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末，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微妙的階段。日本軍隊在攻陷武漢之後，無暇發動大規模的攻勢。而且，中國軍隊在年底發起了冬季攻勢，展示出了堅決的抗戰意誌。
這種情況下，日本軍隊只能在局部小範圍內發動一些零星的進攻，這為深入敵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了更多的殲敵機會。
當年12月，日軍第6師團的一部份向皖東發起了進攻，隨行的還有來自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偽軍，他們集結在滁州、全椒等地，目標直指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所在地周家崗。
第6師團是日軍最精銳的17個常備師團之一，以嗜血蠻勇而聞名。該部在淞滬會戰中成功登陸杭州灣，直接導致了中國軍隊的全線潰敗。
在之後的南京會戰中，也是該部率先攻入中華門，制造了南京大屠殺。師團長谷壽夫，更是罪惡滔天、人神共憤的惡魔。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張雲逸、戴季英、羅炳輝等人的領導下，貫徹「東進」方針，積極展開在淮南津浦路兩側的鬥爭，為建立皖東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加強皖東新四軍的領導，原八路軍115師344旅旅長徐海東按照中原局書記胡服的命令前往皖東，擔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4支隊司令。
日偽軍此次的大掃蕩戰術設計復雜，從全椒和滁州各出動兩路軍隊，全椒日偽軍分為主次兩股，一路上千人，進至大馬廠，另一路只有300人，經石沛橋進犯周家崗。
從滁州出動的日偽軍也分大小兩支，一路700人，另一路300人，目標是前往施家集，等到兩股會合後再合力進攻周家崗。
此外，巢縣的日偽軍也出動近千人，經含山和程家市進犯古河鎮，算是對大掃蕩的配合。古河鎮有蔣軍李本一部5000多人把守，比從巢縣過來的日偽軍多了5倍不止。
但是，蔣軍完全沒有鬥誌，僅象征性地放了幾槍就潰逃而去，致使古河鎮一片火海。指望蔣軍出力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粉碎日寇掃蕩，穩固皖東根據地，那就只有依靠新四軍自己的力量了。
然而，在打還是走的問題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敵強我弱，不宜硬拼，應該暫時放棄根據地，跳到外線打遊擊，再尋機殲敵。
雖然這種意見有其合理的一面，日偽軍總兵力超過兩千人，其中有第6師團的一個聯隊，光山炮和步兵炮就有十幾門，火力遠勝我軍。
日軍幾路合擊，戰場機動空間也不大，仗確實不好打。既然仗不好打，那就先撤出去保存實力，畢竟「打不贏就走」是我軍的原則之一。
裝備精良的日軍甲種師團多數幹部主張不打，但徐海東堅決要求打。他認為，如果我們不給敵軍一個痛擊，敵軍今後的掃蕩將更加有恃無恐，根據地將永無寧日。
意見不統一，需要最高領導來決策。最終，胡服書記支持徐海東的意見，決定打。經過兩個晚上的研究，我們最終形成了一個絕妙的戰術構思。
徐海東作為新四軍戰士，制定了彈頭署，決定讓9團阻擊大馬廠之敵，而7團的兩個營和一個連則負責伏擊施家集之敵。
此外，他還命令7團3營的兩個連在周家崗西北占領陣地，以防止敵人偷襲4支隊的司令部。徐海東深知7團和9團都是在大別山堅持鬥爭多年的老紅軍部隊，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因此他選擇了這兩個部隊作為4支隊的主力。
自從高敬亭被錯殺後，4支隊的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因此需要一場勝利來提振士氣。總部派徐海東來領導4支隊，正是因為他在這支隊伍中威望很高，而徐海東自己也希望用4支隊來打這場振奮人心的仗。
整個戰鬥過程完全按照徐海東的計劃進行，從大馬廠過來的日偽軍被9團的1連和9連阻擊在玉屏山，敵軍退縮到復興集後調來山炮轟擊新四軍的陣地，但3連立即出擊，在復興集和敵軍激戰了7個小時。
敵軍被擋在路上，前進不得，只好退回到大馬廠。
7團2營和徐海東一手帶出來的紅25軍74師設伏，成功將敵軍引進伏擊圈。雖然先頭部隊得以逃脫，但後面的輜重隊和偽軍卻遭到了突襲。
敵軍在遭受打擊後，急忙向復興集逃去，途中又被我軍伏擊，最後只有殘部狼狽逃竄。經過三天激戰，新四軍兩個團僅犧牲17人，卻成功斃傷日偽軍167人，俘虜1人，繳獲了大批彈藥物資，最終取得了戰鬥的全勝。
出人意料的是，周家崗伏擊戰竟成為徐海東軍事生涯的最後一役。1940年1月初，新四軍4支隊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對周家崗戰鬥進行總結。
然而在徐海東講話時，突然口吐鮮血昏倒，自此臥床不起，離開了軍事指揮員崗位，他的一生再未踏足戰場。徐海東的身體狀況一直不佳，青年時期英勇善戰，多次負傷，流血過多，32歲時患上了肺病，便經常吐血。
抗戰爆發後一年，擔任八路軍344旅旅長的徐海東病倒，離開前線休養，病情稍有好轉後，便來到新四軍4支隊任職。
他只打了一仗就病情加重，從此與戰場絕緣。這不僅對徐海東本人，對整個新四軍來說，都是巨大的遺憾。
徐海東在紅軍時期指揮戰鬥，這是世界上最艱難的工作之一。他為了取得勝利，傾盡全力，耗盡心血，過程中的艱辛和付出幾乎對他的身體造成了摧殘。
我軍的將領們大多數身體不好，包括林彪、粟裕、劉伯承和陳賡等人。每一場勝利都來之不易，這是他們堅韌不拔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