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送出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將293名戰犯列入了名單，其中13名罪行嚴重的不能被特赦。2月27日，主席拿到名單之後作出了指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個人發100元零用錢，每個人都有公民權」。這個訊息放出之後，戰犯們在禮堂裏嚎啕大哭，他們當中最年輕的都已經年過半百，本以為會在這裏了此殘生，沒想到竟然可以重獲自由。他們一邊相互擁抱，一邊高呼共產黨萬歲！這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麽？共產黨為何要特赦國民黨重犯？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內形勢日漸穩定，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的900多名戰爭罪犯，當時正關押在全國各地的監獄進行改造，一直沒有進行實施審判，直到1956年，這件事才提上日程。
關於如何處理這些戰犯，周恩來起草了給中央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周恩來總理給出了這樣的意見：政協會後，可放幾十個戰犯看看。中央在考慮了周恩來的意見之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剖析後，認為此時國內已經滿足了釋放一批罪犯的條件，首先國內經濟已經實作了穩定，三大改造已經提前完成，政治實作了空前穩定。其次從戰犯本身的情況來看，這些戰犯大都是國民黨的軍官，離人民群眾比較遠，並不是像大地主那樣直接欺壓百姓，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而且這些人在經過思想改造之後，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悔改的表現，這時候釋放一部份反動分子，有利於人民統一戰線的進一步擴大。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根據周恩來和中央的部署下，政府宣布，國民黨去台人員，只要回到大陸，不管是什麽人都將既往不咎。
這些戰俘的成分極為復雜，根據當時的初步計算，戰犯的總數為926名，其中軍隊系統有736名，政府系統46名，黨務系統27名，特務系統117名。為了實行集中管理，將他們分為關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內蒙古等地，而其中的200多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集中在北京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號戰犯所關押的高級將領，情況更為復雜，改造起來十分困難，這些人大都是長期為蔣介石效力，參與了蔣介石的多項決策，是蔣介石身邊最可靠，也是最忠心的人，而且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麽錯誤，並對戰敗表示不服氣，不認輸，認為蔣介石才是統治中國的「正統」，「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既然在蔣介石身邊效勞多年，是不可能為共產黨效力的。
為了從思想上改造他們，中共查閱了大量的資料，重點就是解決戰犯對蔣介石的認識問題，最後大量的事實和資料顯示：蔣介石違背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當戰犯意識到錯誤之後，就開始結合理論進行學習。為了體現共產黨的正確性，中共還組織他們到天津、武漢等地去參觀，看看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國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委托了愛國人士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等人先後到功德林去看望他們，做開導說服工作。
除此之外，中共尊重戰犯的人格，關心他們的健康，對戰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了合理的規則，尊重和保護他們的各項權益，比如不能打罵或者體罰戰犯，不能侮辱戰犯，要註意他們的飲食衛生，同時還要註意他們的身體健康，定期檢查，還幫助他們鑲牙、裝假肢、配眼鏡等等，讓這些戰犯體面地活下去。
「人非草木、誰能無情」在中共充滿人道主義的幫助下，一些高級將領開始慢慢悔改，有一位原高級將領說道：「人的生命是最可貴的東西，但是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還要珍貴，我在過去一直都是與人民為敵的戰爭罪犯，今天能夠在共產黨的改造下，重獲新生，完全是毛澤東思想對我教育的結果。」
在數百名戰犯中，改造最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聿明。在淮海戰役之後，杜聿明就被俘虜了，在俘虜期間，他的脾氣十分暴躁，動不動就發火，在送往北京功德林的時候，腳上還帶著重重的手銬，他以為他自己罪大惡極，必有一死，於是就在自己棉褲裏面藏了將近60多片安眠藥，隨時準備自殺。
管理人員看著杜聿明的苗頭有一點不對勁，於是就先對杜聿明進行了思想教育，讓他學習了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時候，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案】，其中的一條例表示：一切戰犯不管是什麽人，只要能夠認清，幡然悔悟，並且有實際表現的，一定會誇大處理管理人員還給他反復提到了傅作義將軍的例項，漸漸地他就認識到了，只有認清是非，立功贖罪，才能重新做人。後來他將自己藏在棉褲裏的安眠藥拿了出來，並一再表示，自己以後不會再做這樣的蠢事了。
杜聿明有一次高燒不退，醫護人員為他打針服藥，管教處的處長徹夜陪伴在他身邊，這一切都深深打動了杜聿明，醒來之後，杜聿明激動地對處長說道：「如果沒有你們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產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說到這裏，陳賡來到了杜聿明的病床前，看到陳賡的到來，杜聿明含著眼淚對他說：「想當初我們都是黃埔軍校同一期的同學，然而我們卻走了不一樣的路，還在戰場上刀劍相見，事實證明，你走對了，我走錯了。」隨後杜聿明的名字出現了特赦的第一批名單中。
1959年9月17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並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議，作出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釋出這個命令，訊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極大的關註，特別是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感謝黨讓他們重獲第二次生命，希望自己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份力量。特赦的戰犯也表示，自己要加速改造，爭取早日獲得特赦。
從戰犯的身份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份子。走出功德林，意味著他們將會有新的生活，同樣也會有新的考驗，這個問題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關註。
12月14日，杜聿明等人乘車行駛到了中南海西花廳，來到了周總理的家中，看到自己曾經的老師，杜聿明等人是又興奮又羞愧。周恩來示意大家坐下，並開始挨個詢問他們的身體情況和家庭情況，張治中指著鄭庭笈向周恩來介紹說：「這是鄭介民的堂弟。」鄭庭笈告訴周恩來自己的情況，他的妻子叫做馮莉娟，1948年他被俘之後，妻子在朋友的幫助下，獲得了一張開往台灣的船票，後來聽到了自己被俘後發表的一篇演講，就決定在海南等待丈夫的歸來。1954年，妻子回到了北京，因為是戰犯的妻子，所以不能安排工作，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無奈之下，她向自己提出了離婚。
周恩來聽完故事之後，就對張治中說：「你應該動員他倆復婚嘛，現在鄭庭笈的身份已經解決了，生活的問題也會解決的。」張治中和周恩來一起把鄭庭笈的想法，傳達給了馮莉娟，她聽到之後，流下了幸福的眼淚：「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也不想和他離婚，這些年，我一都在等他特赦……」鄭庭笈得知這個訊息後，心裏激動地說不出話來，他對周恩來說：「我本以為自己這輩子會像浮萍一樣無依無靠，感謝共產黨給我一個家。」1961年3月，鄭庭笈被分配到政協任文史專員，每天到文史資料委員會去上班，將他的妻子調到了他身邊做打字員。復婚後，鄭庭笈夫婦逢人就講，「如果沒有周總理，我們夫妻不會破鏡重圓，我們的家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可以說，周總理就是我們的紅娘。」
像鄭庭笈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中共把他們特赦之後，一直關註著他們的生活，並給予一定的照顧，看到第一批特赦的效果這麽好，中央決定繼續落實這個方針，分批次特赦戰犯。他們都獲得了新生，有的還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參政議政。
1975年，中央迎來了最後一批戰犯，華國鋒拿著最後的名單遞給了毛主席，並告訴主席，這個名單中有13個人應該繼續被關押，不能被特赦，其中就包括國民黨軍統三劍客之一的周養浩，毛主席看到報告之後，說道：「都放了吧！讓這13個人自己去社會上接受改造吧！」毛主席的話引起了社會上的關註，大家都為毛主席的態度而感動。
中共中央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公開宣布：特赦後每個人都有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適當安排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之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事實證明共產黨說話還是算數的，在最後的一批戰犯中，10名國民黨將領申請去台灣和家人團聚，申請很快得到了大陸的批準，中央的申請部門還幫他們辦理啟程和赴港的手續，並再次向他們重申黨的政策，到了香港之後自行辦理回台，發給了他們來往香港的雙程通行證，發給他們新衣服還有費用，指定中國的旅行社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但是，這一切被台灣當局認為是中共「統戰陰謀」認為這10個人是「共諜」、「統戰分子」，絕不接納這10個人回到台灣，在台灣政府的百般阻撓下這10個人沒有和台灣的親人團聚，最後4個人去了美國，2個人留在了香港、3個人回到了大陸、還有一人自殺身亡。
從1975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國民黨戰犯，中共對待國民黨戰犯的措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贊譽，同時也為早日實作台灣統一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