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方特務，除了擔任中美所的公開職務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種任務，最明顯的，是他們利用中美所這個基地，來發展在亞洲的情報活動，以加強它在東南亞各國的特務聯系。
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們直接去進行，有的則利用軍統的關系去活動。
我記得，最先與中美所美特發生關系的，是英國在緬甸、印度活動的英國特務組織。
這一關系的具體情況，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聽到該所擔任事務工作的特務們告訴我，說有三個遠道來的英國客人，在該所住了幾天便走了。
我便去問戴笠知不知道這件事，他答復我說，英國人走了以後，他才知道，因為美方事前沒有告訴他。為了這件事，戴笠有點不痛快，他認為，美方不應該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國在中南半島活動的一個特務也要來中美所與美方聯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聽了很高興。這個法國特務的姓名我已記不得，只是知道，他的妻子叫梅麗亞，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兒。
戴笠為了招待這位越南公主和駙馬，曾舉行一次盛大宴會，還準備了一份厚禮，送給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樣高的公主。
可是，戴笠和這位法國特務只在宴會上見過面，攀談了一番，到美法兩方特務正式商討問題時，卻又沒有被邀請去參加。
他雖很難過，但表面上，又要裝成不在乎的樣子，從他當天借故發脾氣罵人的情況，便可看出他的心情。
以後，泰國代表團團長乃沙願來到重慶，先是與軍統局聯系，由戴笠在黃家埡口找了一棟小洋房給他們六七個人居住。
戴笠也多次帶我去那裏布置，對這幾個人招待得很周到。後來，美方知道這一情況，又很快地把這些人拉了過去，表面上，是叫他們與中美所聯系，實際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這些人。
泰國代表團與美國特務組織勾上後，便感到比和軍統往來更為有利，便投入美帝懷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滿，可是，自己還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戴笠與中美合作所工作人員合影 圖片來自網絡
美國特務們利用中美特務合作這一便利條件，在中國進行特務活動，最初還是秘密地進行，後來，便逐漸變成公開的了。
例如，美國司機去東南和西北地區運送武器、物資時，據一些同去的軍統局司機告訴我，這些美國佬不但非常註意公路交通情況，而且每次休息下來，便留心打聽各地的民情風俗、山川河流以及出產物品等等。
派在各個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的美國教官，更是隨時隨地從事各種間諜活動，每天由他們自己帶去的電台直接向重慶美方發報。
有一件最具體的活動，是我親自參加過的。那便是1945年春，浙江大學教授費鞏的失蹤事件，美特進行了為期近兩個月的尋找，這一情況我最清楚。
從這一件事，便可說明美帝特務在中國的種種活動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浙江大學進步教授費鞏，於1944年春，應復旦大學邀請到重慶講學，有天早上，費鞏教授在重慶千廝門碼頭準備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還有一個復旦大學的學生。
兩人因為都沒有進早餐，這個學生便請費鞏留在碼頭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買早點，等到這個學生把早點買回後，便再也找不到費鞏，到開船時，還不見影子，他只好一個人回到學校去報告。
等了一天，還不見費鞏到學校，復旦大學便把這一情況向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作了報告，要求設法尋找。
衛戍總部的處置辦法，便是傳訊這個和費一同候過船的學生，問去問來也得不出結果。
這時，費鞏教授的失蹤引起了教育界的許多人的註意。他們認為，一定是被那些無法無天的特務秘密抓去了，便紛紛進行營救工作，希望早日釋放出來。
可是，一個星期過去了，也得不到一點訊息。事情越鬧越大，許多教授認為，個人安全這麽沒有保障，都感覺到人人自危。
後來，蔣介石也知道了，便向戴笠查問這件事，戴回答說，軍統沒有抓這個人。
當晚，戴又約集中統局長葉秀峰、憲兵司令張鎮到軍統局漱廬辦公室開會，這兩個單位的特務頭子也矢口否認秘密逮捕過費鞏，蔣介石便準備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是，一個大學教授突然無端不見了，除了費鞏的家屬和親友們異常關懷以外，社會上一些進步的輿論也為此而提出了指責，而反動派仍舊不理會。
這時，便有與費鞏先後在美國同過學的大學教授40人聯名上書美帝駐華的遠東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請求他出面來營救這位留學過美國的教授。
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邁的註意，他曾親自去問過蔣介石，蔣介石雖一面答復沒有抓這個人，但還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詳查，也無結果，而只把那個同行的學生，再嚴刑逼供一次。
當蔣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復，而轉告魏德邁之後，魏德邁為了要想樹立美帝在華的威信，便決定把這件事交給梅樂斯來辦，希望透過美帝特務們把費鞏找出來。
梅樂斯當時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幫助下，完成這一任務，戴同意之後，梅樂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個紐約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來去負責這一工作。
同時，戴笠叫我參加協助，並向梅樂斯吹噓說我過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戰前在上海搞特務活動時是以偵探來作掩護的。
戴笠在派我時，曾再三叮囑，如果發現了可靠線索，一定要先行設法把費鞏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蔣介石面前丟臉。
戴並叫我不要多出什麽主意，一切看這個美國名探的辦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見面商談時，便問他準備怎樣進行？
他主張，先去復旦和浙大調查一下再做計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費鞏過去的情況再說。
第二天，我和他帶了中美所一個轉譯潘景翔，由重慶動身去貴州遵義，先去見浙大校長竺可楨先生。
竺可楨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我記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煩地在校長辦公室接待了我們，我向他說明了來意之後，他便用英語直接和克拉克交談，答復了這個美國名探提出的有關費鞏的問題。
我記得，竺先生對我們十分肯定地指出，遵義是絕對找不出費教授的，說要找到這個人，最好是回到重慶向那些專門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機關去查詢，在那裏，可能得到圓滿的答復。
但是，我們對這樣一個肯定性的回答並不滿意，又請他介紹一下費先生在遵義和其他地方的關系，我們好去多方了解。
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後又問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後，便要我們去附近的湄潭縣費教授一個親戚處去了解一下。
隨後，我們向他要了一張費鞏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們便驅車趕往湄潭，見了費鞏的一個親戚和幾個與費相識的人，他們也和竺先生所說差不多，說費教授平日思想很進步，對政府常有不滿言論，浙大的學生都很尊敬他等。
從湄潭回來後，我便找了軍統在遵義負責的貴州站遵義組組長陳某查問情況。
他告訴我，費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現很激烈，除了軍統對他註意外，中統也很註意他，中統並派有特務監視他，這一次，他去重慶可能還有中統特務跟他一路去。他認為，軍統如果沒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統秘密逮捕了。
我們在遵義軍統設在茅草鋪的植物油煉代汽油的工廠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慶。克拉克認為，竺校長告訴他向政府機關查詢的意見很值得重視。
當我們向戴笠和梅樂斯一同報告去遵義調查經過情況以及竺校長的意見後，梅樂斯也認為，如果能向重慶治安機關去查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萬一沒有，魏德邁也好回答給他上書營救費教授的40名留美教授們。
戴笠當時也只好答應，仍舊叫我陪同去向重慶稽查處和警察局刑警處等單位，去查閱自費鞏失蹤後的有關捕人檔案，必要時，可拿著費的照片去查對一下這一段時間內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來的時候，我悄悄問戴笠，萬一克拉克要看看設在中美所內的軍統局看守所時怎麽辦？
他聽了，立刻把臉一沈，厲聲地回答我說：「他們想討好這幾十個留美的教授，別的都能依他們的，要是提到看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幹脆回答他，這都是些很久以前關起來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
停了一會，他又補充一句：「我們沒有抓費鞏，你不是不清楚，怎麽會提到這個問題？」
當我們翻遍了稽查處和刑警處等單位的檔案，而找不出一點線索時，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又向我們建議，可能是由於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處找不到。
克拉克一聽，也很以為然，便和我到碼頭上調查，後來，又到長江下遊唐家沱一處專門打撈屍體的地方去查詢，甚至，還把最近所撈到的無人認領的屍體十多具一起挖出來對證一下。
當時天氣很熱，我們在唐家沱附近的墳地裏，搞了兩天，仔細查對了那十多具腐爛得已經發臭的屍體，沒有一具可以勉強聯系得上是費鞏，才失望而歸。
魏德邁聽說沒有一點結果，很不高興，還要梅樂斯繼續設法偵查。他認為，不管是哪一個單位抓去了，只要弄確實以後，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來。
正在這個時候，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突然接到一個署名浙江大學學生××的一封告密信，說他親自見到失蹤的費鞏教授，在巫山縣過渡，費身穿和尚裝束，經他認出後，費叮囑他不可對人聲張，因他看破了紅塵，決心出家，要這個學生一定要守秘密。
衛戍總部正急著沒有辦法好交代，因為一個大學教授居然丟了，找不出來，又驚動了美國主子來出面查詢，實在沒法可辭其咎，得到這封信後，便連夜由稽查處派人去巫山尋找。
衛戍總部去的人還沒有回來，梅樂斯也得到這訊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著克拉克趕赴巫山縣。
1940年代，巫山老城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巫山縣政府一聽，洋大人要找什麽和尚，便準備下令各鄉鎮將巫山縣各寺廟的和尚，全部押到縣裏來由我們當面查對。
而我和克拉克都不贊成這個打草驚蛇的辦法，決定親自到各寺廟去查訪。結果，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們遍歷巫山十二峰，尋訪了幾十個大小廟宇，仍舊找不到一個可能是費鞏的和尚。
我們在巫山渡口住了兩天，留心觀察渡河的來往行人，也沒有看到這位教授來過，才掃興而回。
最後，總算由於抗日戰爭取得勝利，訊息傳來，美國人紛紛作回國的打算，這件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後，我也沒有聽到費鞏的下落，這一件大學教授失蹤案，始終成了一個謎。
在這裏，最後還要談一點中美所美特們的胡作非為。當時，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為經常到處亂來，時常被人民包圍起來喊打，往往弄得狼狽逃回。只有他們進到中美所範圍才敢大搖大擺地走，因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無辜受害。
這些美特們後來發現，美國的許多空軍背上都有國民黨政府發給的一張護身符，上面有十二個很大的中國字「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保護」。
他們從這些背上有字的美軍口中，知道這張護身符的好處，也希望弄到一張。
戴笠聽到轉譯的報告後，曾考慮過這一問題，後來認為，中美所是一個特種機關，沒有用這一辦法，而改用了一種有中美兩國標誌的臂章，另外還客製了一批淺藍色的證章，上面有SACO白色字母，給他們佩帶。
重慶當時的警察和公開特務機關工作的軍統分子，看到佩戴這種證章和臂章的美軍，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們有不法行為，都得讓他們幾分而好好地保護一下，因此，他們便越來越有所恃而無恐了。
在抗戰快要結束前，美特們便忙著做生意。有些在美國經營木材、紙張、雜貨等生意的特務，紛紛找人簽合約，希望在中國找人推銷貨物。
一些原來在中國當牧師、神父的中國通，不少也在抗戰時調到中美所工作，勝利後，又回到他們原來的崗位去了。
其中，有一個在川西一帶活動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後，因從事間諜活動被捕，直到1956年才釋放回國，他當時也曾在中美所擔任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