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25日晚上，周總理在新德裏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然而，這場招待會並不像之前那樣那麽順利。
就在記者會現場，一位印度的報刊記者，向周總理提出了一個極其刁鉆的問題。
這位記者說：「中印之間領土爭端，難道真的不是中國的問題嗎？」
言下之意，這位記者認為中國「侵占」了邊界。
周總理聽後仍神定自若，他拿起話筒，準備回答。
面對記者這樣尖銳、刁鉆的提問，他打了一個比方，讓對方沈默尷尬，而在場不少記者對周總理的回答嘆服不已。
那麽，周總理是如何反擊的，當年中國和印度又因為邊界產生了怎樣的分歧？
漂亮的反擊
關於這場記者會，周總理早有準備，他知道這是一場惡戰。
1960年4月25日晚上7點30分，總理在新德裏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其實，在那之前，他曾主動向尼赫魯總理提議，兩人一起舉辦記者會。
然而，由於邊界爭端僵持不下，印方堅決拒絕了他的邀請。
在這樣的情況下，周總理認為，應該讓各國外交使團，還有新聞界更加了解中國的看法，記者招待會因此召開。
開會前10分鐘，他和陳毅將軍帶著隨行的工作人員，進入了圓柱廳邊門最準備。
就在那時，一位記者突然走到他們面前，周、陳兩人定睛一看，原來是【泰晤士報】的記者，韋爾娜女士。
周總理對她印象深刻，她是對中國很有好感的一位記者。
不等總理出言詢問，韋爾娜女士十分焦急地說道：「總理先生，招待會上有一群人打算不顧禮儀向您發難。
「我想，這不是招待會，而是射擊場，您成了唯一的靶子，有上千支槍瞄準了您，您不能進去！」
周總理聽後笑了笑，他堅定地向這位女士說道：「請放心，新德裏的子彈不會打倒我。」
會議開始後，周總理先進行了45分鐘的演講。
這場演講是為了表明中國的態度，他們想與印度和平交流談判，解決此次爭端。
總理認為，在過去的幾千年裏，中印之間從未發生過真正的戰爭。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因此，他也希望他們這一代人，也能像以前一樣和平解決問題。
演講結束後，他向台下的記者發出邀請，希望能夠以朋友的身份與記者們進行交流，回答他們的問題。
他話音剛落，一位來自歐洲的記者率先站起來發問。
他先表明自己是英國路透社的記者，名叫占士。
這位記者一上來，就提出了十分尖銳的問題。
他認為雖然中方說要和平解決問題，可這件事就好比，一件物品，原本就屬於原主，其他人有資格去討論這件東西屬於誰嗎？
周總理一聽神情立刻嚴肅起來，他的目光緊盯著那位記者，沈默片刻後，十分鄭重說道：「這位記者說道國與國的領土糾紛，但你剛才的比喻顯然不大恰當。
緊接著，周總理就記著的這個比喻展開了闡述。
他認為，一個強盜如果奪走了別人的東西，那麽原物的主人是有理由要求他歸還的。
這位記者聽後立刻沈不住氣了，企圖狡辯說周總理是在暗指印度是強盜。
然而，總理的話另有所指，他立刻解釋說：「強盜是有的，但我所指的絕不是印度，而是英國的殖民政策。」
他表示中印之間是朋友，而且應該永遠都是朋友。
第一個記者開了頭後，其他國家的記者也跟著向總理發出挑戰。
如韋爾娜女士所言，這場記者招待會上硝煙彌漫，每個人都在試圖炮轟周總理。
但也正如總理回答的那樣，他並不害怕記者們的炮轟，相反，他還在這濃濃硝煙之中淡定自若、遊刃有余。
記者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周總理的口才，說是舌戰群儒，也毫不誇張。
不久一直在暗中觀察，等待機會的印度【獨立報】記者舉起了手，這位記者名叫托姆拉。
記者起立後，他立刻發出了提問，他認為中印之間的爭端之所以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動槍士兵犧牲的地步。
這一切完全都是因為中國仗著自己是大國，來欺負印度造成的。
托姆拉的這一番話完全是對中國的汙蔑，周總理的眼神更加冷靜了。
他絕不容忍誰汙蔑自己的祖國，他堅定道：「不對。麥克馬洪線的爭議，緬甸、不丹、尼泊爾他們是小國，因為這條線有不少困擾。但為何我們能和他們和平達成協定呢？
「當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發生糾紛時，我們不能理所應當地認為大國就是蠻橫，不講道理的。
「按照這樣的邏輯去處理事情，那麽印度和巴基斯坦，錫京之間的糾紛那也是大國欺負小國嗎？
「況且從各方面來講，印度也不是一個小國，自然更談不上什麽大國欺負小國的問題了。」
這位記者被周總理的回答駁得啞口無言，他沈默片刻，進而惱羞成怒了起來。
他說：「不管你們怎麽說，你們都是侵略者，你們傷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你們應當滾出去！」
周總理的淡定嚴肅，與印度記者的無能風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家都在議論紛紛，對周總理的精彩辯論佩服不已。
那麽，這場邊界爭端究竟是怎麽回事？為何印方會如此咄咄逼人？
親赴新德裏
1960年中印就邊界問題產生了爭執，周總理第四次奔赴新德裏，進行會談。
在記者招待會上，他舌戰群儒，解答了許多記者的疑問。
這場爭議為何如此激烈，甚至到了動槍傷人的地步？這一點可以從一位記者的提問中得到答案。
就在周總理回答了占士記者的問題後，後排有一位記者也站起來提問，他說到了這場爭議當中的細節。
在這位記者的視角當中，他認為中國是沒有打招呼，自作主張，在爭議地區修建了一條公路。
他不認為，這樣的行為代表一國對另一國的尊重。
關於這個問題，周總理點點頭回答說：「不錯，我們確實修建了一條公路，這條公路位於喀喇昆侖山側，名叫新藏公路。
「之所以要修建這條公路，是為了解決新疆和西藏兩地的交通問題。
「 在修建的過程中，因為有幾段路被山脈阻隔，所以在修路時穿越阿克塞欽地區，而這個地方在中國的認知當中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但印方不這麽認為，並提出了抗議。針對這個問題，那時我們非常願意坐下來一起協商解決。」
周總理明確指出，如果這樣的行為都算不上是尊重，到底還有什麽行為更加妥帖。
畢竟來看印方的行為，就能有所解答。
他們在爭議地區建立軍事據點，派軍人巡邏，直接穿越了傳統定下的邊界，並還不斷向中國的領土推進，動用武裝。
這樣的行為又算是什麽？
此外，在印度記者責問中方傷害印方感情上，也有失偏頗，印方做出的一些舉動，更令中方的人民感到心寒。
就在1959年中國正在處理西藏的問題，忙得焦頭爛額，沒有想到，印度的各大城市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反對活動。
更令人氣憤的是，去年四月份，印度孟買的政府，還特意指示了一批歹徒。
讓他們將毛主席的肖像貼在住在當地的總領事館墻上，隨後，他們向肖像上扔臭雞蛋、爛西紅柿，還有磚塊。
這些行為十分惡劣，周總理得知此事時十分憤怒。
在記者會上，他問：「這是什麽？這不僅傷害了我們的感情，同時也是對中國的侮辱！」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進入記者會尾聲時，會前擔憂總理的韋爾娜女士站了起來，她向總理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
那時周總理已經62歲了，甚至比她父親的年齡還要大。
讓她感到困惑的是，周總理為何看起來還如此年輕，就像一個小夥子一樣，她希望總理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令人意外的是，周總理的反應和剛才與眾人辯論的嚴肅神情完全不同。
他有些靦腆地笑了起來，正如多年以前斯諾先生寫的那樣，他認為周總理身上有著靦腆、獨特的個人魅力和領袖自信。
「我能不回答的這個問題嗎？」周總理問道。
沒有想到，台下的記者異口同聲地說道：「不能。」
隨後，他沈吟片刻，回答道說：「我只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這個回答成了這場記者會的尾聲，大家不由得站起來鼓掌，這掌聲持續了7分鐘。
這是對周總理外交能力的贊許，也是對中國立場的尊重。
而在記者會之前，周總理曾親自與尼赫魯總理進行討論中印邊界的問題，這位總理對待周總理就沒有那麽友好了。
會談結果
1960年4月19日下午，周總理與陳毅將軍來到了新德裏。
而這一次尼赫魯總理的態度，跟以往截然不同，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當天，他們下飛機時候，地面沒有像往常一樣擠滿了歡迎的人群，也沒有歡迎口號，只有來迎接的外交人員。
周總理等人很快註意到了微妙的氣氛，尼赫魯總理用印地文致辭歡迎。
以往，他在這種場合都會用英語，而且不會帶講稿，隨性發揮。
在致辭中，他先講到了之前周總理的三次存取。
他認為，中印之間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
然而，他話鋒急轉，又說因為之前的一些事，中印友好的關系已經岌岌可危，要恢復兩國的關系，恐怕任務艱巨。
這樣的說辭在外交中是十分失禮的，但顯然他是想借著致辭，來表達自己對周總理的埋怨，還有印度當地勢力的束手無策。
這一年的2月6日，周總理要來拜訪印度的訊息，已經在國內傳開。
有一部份印度議員就此事展開了抨擊，他們認為這個邀請是印度的恥辱。
尼赫魯總理的壓力非常大，就在周總理來訪之前，城市內又一次進行了遊行活動，大有中國代表團待下去的意思。
這些事情周總理早有了解，並做好了準備，他明白這一場會談不會進行得很順利。
周總理對致辭進行了答復，他再一次聲明，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他認為中印之間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透過友好協商得到解決。
他的真誠與友好，讓在場不少原本對中方有偏見的外交人員，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
其實他的答謝只有短短的400字，卻換來了6次熱烈的掌聲。
第二天一早，周總理趕往總理府與尼赫魯總理進行會談。
他們這一次存取共在印度待了六天，談話時長更是長達20多個小時，這一會談記錄在以往是很少見的。
會議一開始，尼赫魯總理便開門見山，要求中方承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
周總理敏銳而直接問道：「總理先生，麥克馬洪是誰？」
答案不言而喻，他是一個前英帝國主義的將軍，總理先生很清楚他的身份，只能一時語塞，無法作答。
見總理先生理屈，周總理又接上話來，他認為這條線是不合理的。
而且，中國與印度兩國，都作為曾遭受殖民入侵的國家，應該對國家的邊界認識上有共同認識。
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想到印度和中方持有的是相反意見。
印方堅持日不落帝國單方面拓展出去的邊界，是非常遺憾的，也是不合理的。
周總理的講話精準直接，又如春風般和煦。
尼赫魯總理是一位能言善辯的政治家，但在那時他竟無法反駁周總理的說法，感到非常尷尬和無地自容。
即便如此，受著國內的壓力，這位總理先生依舊堅持非法邊境線。
並且，他還拿出自己的書，來作為劃分中印邊界的根據，周總理聽後驚訝不已，感到失望。
周總理與尼赫魯總理的7次交談中，一直在邊境線的問題上打轉。
不管印政府的人員如何狡辯，周總理等同誌依舊不厭其煩地陳述著中國的立場和態度。
那麽，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又是什麽呢？
鑒於印政府如此強硬，我方提出了新的建議。
同誌們認為雙方應當維持邊界現狀，停止在邊界線內巡邏的行動，避免發生武裝沖突的可能。
直到邊界問題解決之後，雙方再重新安排人員。
這樣的建議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然而，就是這樣溫和的建議也遭到了印政府的拒絕。
雖然總理先生等工作人員的說辭十分含糊，但其態度不言而喻，這意味著會談基本上以失敗告終了。
但為了保留最後一點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希望，周總理提出了新的建議。
他認為雙方可以舉行官員會晤，核對各自邊界主張的歷史資料，形成一份報告，再遞交給兩國政府，進行新的決定。
周總理的這一建議沒有被拒絕，當然這也成了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上取得的唯一成果。
在那之後，也就是周總理單方面召開的記者招待會。
在那場會議上，世界各國都領略到了周總理的獨特魅力，中方對待外交的和平友好的態度。
但遺憾的是，就在兩年後，中印兩國因為邊界問題，發生了激烈沖突。
時至今日，兩國因邊界問題，仍有不少摩擦和爭議。
但正如周總理曾說的那樣，幾千年來，中印兩國是和平友好的兩國，也有著同樣的遭遇，相信在未來，邊界問題一定能夠取得一個和平而公正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