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的大河劇【致光之君】中出現了很多讓天文學史研究者、愛好者頗感興趣的鏡頭。例如天文博士安倍晴明夜觀星象，說出了「紫微垣的天蓬星散發出前所未有的強光」的台詞。紫微垣被古人認為是帝王起居之所，也代指帝王家事、後宮之事，這裏似乎在與後面藤原兼家、賴忠等人為了權勢爭相將女兒們送入後宮的劇情相呼應。又如紫式部的母親說：「今天是大安之日。」這句話裏其實有一個紕漏，日本歷註的六曜日（大安、友引、先勝、先負、赤口、佛滅）是比較近代的說法，而本劇開篇的貞元二年（977），當時日本使用的仍是中國的【長慶宣明歷】。據學者考察，由於日本使用的【宣明歷】在傳入時資料不全，所以當時使用的歷註很可能仍是【大衍歷】的歷註。考慮到中古期具註歷當中流行的神煞名稱，那麽這句台詞改為「今天是天赦日」之類的更合適。
【致光之君】劇照
無論是【大衍歷】還是平安時期風靡一時的陰陽道（歷道、天文道），都與一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分不開關系。他就是曾兩次渡唐，在第一次遣唐歸國時將【大衍歷】帶回了日本的吉備真備。
吉備真備的一生跌宕起伏，晚年位極人臣，又因博學多才、擅長五行術數而被認為是陰陽道的鼻祖。而由他帶回的【大衍歷】，則是古代日本頒行的第三部中國歷法，因大衍之數而得名，以推算精密嚴謹而著稱。在【大衍歷】之前，日本使用過【元嘉歷】和【儀鳳歷】，但兩歷的開始頒行時間、頒行契機和停用時間，學界一直都存有疑問。【大衍歷】可以說是日本第一部明確了起始與停用時間，並有頒行過程的詳細記錄的歷法。因此，透過對日本頒行【大衍歷】始末的探究，可以看出在天文歷法領域方面，唐文化的對外輸出方式、影響方向以及改歷正朔一事在中古期東亞社會史中的象征意義。
遣唐留學生下道真備與【大衍歷】傳入日本
根據【續日本紀】的記載，天平寶字七年（763）八月，日本停用了儀鳳歷，改用大衍歷。而大衍歷傳入日本的時間，卻早在二十八年前的天平七年（735）。將【大衍歷】帶回日本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備真備，此時他的名字還是下道真備。【續日本紀】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條記載：
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歷經一卷、太衍歷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弦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廿只、平箭十只。
吉備真備（695-775），出自備中國下道郡（今岡山縣倉敷市）下道氏族。靈龜二年（716）啟程，成為第九次遣唐使的留學生。同一批赴唐學習的還有阿倍仲麻呂、僧侶玄昉等人。這一批留學生受到了比較系統的儒家教育。【舊唐書】記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鴻臚寺主管外交，「開元初」所指的便是開元五年（717）到達長安的這次使團。
在大唐的十八年裏，不只是經史類書籍，真備涉獵廣泛，天文、歷法、音樂、兵法、器械等都是他的學習範圍。對此，森公章在【藤原廣嗣之亂與遣唐留學生的前程】曾分析道，這可能與吉備真備赴唐時的年齡偏大有關。原則上來說，太學、四門學等官學只接受14至19歲的學生。四門助教趙玄默在鴻臚寺對留學生進行了初步教育的同時，也可能進行了篩選。阿倍仲麻呂（698-770）符合年齡要求，所以後來正式進入太學，以正規生的身份學習。而真備此時已經22歲，由於超齡，他可能只能成為非正式生，或透過其他方式進行學習。這造就了兩人此後截然不同的求學方式和人生道路。
由於麟德歷推算日蝕的誤差越來越明顯，開元九年（721）年，唐玄宗詔令僧一行制定新歷。大衍歷是歷史上少有的經過精心細致的準備工作後才實施的精妙歷法，被譽為唐代歷法之冠。開元十五年（727）一行圓寂，【大衍歷】五十二卷草成。開元十七年（729），在由張說、陳玄景修訂後，大衍歷開始啟用。此時，下道真備已經在大唐度過了十三年光陰。在大唐學習了十八年後，他決定跟隨天平六年（734）的第十次遣唐使團歸國，抵達日本時是第二年（735）的四月，距離出發時已經過去了二十一年。
因渡唐的功勞，下道真備以及同時歸國的僧侶玄昉被聖武天皇所倚重。除了連升十級的異常提拔以外（由從八位下升至正六位下大學助），還在天平十三年（741）被任命為東宮學士，次年又升任至從四位下春宮大夫兼春宮學士，擔任儲君阿倍內親王（即之後的孝謙天皇）的教育工作。在此期間，玄昉也因治愈了皇太夫人藤原宮子（聖武天皇的母親）的頑疾而受到重用。加之皇族出身的橘諸兄參政，擔任輔政之職，這些人事變動觸動了藤原廣嗣一脈的利益。天平十二年（740），以藤原廣嗣上書要求流放下道真備和玄昉一事為開端，爆發了「藤原廣嗣之亂」。
藤原廣嗣在大宰府發動的叛亂被快速平定，此後直至藤原仲麻呂上台，橘諸兄的執政體使飽受瘟疫、災禍的社會得到了一定的休養生息。在此期間，下道吉備於天平十八年（746）被賜姓吉備，改稱為吉備真備。但也在同一年，因疫病在短時間內接連失去四個親兄弟的光明皇後感到缺乏政治上的依靠，破格提拔了侄子藤原仲麻呂升至從三位，隨後的天平二十年（748）時更晉為正三位參議，與身為左大臣的橘諸兄一派形成了對立局面。
天平勝寶元年（749）七月，聖武天皇讓位於女兒孝謙天皇，藤原仲麻呂則跳過了中納言一職，直接被升為大納言。光明皇太後又在宮中設定自己的權力機構紫微中台，仲麻呂出任機構的長官紫微令。獲得了皇太後和孝謙天皇信任的藤原仲麻呂迅速地取得了政治和軍事上的支配權，實際上以絕對的優勢壓倒了橘諸兄一派執政的局面。天平勝寶八年（756）橘諸兄被密告毀謗朝廷。雖然密告並未被采信，但橘諸兄對默許這種事情發生的朝廷感到失望，自請辭去左大臣一職。同年，聖武上皇去世。
為什麽聖武天皇在位期間，從下道真備回國，一直到聖武天皇去世的二十年裏，日本沒能夠采用【大衍歷】？這一時期雖然是由重視遣唐留學生的橘諸兄一派執政，吉備真備也一直處於朝廷的中心部份參與朝政，但考慮到時代的綜合因素，當時還不具備改歷條件。主要原因有三：
一、【大衍歷】結構嚴密精巧，其演算法較前代的歷法有諸多改進，其中【歷術】七篇分別介紹了太陽視運動、月球運動、晝夜授時、日月交食、五大行星運動規律的推算等內容。這對於當時尚在使用經由北韓傳來的【儀鳳歷】（即未使用進朔的簡易版【麟德歷】）的日本歷博士來說，想要短時間內掌握絕非易事。
二、陰陽寮的人手不足，導致造歷、改歷工作無法順利進行。關於這一點，在下一節【大衍歷】改歷的準備工作當中會詳細說明。
三、聖武天皇本人身體孱弱，在政治上主要依靠藤原氏一族。皇後的四個兄弟在疫病流行短時間相繼死亡後，作為臨時應急體制選擇了與藤原氏親厚的皇族出身的橘諸兄作為輔佐大臣，卻又因此發生了「藤原廣嗣之亂」，內心產生動搖，因此主動選擇了出家退位。縱觀日本古代的幾次改歷，都發生在社會制度變革的重要時期，當朝的執政者對「正朔」有政治上的需求，所以會積極推動改歷事宜。
綜合以上三點來看，此時【大衍歷】改歷尚缺乏一定的條件。
【吉備大臣入唐間事繪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左遷的吉備真備和雪藏的【大衍歷】
隨著藤原仲麻呂勢力的擡頭，吉備真備的境遇也開始急轉直下。先是天平十九年（747）時，真備被停止了東宮學士一職，轉而擔任右京大夫。而玄昉更早之前的天平十七年就被彈劾，從僧正一職左遷至築紫觀世音寺擔任別當，並於次年在任上過世。天平勝寶二年（750），真備離京，出任並不被看好的地方官，先是擔任藤原廣嗣叛亂發源地的築前國的國守，隨即又被左遷至肥前守。天平勝寶三年（751），又被任命為第十二次遣唐使團的副使。
這次任命具有諸多異常之處。例如，天平勝寶二年最初的使團名單中已經確定了大使藤原清河（從四位下）和副使大伴古麻呂（從五位上），並沒有吉備真備的位置。且當時兩人的官階都低於吉備真備（從四位上）。或許是考慮到這一點，為求平衡，在出發之前又將兩人的官職進行了提升。在那個要冒著生命危險渡海來唐的年代，已經有過一次遣唐經歷的吉備真備被再次要求出使，日本史研究者基本上都認為這是藤原仲麻呂一方有意設計出來的結果。其含義不言自明：希望吉備真備這一去就不要再回來。
然而，吉備真備此行不但活著回來了，還超額完成了遣唐的任務。他拜訪了在大唐生活了多年、在中樞機構任職的阿倍仲麻呂。在阿倍仲麻呂的帶領下，這次的遣唐使團得以參觀內宮府庫，又在返程時得到了鴻臚卿蔣挑捥的相送，可以說是破格禮遇。幾次赴日都未能成功的鑒真也在最後關頭成功地搭乘副使大伴古麻呂的船只一起出航。返程時，四艘船一起啟程，因台風其中三艘都漂流至沖繩一帶。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乘坐的第一艘船再次起航後又遭遇觸礁，之後漂流至東南亞海域後輾轉又返回了長安，兩人此後滯留長安直至去世；而吉備真備和鑒真所搭乘的第二、第三艘船在之後順利到達了日本。
兩次渡唐的經歷，在中日交流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後世的學者、文人甚至依此創作出了很多傳奇物語。院政期的【江談抄】第三【吉備入唐間事】中寫道，吉備到達大唐之後，在已經去世的阿倍仲麻呂的鬼魂的幫助下，一夜之間學會了【文選】和圍棋，解決了各種難題後，又將日、月封在了雙陸的棋筒和棋盤上，讓有意刁難的唐人心服口服。這個故事流傳甚廣，甚至後來還有繪卷。可根據上文，可知阿倍仲麻呂當時尚健在，又如何能化鬼幫助吉備真備呢？處在鎖國又保守的院政期的文人們即使是想象，也已無法得知祖輩的遣唐使們是多麽的堅韌不拔、多麽的博學多才。
平安返回的吉備真備沒能像上一次一樣留在中央，繼續大展身手，而是仍被外放，回到了築紫地區負責海防工作。而由他帶回日本的【大衍歷】，卻在雪藏多年後受到了酷愛唐風政治的藤原仲麻呂的青睞。
吉備真備銅像（岡山縣倉敷市真備支所）
實施【大衍歷】的準備工作及頒行經過
天平寶字二年（758）八月，孝謙天皇讓位於藤原仲麻呂推舉的皇儲大炊王，即淳仁天皇。聖武天皇在世時，曾指定皇儲為道祖王，但隨著聖武天皇去世，道祖王很快就被廢掉。可以說隨著淳仁天皇即位，即意味著藤原仲麻呂總攬朝政的開始。藤原仲麻呂推行唐風政策，甚至將許多官府機構都改為與唐朝保持一致。這些改革不只是停留在名稱上的變化，更有一些根本的變動影響著政策的推行。其中，陰陽寮的改革就與後來頒行【大衍歷】一事緊密聯系起來。
陰陽寮的名稱初見於天武天皇時期。根據大寶律令的記載，能夠了解到架構較為穩定、完善的早期陰陽寮組織。此後陰陽寮出現過幾次結構調整，但大體仍是在這個框架內部進行。陰陽寮的職能類似唐的太史局（又稱司天台、渾儀監等），占蔔相關的部份與太蔔署相似，主要掌管占筮、造歷、日食月食的預報、蔔地吉兇、天象異變以及漏刻報時等。長官為陰陽頭，其下還設有助、允、大屬、少屬等職官。根據分擔的內容不同，陰陽寮內部構成以及職官設定主要如下：
1、負責占筮和蔔地吉兇的陰陽博士一人、陰陽師六人、陰陽生十人
2、負責造歷和日食月食預報的歷博士一人、歷生十人
3、負責天象異變占蔔的天文博士一人、天文生十人
4、負責漏刻管理報時的漏刻博士二人、守辰丁二十人
陰陽寮除了擔負著造歷、占蔔、觀測天象、漏刻報時的工作以外，對專門人才的培養也非常重視。早期的陰陽寮官員有相當一部份來自渡海移民及其後代，由於升遷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且待遇也明顯遜於隸屬式部省的大學寮，陰陽寮也一直面臨著人手短缺的問題。根據【續日本紀】天平二年（730）三月辛亥條記載，當時的大和朝廷已經出現了嚴重人員短缺的困境。
太政官奏稱：大學生徒既經歲月，習業庸淺，猶難博達。實是家道困窮、無物資給。雖有好學，不堪遂誌。望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十人以下五人以上專精學問，以加善誘，仍賜夏冬服並食料。又陰陽醫術及七曜頒歷等類，國家要道，不得廢闕。……但見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教授，恐致絕業。望仰吉田連宜、大津連首、禦立連清道、難波連吉成、山口忌寸田主、私部首石村、誌斐連三田次等七人，各取弟子，將令習業。其時服食料亦準大學生，其生徒陰陽醫術各三人，曜歷各二人。——【續日本紀】天平二年（730）三月辛亥條
為了鼓勵年輕的書生們繼續學習，朝廷決定在學習期間為大學寮生和陰陽寮生發放「服食料」這種類似獎學金的制度。又因為重視頒歷（具註歷）和七曜歷，同年的太政官奏中還將歷部門的學生，分為學習具註歷和七曜歷兩個方向，每個方向各設定兩個獎學金名額。而且此時的歷部門又多出了七曜歷這個分支，獎勵的名額也隨之增加了一倍。考慮到七曜歷的制作需要大量的演算，之後的天平三年（731），經過官議朝廷又將七曜歷的獎學金名額放到了大學寮算科之下，並要求【周髀算經】加入到算生的必修科目當中。
陰陽寮的歷部門與大學寮的算科聯系起來，這僅僅只是一個開端。天平寶字元年（757），陰陽寮改組改名，變為同唐朝名稱一樣的「太史局」，大學寮的算科又與陰陽寮的歷科合並，稱為歷算科。根據天平寶字元年（757）的記錄，歷算生的必修科目中有漢晉的【律歷誌】、【大衍歷議】以及【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等，其目的性和指向性比較明顯。
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托請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民。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須講……陰陽生者，周易、新撰陰陽書、黃帝金匱、五行大義；歷算生者，漢晉律歷誌、大衍歷議、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論。並應任用。被任之後，所給公廨一年之分。必應令送本受業師。如此則有尊師之道終行，教資之業永繼。國家良政莫要於茲。宜告所司早令施行。——【續日本紀】卷二十天平寶字元年（757）十一月癸未條
廢儀鳳歷，始用大衍歷。——【續日本紀】卷二十天平寶字七年（763）八月戊子條
這次改歷的出發點其實是擁立了淳仁天皇登基的藤原仲麻呂，為了證明自己的治世已經到來，而計劃實施的改歷。這就是上文提到的，執政者對「改歷」的政治需求。
藤原仲麻呂其人據【續日本紀】記載「率性聰敏，略涉書記」、「學算尤精其術」，說他聰明過人，精通算學，曾任大學寮少允一職，執政以來一直模仿唐風文化。對於中原文化中強調的改元正朔一說，只要加以運用，就可以為新帝以及自身的執政權帶來非常好的權威效應。但【大衍歷】號稱精密，其演算法較之前的歷法有了很大的改進，對於本就人手短缺陰陽寮歷部門而言，改歷無疑困難重重。所以從公元735年傳入日本至今，二十余年過去了仍被束之高閣。所以機構的制度改革要先行。首先需要改變的，就是人才的培養。在設定歷算科，增加了歷算人才，並將【大衍歷議】添加到必修書目當中，經過六年多的準備，【大衍歷】終於得以在763年八月開始實施。
然而在大衍歷實施後翌年，藤原仲麻呂就因孝謙女帝發動的政變而迅速倒台，史稱「藤原仲麻呂之亂」（因仲麻呂被賜名「惠美押勝」，所以也稱「惠美押勝之亂」）。在政變開始之前，已經七十歲高齡本欲辭官致仕的吉備真備被女帝調回了京城，擔任造東大寺長官，又在政變開始時緊急被升任至從三位參議，成為孝謙天皇一派的參謀，甚至在對戰中擔任中衛大將，親自指揮軍隊追討淪為叛逆的仲麻呂一黨。平亂結束後，孝謙天皇重祚，是為稱德天皇。而吉備真備歷經中納言、大納言，升至從二位右大臣，是當時出身地方豪族的官員任官的頂點。藤原仲麻呂執政時所采取的改革大多被終止，詔令恢復原樣。陰陽寮的太史局模式瓦解，恢復成原有模式，算科也重新回到了大學寮組織中，只有由吉備真備帶回、由藤原仲麻呂實施推行的【大衍歷】得以繼續保留，共行用了約98年。
結語
縱觀日本頒行【大衍歷】的歷史背景，從傳入到頒行前後花費了二十七年，以至於出現了大唐已經停止使用【大衍歷】之後的兩年，日本才開始行用的時間差。這種情況在日本的改歷舉措當中，其實並不罕見。例如，【麟德歷】傳入日本的時間也很早，約在天智天皇八年（669）前後，開始試用則要到持統天皇四年（690）十一月。其中的原因，日本歷學史研究者細井浩誌認為是由於【麟德歷】使用的是定朔，這讓習慣了元嘉歷平朔制的歷博士無法解決，直到經由新羅簡寫的【儀鳳歷】三卷傳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並列【元嘉歷】和【儀鳳歷】約7年後，在文武天皇登基後（有元年說和二年說兩種意見），日本朝廷才開始全面采用【儀鳳歷】。
而以社會史的角度來觀察，日本采用【元嘉歷】、【儀鳳歷】和【大衍歷】的時期都非常具有代表性。5世紀左右傳入的【元嘉歷】，為古代日本開啟了歷法時代的文明階段，至制度草創的推古天皇時期，歷法得到了普及。【儀鳳歷】則是律令制國家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歷法的完備使得律令得以暢通行用。而【大衍歷】的時期，其實是日本律令制的崩壞期，積極學習唐文化的奈良時代即將結束，社會風氣逐漸轉為保守。此後的【宣明歷】更是見證了時代進入院政期的全面鎖國和歷法更新停滯的局面。或許是巧合，或許是時代的感應，古代日本的改歷次數雖少，但都落在了每個歷史節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