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什麽事都喜歡講個分寸，其中自然也包括飲酒。人所謂「小酒怡情，大酒傷身」，我想，這「小酒」與「大酒」之間的距離，就是對飲酒分寸的拿捏問題。
當然，能坐而論道探討喝酒分寸的，多半是不喝酒的或是不在喝酒狀態下的，我們國人素來講究的是「無酒不歡」，一旦喝上了，歡暢了，規矩分寸誰還顧得上呢？譬如眼下正好是酬酢周旋、推杯換盞的頻發時段，「醉臥沙場」現在雖沒有了，但美人名士醉臥沙發、蹣跚街頭，仍是常有的事。可見歡樂當前，分寸往往最不好把控，或者說不想把控。唐代有一位大學士陸扆，某次設宴招待一位年輕的讀書人，勸其飲酒時，年輕人說自己「天性不飲酒」，陸扆贊曰：「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他的意思是人一生中後悔的事有十分，你不喝酒，那就僅剩一半了。這位陸丞相對酒的看法似乎有欠公允，他只記得「喝酒會誤事」的茬，卻把酒能助興的好處給忽略了，我曾說過，酒雖非人生之必飲，但卻能給人帶來額外之歡愉。「傷心懊悔」的事，還是可以避免的，然因酒而生的快樂多巴胺，卻是實實在在難以替代的。
或許，正是由於酒內建的一種神秘感以及喝酒所具有的不確定的兩面性，所以才讓人對酒又愛又恨、愛恨交織。恨之者視其若洪水猛獸，避之猶恐不及；愛之者深入骨髓，不肯一日須臾離。「竹林七賢」的劉伶，每每外出必帶一大壺酒，且行且飲，他還讓人扛一把鐵鏟跟著，並關照「萬一路上我醉死了，請就地埋我」。這種貪酒如命、視醉如歸的氣概，雖千百年過去，但在今天似也依稀可見，可謂「古風猶存」。所不同的是，劉伶是獨飲，而我們類似的豪言壯語，大多是出現在餐桌上的勸酒爭勝中。
餐桌上一旦出現了「豪言壯語」，往往是到了喝酒的高潮階段。常赴酒局的都有經驗，用餐之始，大都文質彬彬，慢言細語；隨之漸入佳境，開始甜言蜜語；此後捉對廝殺，不惜花言巧語；然後勸酒爭勝，祭出豪言壯語；最後神誌無主，一派胡言亂語；再往後喝高了，只能一旁自言自語，或是不言不語地打呼嚕去了。參加的酒局無數，雖南北風格迥異，然格局行程還是頗為相近。不過相對而言，上海的酒文化還是較他地人士所樂於接受，我就不止一次地聽外省朋友說上海的酒風好，文明程度高，所以在上海喝酒沒有壓力。因為上海人勸酒不灌酒，勸，只是一種熱情的姿態，但從不硬勸，只求大家適量開心才是最佳狀態。這就是上海人的智慧與分寸，我曾開玩笑地說過，海派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天生膽小」，不激不厲、謹慎內斂，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當然可以說都是優點，但也可以都算是「膽小」的別詞。不過，若就此認為上海人酒量不行，可以小覷，那必定是「洪教頭遇上了豹子頭」，恐怕沒幾個回合便會敗下陣來。其實，上海人還真不乏酒量好的高手，我的身邊就有多位，領教過的人皆紛紛嘆服： 「東北虎，西北狼，喝不過上海小綿羊啊！」
有道是「詩有別材，酒有別腸」，有的人天性不飲，有的人千杯不醉，這都毋須商量，我們要商討的是「小酒大酒」之間，「將醉不醉」之時，如何來把控喝酒的分寸問題。在此，我覺得清代文人李笠翁提出的「喝酒五貴」，可作平時聚宴之引領。
李笠翁說：「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我索性順著「五貴」再作幾句詮釋：第一，酒量因人各異，不求同量，但求同樣喝好；第二，南方人喝酒不擅劃拳吆喝，而擅邊喝邊聊。如果酒友皆不善談彼此喝悶酒，那還不如回家獨酌了；第三，酒菜不在於豐盛與否，關鍵要能續得上，喝在興頭上，哪怕幾粒花生米或是半碟豆腐幹也是好的，總比啥也沒有強。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作家鄭淵潔說，某晚好友來訪，聊至半夜，酒還剩半瓶，但菜是丁點全無。於是翻箱倒櫃，忽見還有狗糧數包，趕緊取出佐酒，不亦快哉！第四，至於喝酒的規矩，只要大家認同就行；第五，再歡快的筵席，總也有散的時候。有的朋友喝多了總不想回家，嘴裏還不停地喃喃自語：「今晚我想喝醉，我不想一個人睡……」其實第一條，我保證他已經達到，至於第二條，估計在座的誰也保證不了。
所以真正的善飲者，並不關乎酒量，而是懂得喝酒的情商，知道何時喝多喝少、該醉該醒乃至或聚或散。喝酒也是要「知止」的，孔子雲「唯酒無量不及亂」，說的就是此意。當然，酒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偶爾能醉一次，也不無美妙。胡適之曾有詩雲：「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人生如果從來沒有醉過、愛過，甚至也沒夢過，那恐怕真有點白過了。（管繼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