插圖處理過於草率，比如下卷附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只占一頁的三分之一，讀者只能模糊地想象其細節。我們需要散落在全書各處、能與文字和諧搭配的精美大張展開圖。
【坤輿萬國全圖】
邁出第一步很重要，尤其是邁向世界的一步。一種文化的蓬勃發展固然離不開多種背景，但有時一旦產生，便能自我發展；有時像火星濺到幹草堆，偶然燃起後就成為燎原大火；還有時甚至因為某個文化人的夢想和偏好，激發了一場文化運動的興起、轉向或衰落。正如胡適先生所說：「許多偉大的事業常常起源於少數人的夢想。」這不僅是學者的使命，也是我們的「彼特拉克之夢」（下卷，1214頁），種下「知識的種子」和「美德的種子」，成就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使人類的智慧之花充分綻放。
人類文明遺產令我們著迷，因為它們透過有形和無形的方式，提供了多層次與過去接觸的路徑，聯結著過去、當下與未來。器物、藝術、建築和文本不斷被重新加工，透過這些加工，我們詮釋歷史、針砭現實、展望未來。就像古老的物品能在新環境中獲得新生命，古老的故事在新背景下會煥發新涵義。時間可以追加一切，改變一切，造就一切，這正是【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意義所在。
大學要有大師，也要有大樓。樓高樓大，寬松自由，寒士歡顏，結果自然是站得高，看得遠，思得深。歷史寫作不僅是藝術，更是一種教育形式，「對權力說真話」，可以照亮來者，不斷延續文脈，不斷完善道德。我們期待中國學術界撰寫的從日本出發的全球史、從印度出發的全球史、從中國周邊出發的全球史、從非洲出發的全球史、從巴爾幹出發的全球史、從環境出發的全球史、從性別出發的全球史……那一定是人類命運的美妙大合唱！
（筆者參加了2024年5月18日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舉辦的「無處非中——【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新書座談暨學術研討會」，恭聽各位高見，學到很多。本文吸收了葛兆光、劉北成、劉永華、章清、段誌強、劉耀春、宋念申、朱明、馬曉林等教授的一些看法，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