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有雲：「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簡言之就是，一場戰爭的勝負並不取決於戰場，而是出於最高領導人對於敵我形勢、天時地利人和的分析。說白了，就是戰爭的勝負，取決於廟算。
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全面內戰就此爆發。以中原解放區為起點，蔣介石對我各大解放區，發動了所謂的全面進攻，力圖在三個月內撲滅我軍，將革命的火焰徹底扼殺。
從當時的戰場態勢來看，解放軍控制了全國大量大中城市。抗戰時期，日本席卷大半個中國，國民黨軍節節抵抗、節節敗退，最終退居於西南一隅。而在國民黨不斷後退的同時，八路軍和新四軍則不斷跟進，在廣大的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到了抗戰末期，共產黨已經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陜甘寧、冀熱遼、山東、蘇北、湘鄂贛、鄂豫皖等19塊根據地。根據地人口由150萬人發展到一億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由開始的4萬人發展到120萬人。
抗戰結束，日本投降。從實力和個人聲望來說，蔣介石集團都到達了頂峰，他不僅得到了美國、英國的支持，蘇聯也承認了他的正統地位。從兵力來說，國民黨軍數量在430萬左右，不少部隊擁有全套美制裝備，火力強勁、訓練有素。
雖然占據了天時，但蔣介石唯獨就占不了人和。這是因為他的精銳部隊躲在中緬邊境、四川等大後方。以西南陳舊、破爛的交通，很難將軍隊投送到沿海和平原的各大城市。而共產黨的根據地迫近於敵占區，有利於就地接手。
情急之下，蔣介石投擲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打著和平建國的口號，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另一方面，他勾結美國，利用海軍和空軍加緊運輸部隊，妄圖強奪勝利果實。同時，他還命令日偽軍，只允許向中央軍投降。
雖然蔣介石做出種種阻撓行動，但是我軍對於大中城市的接手仍十分順利，我軍在東北、華北、華南等地，都占據了大量城市。
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國民黨軍在各地逐漸部署到位，蔣介石認為發動全面內戰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下定決心，要對各大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為了盡快贏下這場戰爭，國民黨軍集中了193個旅，準備將山東、華中、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中原等根據地全部占領。
在作戰中，蔣介石最心心念念地，莫過於攻占共產黨所掌握的城市。蔣介石在軍官訓練團的一次講話中，曾這樣說：
「現代戰爭最要緊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得先控制城市。城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和物資的集中之地，而且在地理形勢上，它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城市後，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共軍即使有廣大正面，也會為我們所分割、截斷，處處出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因此，蔣介石在「作戰綱要」中首要提出的一點就是，要將共軍從所占領的重要城市、據點中一一趕出來。
蔣介石之所以想要盡快攻占城市，除了軍事方面考慮，更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抗戰後，國統區百業雕敝、民不聊生，加之國民黨官員的貪腐，致使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國府的財政陷入了崩潰。當時的國民黨，幾乎都是依靠美國支援才勉強吊著一口氣。因此，蔣介石急需攻占大城市，獲取更多的稅源，好支撐政府和軍隊的執行。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在抗戰時，開始以美軍為師。而美軍的作戰方式，雖然非常有效，但是彈藥消耗極大。中國是個貧弱的農業國，哪有資本像美軍一樣隨意揮霍？因此，沒有財源是絕對不行的。
而從經驗角度看，蔣介石對於共產黨，也是有「成功經驗」的。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蔣介石就是以堡壘戰術，不斷蠶食紅軍的根據地，最終成功逼迫紅軍發動史無前例的兩萬五千裏長征。因此，蔣介石想故伎重演，盡量多占地盤，然後以城市為據點，縱橫延伸，將我軍徹底分割、切碎，使之無法集中。
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國民黨軍「進展迅速」。由於敵強我弱，我軍在各大戰場都顯得比較被動。在東北戰場，我軍失去了四平、長春；在華東，我軍結束了兩淮；在華北，傅作義部在大同集寧戰役與張家口戰役中重創解放軍，取得優勢地位。
在幾個月的時間裏，蔣介石連陷我軍105座城市，但也付出了71萬人傷亡的代價。平均每攻占一座城市，就必須付出7000人的代價。
其中少將以上高級軍官被俘、死、傷多達100多人。蔣介石曾哀嘆道：
「我們的團長、旅長、師長等高級將領被俘之多，為數驚人。」
到了1947年春，國民軍的數量大大下降，即使補充了兵源，也只有394萬人，和鼎盛時期無法相比。
然而即便如此，蔣介石仍認為自己的計劃大為成功。因此他將主意打在了我中央政府所在地——「紅都」延安之上。
在蔣介石眼中，共產黨最重要的根據地有二——山東和陜北。其中軍事重心在山東，而政治中心在陜北。
從全國戰局來看，國共雙方爭奪最激烈的地方還是華北和東北。從交通、經濟以及軍事的角度看，陜北其實並沒有那麽重要。但是在蔣介石看來，攻占延安，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意義，可以蒙蔽官兵的耳目，激勵士氣。
於是，蔣介石派遣自己的愛將胡宗南，集中25萬大軍，對陜甘寧根據地發動了所謂「重點進攻」，企圖直接攻占延安，消滅西北解放軍，從而將這支機動部隊投放到華北和東北戰場。
延安，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毛澤東指揮戰鬥的地方。在延安，共產黨已經待了十年。雖然這裏地瘠民貧，卻在最困難的時候拯救了紅軍，拯救了革命。對於這裏的人民，這裏的山水，我們的領導人都是相當有感情的，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割舍的。
然而敵強我弱，陜北根據地的解放軍僅有3萬余人，無法和25萬敵軍相抗衡。因此，毛澤東當即決定，放棄延安。
那麽毛澤東為何主動放棄延安呢？這並不是因為怯懦，而是他對於當時的局勢，早就有了洞若觀火的判斷。師哲曾回憶，當時他曾勸說毛主席，希望設法保住延安。但是毛澤東卻胸有成竹地說：
「你的想法不高明，不應該擋住他們去進占延安。你知道嗎？蔣介石阿Q精神十足，占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占領延安，他就會輸掉一切……延安是一座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沈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這個包袱，就讓他背吧。而且話說回來，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來而不往非也嘛！」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有這樣的自信？為什麽他堅信，只要蔣介石占領了延安，就會輸掉一切？
而這，就要從毛澤東高明的廟算說起了。自毛澤東參加革命以來，他就一直堅信一點，「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底失人，人地皆失。」在敵強我弱的局面下，硬拼是絕對錯誤的。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沒柴燒。只有保存了有生力量，才有資本和反動派搏鬥。
當年中央紅軍反圍剿時，毛澤東就是秉承運動戰原則，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在運動中殲敵，盡量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最終成功擊破敵人四次反圍剿。而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和博古卻拋棄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妄圖「禦敵於國門之外」，和國民黨打硬碰硬的陣地戰，最終不得不離開中央蘇區，進行長征。
在毛澤東看來，失去105座城市乃至於延安，其實算不了什麽。蔣介石占領這些城市，只會讓自己本來就不充足的機動兵力更加捉襟見肘。而我軍則可以集中兵力，將敵人各個擊破。
蔣介石每攻占一座城市，實際就是給自己背上一個沈重的包袱。對此，毛澤東形象地說道：
「蔣介石是個小氣鬼，一貫以占地盤為勝利。一旦占領一個小小的村莊，也是舍不得放手的。好吧！我們就把這些包袱一個一個給蔣介石背上。他背得越多就越走不動！那時，我們再集中力量，要打哪裏就打哪裏！人民很快就會看到，蔣介石占領延安絕不是他的勝利，而是他失敗的開始。」
我軍撤離延安後，胡宗南部很快便殺入了已經成為空城的延安。在南京的蔣介石接到胡宗南的電報後大喜過望，立即給胡宗南發去了嘉獎電，並將他晉升為上將軍銜。一時間，蔣介石集團彈冠相慶，到處都是喜氣洋洋的場面，西安家家戶戶都懸掛國旗，放鞭炮，廣播電台還專門請一些歌星來電台演唱。
然而蔣介石沒有得意多久，因為他很快便發現，自己已經落入了毛澤東的奇謀之中。雖然占領了大片解放區，但是他卻發現，自己的機動兵力完全不夠用了。即使想要守住自己手中的城市，依然捉襟見肘。
相反，我軍卻逐漸化被動為主動，發動了大規模反擊。首先，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將尖刀插入了國民黨的胸膛。由於國民黨軍占領了太多城市，抽不出機動兵力加以阻撓，所以讓劉鄧一戰成功。
而在其他戰場，中國共產黨、我軍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窮苦的農民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
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卻沒有真正意義上搞清中國的國情。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少得可憐。革命真正需要依靠的力量，永遠是農民。而要爭奪的基本盤，一定是在農村。作為一個買辦集團，蔣介石沒有膽量，也沒有想法進行土改。
而毛澤東則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農村才是革命真正需要依靠的力量。雖然失去了城市，但是解放軍只要倚靠農村，發動農民解放自己，就一定能獲取源源不斷的兵源和財源。
例如在東北，我軍開始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徹底打垮農村的封建堡壘。為了保衛自己新得到的勞動果實，農民紛紛參軍，使我軍的實力得到質的提升。並在短時間內，在兵力上超越了關外國民黨軍。
反觀國民黨軍，雖然他們也在不斷招募新兵。但是這些新兵卻不知為何而戰，從戰鬥力和主觀能動性上來說，遠遠不如我軍的新鮮血液。
在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之下，解放軍逐漸轉入反攻，而國民黨軍只能困守於交通線和據點，成為難以挪動一步的「死兵」。只要稍微動一動，就有被圍殲的危險。而我軍曾經丟掉的城市，也一個個被奪了回來。
1948年4月18日，西北解放軍收復了延安。而胡宗南之所以撤出延安，就是因為機動兵力不足。
最終，在解放軍的猛烈攻勢下，國民黨在東北、華北和中原相繼慘敗，輸光了自己所有的籌碼。而蔣介石，也只能在不斷的敗績中，灰溜溜地逃往台灣。
毛澤東所言果然沒有錯，蔣介石雖然占領了延安，但卻失去了一切。我軍雖然失去了延安，但最終卻將紅旗插在了南京總統府之上。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蔣介石秉承舊軍閥思想，以多占地盤以為勝利；而毛澤東則不同，他崇尚以人為本，其境界遠遠超過了蔣介石。而雙方在廟算上的差距，也讓人民的勝利成為了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