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日，毛澤東起草以周恩來名義告胡喬木函，明確指出，爭取程潛、李默庵、陳明仁站在我們方面，反美反蔣反桂極為必要，請你們認真進行此項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電告正率第四野戰軍向中南進軍的林彪、蕭克、趙爾陸和聶鶴亭：請你們利用張軫推動程潛站在我們方面，惟發動不可太早，應在解決白崇禧部後再發動歸入我方。
人們可以領悟到，為了爭取程潛、李默庵和陳明仁站在我們方面，實作長沙和平解放這一重要目標，毛澤東不僅強調要利用張軫來進行現身說法式的推動，而且必須正確把握以戰求和，先打桂系的關鍵性步驟和時機。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張軫作為推動程潛舉義的首選人物，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張軫與程潛之間不僅素有特殊交往，而且在率部起義問題上業已達成特殊默契。
張軫，字翼三，原國民黨陸軍中將。曾擔任第13、66軍軍長，鄭州公署副主任及武漢行轅副主任，河南省主席，第19兵團司令等高級職務。1949年5月150，在湖北省金口率部起義。
1894年4月15日，張軫出生於河南省羅山縣河口寨。1908年初，他隨兄步行700余裏至開封，投考陸軍小學，竟名落孫山。
1912年再赴開封，考入陸軍小學。次年又進南京陸軍第三中學。1918年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1919年以優異成績被選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1923年畢業歸國。
1924年張軫被委任為黃埔軍校第四期戰術總教官。到職兩月尚未正式授課，適逢程潛所部由攻鄂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6軍，經日本士官學校的一名同學推薦，即於1926年2月調張軫任該軍第19師第56團團長。
該團原系湘軍第5師，為土匪隊伍改編。張軫只身赴任，程潛唯恐出事，特備兩連兵力以防不測。
張慨然前往，當即集合全體官兵講話：第一，我是來革命的，如果是反革命，大家可以反對我；第二，我是軍人，堅決服從命令，如果違反命令，大家可以反對我；第三，今後財政公開，如果本人有營私舞弊行為，大家可以反對我。
張之講話，博得官兵的擁護，也開始得到程潛的賞識。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張軫團隨程潛指揮的第6軍轉戰湘北、鄂南，歷時40余天。
9月，在南昌戰鬥失利，軍長程潛「割須去袍」，化裝為趕牛者而得以生還之時，張軫率殘部突圍受阻，部隊化整為零後，僅帶兵二人奔至武漢。
當張軫到達武漢，向程潛報告自己的經歷和行蹤時，全軍都料他已陣亡，且正待舉行追悼會。
程潛立即復電張軫：「接來電，得慶生還，喜慰無極，望速還部，以慰群情。」
至10月，第6軍重整軍備，林伯渠受程潛之托親往武漢，迎張軫重返第6軍，任少將團長。
隨後，張軫跟隨程潛參加了第三次攻打南昌和攻克南京等一系列作戰行動，結下了生死與共的戰鬥情誼。
1928年，程潛因堅持反蔣，被李宗仁扣押於武漢，後又在上海經歷著「寓公生涯」。原第6軍被迫由湘逃贛，張軫遂通電下野。
當蔣介石通令捉拿張軫時，張只好隱姓埋名，匿居滬杭達兩年之久。
更為重要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鄂豫邊區黨委代表王闌西於1938年曾多次與張軫秘密接觸，達成聯合開展抗日遊擊戰爭之協定。
1939年，張軫在其摯友原北伐軍第6軍第18師黨代表、中共秘密黨員李世璋的影響和介紹下，又同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和鄧穎超等有過接觸。
周恩來曾懇切地對他說：「你在國民黨隊伍中，頗有地位和聲譽，很有發展前途。務要態度灰色，不要參加任何組織，不要與我們過於接近，以防不測。」
1941年初，張軫感於國民黨政府教育經費奇缺，眾多青年失學，乃利用其政治影響，號召棊江、江津、南川三縣知名士紳，籌集基金，創辦了渝南中學。
張軫自任董事長，特聘李世璋為校長。所請教員多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早期中共黨員馮菊坡，中共地下黨員王華冰、廖永祥、李中傑、魏介全、李益吾、李可風、張煥彩、王雲、張誌先、曾慶明、羅偉炬等，民盟盟員高天，著名經濟學家施復亮、鐘復光夫婦，作家碧野等均先後在該校任教。
時渝南中學已成為中共南方局在棊江的工作據點，除掩護了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外，還培養了眾多愛國青年。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張軫於1946年先後調任鄭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和武漢行轅副主任。
1947年，人民解放軍劉鄧大軍飛渡黃河，於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五六萬人之後，乘勝跨越隴海鐵路，沿平漢鐵路以東地區迅速南進。
蔣介石急令武漢行轅主任程潛設前進指揮所，並指派張軫兼任前進指揮所主任。在程潛和蔣介石8次電報和電話催促下，張才到任，先後指揮14個整編師，4個獨立旅參加中原戰役，終以失敗而告終。
在1948年春，淮海戰役開始前，張軫就主動請李世璋透過華東地區中共黨組織，向黨中央反映準備起義之意向。
同年秋，劉伯承托人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送張軫閱讀，使張深受教益，更堅定了其舉行起義、投向人民的決心。
同時，解放軍亦派遣方敬之等人對張做爭取工作。不久，張軫派張尹人前往解放區同鄧子恢等直接取得聯系，並接受中共的指示，決定在解放武漢時舉行起義。
1948年夏，蔣介石為挽回戰局頹勢和加強對華中地區統治，遂改武漢行轅為長沙行轅，另於武漢設「華中剿總」總司令部，以白崇禧為總司令，張軫為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官。
同年7月，開封第一次解放，蔣介石免去劉茂恩湖南省主席職務，改由張軫接替。
張旋即將省政府遷至五綏區司令部所在地信陽。他一面利用其職權大力收編地方團隊，組成「綏靖」旅或保安旅，擴充兵員；一面積極參與李宗仁、白崇禧聯合程潛迫蔣下台的活動。
1949年春，第五「綏靖」區被撤銷，張軫所部由信陽退至湖北賀勝橋、鹹寧一帶。原由地方團隊擴編的10個旅，幾經整頓，改編為第19兵團，下設第127軍和第128軍，由趙子立、辛少亭分任軍長，張軫任兵團司令。
河南省政府人員，則委托秘書長羅震帶領，全部遷至湖南。4月間，張軫又三次赴長沙與程潛密談，並相約張先於武漢舉義，程後在長沙行動。
5月10日，張軫委張尹人隨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由金口渡江，赴沔陽解放軍江漢軍區，具體商定起義事宜。
同時又派張了且留駐漢口，同中共地下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
12日，張軫將部隊駐地略作調整，並召集主要將領密商，明確起義後各自的任務：鮑汝澧師控制金口水陸交通，截擊漢口撤出的大小船只，截擊沿江逃竄敵軍，加強同江漢軍區的聯系。
分駐鐵路公路兩側各師，待第7軍撤走後，截擊其他敵軍。會後分頭布置，層層下達，做好起義準備。
13日，張軫冒生命危險欲作最後努力，秘密至武昌勸說第58軍軍長魯道源一同起義。魯卻向參謀總長顧祝同告密。
14日，白崇禧於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約見張軫，當即出示顧祝同來電，電文稱：「據密報，張軫勾結共黨，圖謀叛變，請將其師長以上軍官扣押送廣，從嚴法辦，所部就地解散。」
白即刻將張扣留，並讓其打電話通知師長以上軍官於次日10點來此開會。
張軫雖感事發突然，然卻鎮靜自若。當即回答：「幾個月來，我們談了許多問題，一切情況你都知道。現在你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吧。」
張軫要求先到第19兵團駐漢辦事處處理一些重要問題，在那裏向部隊打直通電話更為方便。白猶豫再三，終答應其快去快來。
張軫坐上吉普車，迅速脫離虎口。5月15日，張軫克服重重險阻，終於率部2.5萬余人毅然宣布通電起義，並獲得成功。
及時配合了解放大軍在長江下遊渡江的軍事行動，對武漢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
率部起義，在這個基本目標上程潛與張軫固然一致，且已有約在先。眼下，張軫已經「兌現」，程潛的「下文」則待續寫。
毛澤東綜合分析各方面情況，進一步認定，要想堅定程潛的舉義決心，並保障其起義獲得成功，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必須首先解決白崇禧，以掃除程潛起義的攔路虎。
從當時的戰略形勢及其發展走向來看，國民黨軍在長江的防線被突破及華北、西北戰場叠遭失敗後，防禦體系已徹底崩潰。
尚存的150萬人，分別位於福建、台灣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幹省境內，成為互不相連的幾個集團，處境極其孤危。
但是，蔣介石仍企圖依靠這些殘余力量，在邊遠省區負隅頑抗，借以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盤踞中南地區之敵，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集團和廣州「綏靖」公署（後改為華南軍政長官公署）余漢謀部共28個軍73個師，總兵力共40余萬人。
其中駐守湘鄂贛等省的白崇禧部共21個軍52個師近30萬人，其部署是：以湘鄂邊綏靖公署宋希濂部第14、第20兵團共6個軍布防於巴東至嶽陽間的長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區，重心置於宜昌、沙市。
以白崇禧部直屬之主力第3、第10兵團共7個軍布防於南昌以西、長沙以北之九嶺山、汨羅江、洞庭湖一線。
以長沙「綏靖」公署程潛部和第1兵團陳明仁部4個軍（後編並為3個軍）布防於長沙、湘潭地區。以第56軍和第127軍分別位於桂林、常德。
江西「綏靖」公署方天部第4、第12兵團4個軍位於遂川和贛州。
駐守廣東的余漢謀部7個軍21個師約11萬人，除1個軍駐守海南島外，主力沿粵漢路扼守粵北，屏障廣州。
敵人企圖依靠這些力量，在鄂西湘贛邊地區阻止解放軍南進，以保持其對湘、贛、粵、桂等省的控制。
如果受到解放軍攻擊，處境不利，則宋希濂部退守鄂西山區，以四川為後方，扼守川東門戶，白崇禧部退守湘南，余漢謀部固守大庚嶺，以確保兩廣安全。
但是，這些敵人，除白崇禧嫡系第7、第48軍等少數部隊尚有一定戰鬥力外，其余大多是被我軍殲滅或遭受嚴重打擊後重新組建的部隊，戰鬥力較弱。
而且內部派系復雜，湘系、桂系之間，白崇禧和宋希濂之間，均矛盾重重。
中央軍委在確定向全國進軍的戰略部署中，賦予第四野戰軍的任務是向中南進軍，消滅該地區之敵，解放並經營豫、鄂、湘、贛、粵、桂六省。
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務，1949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共中原局為基礎組成華中局子以中原軍區領導機關與第四野戰軍領導機關合並，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1949年12月又改稱中南局和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
以林彪任華中局第一書記、華中軍區司令員，羅榮桓任華中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政治委員，鄧子恢任華中局第三書記、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統一領導中南地區黨政軍工作。
1949年4月11日，第四野戰軍除先遣兵團12萬余人已提前南下外，其余70萬人自平、津地區分三路沿平漢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南下。
為消除障礙，在南進途中第13兵團部率第42、第47軍，在華北軍區第70軍等部協同下，發起新（鄉）安（陽）戰役。
5月6日，第42軍攻克安陽，殲敵「冀豫邊區清剿指揮部」所屬1.4萬余人；新鄉守軍第40軍等部1.6萬余人接受我軍和平改編。
至6月上旬，各部隊先後到達長江以北的襄陽、樊城、安陸、孝感、淆水一線展開。
第四野戰軍挺進湘中的當面之敵白崇禧集團，以第103、第58、第97、第126軍分別布防於益陽、平江、嶽陽、長壽街地區，擔任第一線的正面防禦。
以第3兵團之第7、第46、第48軍為右翼，布防於醴陵、宜春、上高地區，一部前出奉新、高安。
以宋希濂部為左翼，布防於湘鄂西地區，其中第2、第124、第79、第15軍位於宜昌、宜都、沙室一線；以長沙綏署程潛部及第1兵團陳明仁所屬第14、第71、第100軍擔任第二線防禦。
5月17日，中央軍委就第四野戰軍下一步作戰部署指示野戰軍前委：在鄂西方面以3個軍由宜昌、沙市渡江，爾後以兩個軍向寶慶（今邵陽）推進，留1個軍在常德、益陽地區。
在粵漢線方面你們可使用8個軍，除以3個軍分別位於武漢嶽州（今嶽陽）線、嶽州株州線、株州衡州（今衡陽）線外，以5個軍向株州推進，協同西路兩個軍殲滅白崇禧部於湘粵桂邊境，並準備向兩廣推進。
在江西方面以預定經營江西的兩個軍向該區推進，如遇作戰，可要求陳賡兵團協助之。
5月25日，毛澤東得知張軫已於15日率部起義成功，迅即致電有關方面表示滿意和歡迎，毛澤東道：「必須抽出兩個王牌師，交給張軫指揮。」
毛澤東指示，從10縱、12縱分別抽出第一、第二師與張軫部合編為一個軍，張軫任軍長。
同時電告渡江戰役總前委：陳賡兵團暫不渡贛江，在豐城、臨江、新澄、峽江之線收集船只，完成渡江準備，待桂軍7軍深入宜春一帶後，突然向敵後方挺進，斷敵退路，與四野部隊配合殲滅或抓住敵人。
二野應準備以四個軍或三個軍由陳賡統率歸林羅指揮，其任務是：第一步在宜春一帶配合四野殲滅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擊白崇禧後路，爾後待命入川。
此外，毛澤東請林彪、羅榮桓考慮，待你們主力及炮兵渡江時，在武漢三鎮舉行一次軍容整齊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樣的盛大遊行，借以振奮人心。
第二天，即5月26日，毛澤東得知敵情發生的變化多在他的預料之中：桂系第7軍由長沙陸續運往宜春；夏威指揮部率第46、48兩軍在南昌以西高安一帶布防；吉安方面將從株洲調102軍兩個師增防；贛洲方面將從衡陽調14軍兩個師增防。這就是說，戰局正在朝著毛澤東預定的方向發展。
緊接著，毛澤東又要巧妙安排敵軍宋希濂部的「歸宿」。5月28日，毛澤東電告林彪、肖勁光：宋希濂部五個軍8萬余人，戰鬥力較弱，你們以三個軍攻擊是足夠的。該三個軍應妥為部署，力求殲滅該敵主力。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林彪等及時制定了四野部隊休整及作戰部署方案，並於5月30日直接報請毛澤東審示。
毛澤東隨即復電，明確表示同意。
第四野戰軍前委果斷定下了作戰決心，決定以主力自武漢及其東西地區分三路渡江南進：以第12兵團沿粵漢路前進；以第13兵團在宜昌、沙市地區渡江南進。
以第15兵團並指揮兩廣縱隊沿湘贛邊會同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攻擊前進；第14兵團除以第42軍留河南剿匪外，主力沿粵漢路跟進；以調歸第四野戰軍建制的東北軍區第50軍南下襄樊集結待命。
四野部隊正在休整，毛澤東仍在繼續謀劃著「不戰而屈人之兵」。
6月16日，毛澤東親為新華社起草他和朱德總司令共同署名發表對張軫部起義的歡迎電。指出，國民黨軍的殘余力量已為數甚少，欲圖抵抗，勢將迅速被消滅。同時號召國民黨軍殘余力量中一切有愛國心的將領，凡願率部起義者，我們均表歡迎。
一般說來，白崇禧對於毛澤東和朱德所表明的基本立場，是不應無動於衷的。可是，白卻一直執迷不悟。
到了6月底，還在加緊部署兵力退入雲南，企圖頑抗到底。
對此，毛澤東十分警覺地意識到，白崇禧部署兵力退入雲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則我解決雲南勢必使用大量兵力，於我不利。據此，毛澤東進一步調整了人民解放軍整個進軍的部署。
7月初，正當我第四野戰軍即將渡江南進時，宋希濂部為鞏固其沿江防禦，調集第2軍、第124軍和湖北保安第4旅等部向我當陽、荊門襲擾，並以一部前出遠安搶運存糧。
第四野戰軍首長認為：宋希濂部在西線發起進攻的同時，白崇禧主力可能在東線湘贛有所行動。決心立即發起宜（昌）沙（市）戰役和湘贛戰役，殲滅宋、白部主力，然後再乘勝南進。
於是經軍委批準後決定：在西線，以第13兵團3個軍附第14兵團第39軍及湖北軍區一部發起宜沙戰役，以期圍殲宋部主力於宜、沙地區。
在東線，以第12、第15和第4兵團共9個軍，在野戰軍首長統一指揮下，發起湘贛戰役，求得圍殲白崇禧部主力於萬載、宜春地區。
戰役發起之前，毛澤東又於7月4日專門致電林彪、鄧子恢並王首道，囑他們極力爭取程潛用和平方式解決湖南問題。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軍行動在即，此事進行要快。
7月6日，解放軍第13兵團對宜昌、沙市地區之敵發起進攻，以湖北軍區獨立第1、第2師在當陽、荊門地區誘敵深入，以主力由南漳、鐘祥、京以從東西兩翼向宜昌、沙市迂回包圍。
9日，我第47軍一部，在當陽東北與敵軍遭遇，敵發現解放軍主力向其兩翼包抄，即於10日下令全線收縮，南渡長江，向鄂西山區撤退。
解放軍隨即發起追擊，因敵甫經接觸立即收縮，加之山多路窄，道路泥濘，解放軍裝備笨重，部隊行動遲緩，以致未能抓住敵之主力，僅殲其後尾一部。
至16日，解放軍占領沙市、宜昌。由於對西逃之敵已追殲不及，乃按原定部署渡江南進，至7月底，先後占領慈利、臨澧、桃源、常德等城。
此役共殲敵1.5萬余人，開啟了南進湘酉大門，切斷了宋希濂部與白崇禧部的直接聯系，但未能實作殲滅宋部主力的預期目的。
在發起宜沙戰役的同時，東線解放軍於7月8日以第15兵團第43軍奔襲奉新、高安，誘敵增援，但敵先期逃跑，解放軍奔襲撲空。
野戰軍首長當即令該部停止前進，令第12、第4兵團分別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幹加速向萍鄉地區迂回，求得在瀏陽、醴陵以東地區合圍殲敵。
白崇禧察覺解放軍向其側後迂回，乃於13日下令所屬部隊全線星夜後撤至攸縣、茶陵地區，逃出了解放軍預定的包圍圈，至19日戰役結束，解放軍僅殲敵4600余人。
宜沙、湘贛兩戰役，是第四野戰軍主力南下後第一次作戰，之所以未達到預期的殲敵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對白崇禧集團力避與解放軍決戰的行動特點認識不足，因此采取了通常情況下的誘殲敵軍和近距離迂回包圍的部署，使敵得以迅速逃脫。
人民解放軍挺進湘中、贛南以後，宋希濂部逃往鄂西恩施地區，改歸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指揮，扼守川東門戶。
余漢謀部仍據守廣東；白崇禧集團則退據以衡陽、寶慶（現邵陽）為中心的湘南地區，企圖依托湘江、永樂江、資水，背靠滇、桂、黔，構成一條東起粵北樂昌與余漢謀集團相銜接、西至湘西芷江的「湘粵聯合防線」，阻我南進。
其兵力分布是：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及第3、第10、第11兵團部均位於衡陽，第46軍位於樂昌，第97軍位於郴縣、汝城，第48軍位於耒陽，第7軍位於衡陽、泉溪市，第58軍位於衡山，第103軍位於湘鄉西南的永豐，第71軍位於寶慶東北的界嶺，第17兵團部及第100軍位於芷江、安江地區。
此外，尚有第126軍和第56軍分別位於零陵、桂林。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根據全國戰局和第四野戰軍前一段作戰的經驗和教訓，在科學預見敵情發展變化規律與趨勢的基礎上，於7月16日就追殲白崇禧集團的作戰方針。
致電林彪、鄧子恢、蕭克並告劉伯承、張際春、李達，部署了作戰任務。
7月17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於追殲白崇禧部的補充指示」。
不難看出，中央軍委、毛澤東所規定的作戰方針，是針對敵人一觸即退的作戰新特點制定的，其基本著眼點在於采取完全主動的部署，置敵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最後迫使其不得不和我作戰，同時從根本上促進湖南問題的和平解決。
至此，正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舞台上，既為白崇禧集團規定了必然覆滅的結局，又為程潛在長沙舉義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必備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