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第五次「圍剿」，國民黨多年來一直認為是他們很大的一次失敗，所謂「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這是我們的失敗，實屬無可諱言」。
而對於失敗的原因，國民黨方面的總結是：1，戰略部署過分穩健；2，情報工作不夠靈敏；3，負責在南面圍堵的陳濟棠被中國共產黨成功統戰……
他們認為，正是因為這些工作上的疏忽，導致紅一方面軍成功地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封鎖，一路開到了湘桂黔滇川一帶，最後勝利地到達了陜北，這才有了後來的西安事變等諸多變故。
這是國民黨流落孤島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自我反省。而到了90年代，一種新的說法出現了，比如在【蔣緯國口述自傳】中，蔣緯國說：「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
和蔣緯國有類似看法的，還有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話：「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線西南，壓迫共軍西竄……」
李宗仁暗指蔣介石故意在西南放開了缺口，並未用盡全力。
其實，蔣緯國和李宗仁後來的這些說法並不新鮮，早在1934年12月，紅一方面軍長征期間，國民黨的元老胡漢民就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公開指責蔣介石故意把紅軍往西趕，借此「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
只是這種說法出自蔣介石的對手之口，又有陰謀論之嫌，所以長期以來並不受重視。後來，蔣緯國和李宗仁的回憶錄的出現，人們又想起了胡漢民當年的這篇文章。
蔣緯國是蔣介石的兒子，李宗仁、胡漢民是蔣介石的死對頭，他們觀點的區別在於：李、胡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要「放水」，是他想要趁著追擊紅軍，把中央軍送到他之前鞭長莫及的西南和西北，進而排除異己，完成自己控制全國的野心，是 一個「一石二鳥」的陰謀 。
而蔣緯國則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要把紅一方面往西南趕，除了「一石二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蔣介石知道日寇早已虎視眈眈，他要及早在西南建立大後方，為將來中日大戰提前做好準備。蔣緯國認為，這不是「一石二鳥」，而是 「一石三鳥」的陽謀 ，一來剿滅紅軍，二來平定西南，三來為了抗日考慮。他最強調的當然是第三點。
蔣緯國的這種說法乍一聽真的很妙，讓人覺得蔣介石目光長遠，深謀遠慮，但仔細琢磨下來，他的話卻難免有「兒子吹爹」的嫌疑。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曾撰文對蔣緯國的說法予以駁斥，他指出了一條很有力的反證：
1933年到1934年，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後，在那裏和四川軍閥們進行了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其中的反「六路圍攻」是徐向前指揮的經典戰役，一戰共斃傷俘國民黨軍8萬余人，俘2萬余人，為川陜蘇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四方面軍甚至一度沿嘉陵江南下，兵鋒直指重慶，震動全國。為此，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曾通電引咎辭職，四川的名流人士也曾聯名向蔣介石提出，希望中央軍入川作戰。但蔣介石卻認為，現在江西戰事正酣（正值第五次「圍剿」），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兩個月後，劉湘等四川地方實力派再次請求蔣介石派中央軍，這時第五次「圍剿」已經告一段落，蔣介石這才派出了胡宗南率部從陜西進入四川。
這則史料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明確地指出了以下這一點：中央軍如果想進入四川西南諸地，早就可以借剿滅紅四方面軍的名義進去了，而沒有必要以追剿紅一方面軍的名義進入。
靠著故意放水進入四川，實在無異於畫蛇添足，多此一舉。而且這種操作，顯然有「玩火」之嫌，玩不好的話反而給了紅一方面軍逃出生天的機會。
從其它的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央軍追剿紅一方面軍是全力以赴的，而不是蔣緯國所說的「故意放水」：
據時任國軍13師師長的萬耀煌日記記載，他的部隊在追擊紅軍的途中曾遭遇數日大雨，加上所走的路都是曲折小路，「 輸卒（按：運輸兵）無草鞋難以行走, 馬不能騎, 飼料不能補充 」，進入廣西和貴州後，部隊行軍的情況更是讓全師叫苦不叠。
蔣介石對萬耀煌一直跟在紅軍後面跑的情況很不滿意，多次告誡他要采取伏擊、正面迎擊的辦法，但萬耀煌認為，老頭子的這些辦法完全是紙上談兵：伏擊和正面迎擊都要能跑到紅軍前面，而他們完全不了解紅軍的行軍方向，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能跑過。
萬耀煌說：「 我們受命 無不晝夜奔馳, 力求達成任務 , 然結果無不落空……步行不能快速，又走小道， 不僅不能超越，且有時趕不上 。 」
蔣緯國說，當時中央軍只跟在紅軍後面，全然不思超越， 「這哪裏是追擊，簡直是護航」，萬耀煌則用親身經歷反駁了他的觀點。
要知道， 紅軍在長征中，是以行軍迅速著稱的（飛奪瀘定橋等戰例堪稱人類戰爭史上輕步兵行軍的巔峰範例），國軍追趕不上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能追上反而是奇怪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李宗仁的話：「 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線西南，壓迫共軍西竄……」
李宗仁說，蔣介石故意放松在西、南防線，用非自己嫡系的廣東陳濟棠和湖南何健去防守，而故意不用中央軍去鎮守這兩條防線，等紅一方面軍越過，再派中央軍進去一箭雙雕，既剿紅軍，又平地方。
李宗仁和蔣介石是多年不可調和的死敵， 他想說明的，無非是蔣介石對紅軍的逃脫負有主要責任。
但他的話裏，卻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悖論 ：他一方面強調廣東、湖南防線之所以薄弱，是因為蔣介石不派中央軍去；另一方面則強調，蔣介石無法控制地方實力派，若非借助圍剿紅軍的名義，就無法把自己的軍事力量滲透進去。
這顯然是互相矛盾的觀點：既說蔣介石故意不派中央軍主力去圍堵，又說地方實力派不允許中央軍進入，蔣介石才想出借「剿匪」名義進軍的詭計。
紅一方面軍在長征初期的行軍速度確實不慢，在湘江戰役前的兩個月時間裏，紅軍從江西進入廣西，一路3500裏，每日行軍達到了60-70裏，考慮到這是一支帶著大量輜重和非戰鬥人員的部隊，人數達到了10萬多人。
大家都知道，紅一方面軍初期的速度之所以能這麽快，確實和廣東陳濟棠的「故意放水」有直接關系。10月6日，中央派出潘漢年、何長工和陳濟棠的代表經過反復協商，達成了互通情報，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等5項協定，這一協定為長征初期的轉移提供了很好的環境。
但這是蔣介石想看到的局面嗎？10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痛罵陳濟棠： 「粵陳（濟棠）縱匪禍國，何以見後世與天下？」
早在1933年夏，蔣介石在籌備第五次「圍剿」時，就曾在日記中說：「濟棠搖惑不定」，「此時唯有快刀斬亂麻……方能於事有濟也。」蔣介石所說的「快刀斬亂麻」，就是趁著陳濟棠還未倒向紅軍，大膽借助他的力量發起五次「圍剿」。
蔣介石並非沒有預料到紅一方面軍會向廣東突圍，1934年9月22日，在得知紅軍主力大舉南下後，蔣介石立刻就給北線的顧祝同發電讓他加馬上增強第二、三線的防禦部署。
在明確紅軍南下後又打算西進的企圖後，蔣介石很快調整了部署，要求各路指揮官不惜一切代價， 「務將西竄匪徒聚殲於湘江以東地區，勿使漏網。」 在他當時的部署中，完全沒有要尾隨紅軍進入四川或者貴州的具體設想。
蔣介石在第四次反「圍剿」前，確實對紅軍存有輕視的看法，但在第四次反「圍剿」的巨大失敗後，蔣介石便不敢再輕視這位難以對付的對手了，他在戰後向部下訓話：
「人家死裏求生，拼命犧牲努力！我們茍且偷安，得過且過……事實告訴我們，認定現在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
正是因為這種痛切的反思，促使蔣介石下決心對國軍進行了全面的整編，並開始了他的廬山軍官訓練團計劃，蔣介石還費盡苦心地制訂了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戰略，在具體的戰術上，蔣介石要求各部「以修碉築堡為唯一要務」，要求在從福建經江西到湖南、湖北這一二千裏之長的戰線上，要確保「每裏以內平均有兩個碉堡」。可以說蔣介石下了極大的本錢，
以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的用心程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紅一方面軍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相反，他展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務求一舉將紅一方面軍徹底消滅。
蔣緯國「放水論」的前提，是蔣介石認定紅一方面軍絕非他的對手，於是從容放水，但從上述的事情來看，蔣介石並非從容，並不具備十足的把握。所謂放水，必須要確定自己贏定了，那時候蔣介石有此確定嗎？
蔣緯國想渲染的，無非是蔣介石為了籌劃抗日，才故意放水讓紅軍進入西南，他想凸顯蔣的抗日形象，把他塑造出一個雖敗猶榮的民族英雄。1938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和周總理、王明談組織合作的問題，他要求共產黨合並入國民黨，說： 「此事乃我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麽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 這是白紙黑字記載於史冊的，至少從這段話中，我們看不到蔣介石把抗日置於最高地位的痕跡，他的策略向來是「攘外必先安內」。
除了以上這些說法，持「放水論」的人還常指出另外一條歷史作為蔣放水的證據：
1934年10月10日，在紅一方面軍長征開拔的前4天，蔣介石卻突然離開了他的南昌行營，飛到了武漢，之後又轉道飛往了洛陽，又去了西北。這一路上，蔣介石先後遊歷了潼關、西安、寧夏的名勝古跡，接著又飛去了北京，在協和醫院進行了長達5天的體檢，之後又去了張家口、大同、太原等地，直到11月11日才返回江西廬山。
當時就有人對蔣介石的這個行為感到疑惑，乃至提出批評，說他「料定匪將西竄，故意先往西北，借名考察……使共匪流竄在前方，對消異己的部隊，然後乘其兩敗俱傷之際，一鼓之下，連茹拔茅……」
這種觀點的缺漏之處在於，認為蔣介石離開前線，就意味著蔣介石失去了對前線軍事的掌握和控制，指揮就會中斷，部隊就會陷入停滯，而以為這正是蔣介石想要的結果。
但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對的，因為現代資訊的交流不同於古代，電話電報可以從千裏之外瞬間抵達，統帥完全有能力在千裏之外遙控戰場，比如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揮了解放軍在東北、華北、中原的三大戰役，從始至終未到過第一線。蔣介石在遼沈戰役期間也曾到過東北，但很快就離開了，這能說明他不重視遼沈戰役嗎？
1933年11月， 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聯合李濟深、陳銘樞共同反蔣，造成了轟動全國的「福建事變」，當時的蔣介石在這樣關鍵的時刻，也突然離開了前線，先是去了杭州 遙祭嶽母70誕辰 ，接著又去了 杭州、衢州、浦城，在越王山的美景和古跡中度過了近一個月。
在此期間，蔣介石對福建事變的處理並未受到影響，一個月後，十九路軍就被收編，福建事變平息。
楊奎松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 「放水」這樣大的軍事部署，勢必是要留下一些痕跡的，蔣介石就算可以瞞得住陳濟棠、何健、雲貴川等地的非嫡系實力派，也無法瞞得住他最親信的將領（也不必要瞞），同樣也很難瞞得住後世史學家的眼睛。 而在蔣介石的生平思想史料，包括日記手稿、電報信函等都已基本公開的今天，人們還沒有發現蔣介石有過如此的密謀、設計和具體的安排部署。
出於對歷史嚴謹負責的態度和對陰謀論的警惕，楊奎松教授不贊成人們在未掌握 足夠證據鏈 的情況下，就做出蔣介石故意放水、有意誘導紅軍向西的結論。
大概是在楊奎松教授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北京大學歷史系黃道炫教授發表了他的著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在這本書中，黃道炫教授是傾向於「放水論」的，他似乎為我們找出了一條可以彌補證據鏈的、很重要的史料：
1934年11月25日，何其鞏（曾任北平市市長、中國大學代理校長）曾向蔣介石上書建議，大意如下：
剿滅紅軍，困難並不在於他們竄逃，而在他們憑據地形，長期頑抗。如果能原地合圍聚殲紅軍固然很好，就算聚殲不了，「有計劃的網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後在追剿中予以節節之擊滅」，也不失為一條妙計。
最關鍵的在於，何其鞏說： 川滇黔三省，有7000多萬人口，地形險要，物產豐饒，油礦金屬都不缺乏， 「足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 。應該趁著紅軍西竄，「統率重兵入川」。
何其鞏所說的，趁著追剿紅軍，把西南幾省趁勢納入，作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 這明顯是考慮到了日後與日寇作戰的問題。
蔣介石看了何其鞏的建議，很受啟發，在他的信上批註道： 「卓見甚是，當存參考。」
受何其鞏建議的啟發，這年12月2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第一次明確寫道： 「若為 對倭 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黃道炫教授以這兩條史料為依據，看起來解決了楊奎松教授所說的「證據鏈不足」的問題，證明了蔣介石確實有「一石三鳥」的計劃，為「放水論」提供了有效的證據支撐。
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兩條史料非但不能證明「放水論」，反而是有力地反駁了「放水論」。因為何其鞏的建議是在1934年11月25日提出的，此時紅一方面軍已經快要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了。 而蔣介石看到何其鞏的建議，還在感慨：「卓見甚是，當存參考」。這難道不是證明他此前並沒有想到「放水」這一層嗎？
蔣介石日記中第一次明確出現「一石三鳥之計」，已經是34年12月29日，這個時候紅一方面軍已經開到貴州黎平了，長征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蔣介石才說，用剿匪的名義掩護抗日，也不失為一個策略，還要「再熟籌之」。 由此更加可以確定，他此前哪裏有什麽放水的想法？
蔣緯國的說法，實際高估了蔣介石的戰略眼光，李宗仁的說法，則明顯低估了蔣介石消滅紅軍的決心。
要說蔣介石在意識到「放水」這一層的好處後，才故意「放水」把紅軍從西南趕向西北，想乘機掌控西北，這也是不大可能的。
因為當時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對於「南下」和「北上」的問題是經歷了一段很復雜的糾葛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和張國燾據理力爭，果斷決策的話，紅軍未必就會北上。蔣介石怎麽可能如此料事如神，算定了張國燾會和中央起分歧？還算定中央會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
退一萬步講，就算蔣介石真的有意放水，讓紅軍到西北，那他可是真的玩砸了：西北在後來不但沒有成為他的勢力範圍，反而成了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龍興之地，西安事變這一件事，就足以令蔣介石痛悔終生了，也完全看不出他的布置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