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國宴，一行人進場坐到第一席，周恩來：之前見面也是吃飯
1956年，北京迎來了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各地的代表和人士紛紛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程。在懷仁堂，毛主席親自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國宴，800多名參會人員都榮幸地收到了邀請函。
這一喜訊讓各省的代表和人士歡欣鼓舞。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座位自然排在宴會的首席，而錢學森也被列入這個重要的名單。宴會前，賓客們紛紛入席，其中一位商人卻徑直走向了第一席並坐了下來。
隨著毛主席和周總理入席，這位商人與其他同桌的嘉賓表現出緊張，氣氛顯得有些拘謹。盡管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是偉人，與他們同席實屬殊榮，但兩位領導一向平易近人，不喜歡過於緊張的氛圍。於是，他們主動與大家親切交談，逐漸緩解了氣氛。
在宴會進行中，毛主席和周總理多次與這位商人交流。毛主席指著他向大家介紹：「他是曾國藩的同鄉。」周總理也開玩笑地說：「他是湘鄉嗯呀，俗話說，長沙裏手，湘潭漂，湘鄉嗯呀做牛叫呀。」
聽到周總理幽默的言辭，大家紛紛笑出聲。原本緊張的氣氛瞬間輕松愉快起來。周總理與這位商人顯然有著舊識，兩人聊到過去的美好時光，周總理親切地提到：「對，上次見面也是吃飯。」這位商人曾是一名普通士兵，與周總理在軍隊食堂相遇，周總理幽默地稱這次宴會是「上次見面也是吃飯」，讓商人感動不已。盡管周總理只是與他有過幾面之緣，但至今仍然記得這位普通士兵，展現了周總理對每個普通人的關愛和尊重。
作為國宴第一席的座位自然屬於最尊貴的客人，以商人的身份參加國宴已經是非同尋常，而能與毛主席、周總理同席更是難得一見。為何這位商人能夠享受如此殊榮？答案要從他的人生經歷說起。
這位商人名叫陳蕓田，他於1908年出生在湘鄉縣白楊鄉石頭沖的一個佃農家庭。陳蕓田的生母並非陳家男人的原配妻子，她是一位二嫁的妻子。陳蕓田的母親出身貧苦，嫁到陳家後地位很低，經常受到富戶家庭的嫂子的白眼和辱罵。
白楊鄉有兩家大戶，分別姓王和朱，兩家都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陳家的嫂子是王家的人，地位相對較高。她在家裏威風凜凜，對陳蕓田和他的妹妹態度十分苛刻，時常斥責他們。
陳蕓田的母親生活雖然困苦，但是她是一個明智的人，深知自己難以改變命運，但她渴望兒子能夠脫離困境。母親時常告訴陳蕓田，無論生活多艱難，都要堅持學習。為了讓陳蕓田能夠讀書，陳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她始終堅守信念。陳蕓田深受母親「學而優則仕」的教誨影響，一直努力讀書，這讓陳母感到非常欣慰。
挑選細處的麻繩，命運總是嗜好找尋苦命之人，這句話並非電洞來風。九歲時，陳蕓田失去了生命中最疼愛他的母親，她被一場重病奪走了最後的呼吸。陳蕓田的生活開始一片霧茫，然而他卻毫不氣餒，堅持追求知識。而命運的捉弄並未止步，當他14歲那一年，喪父之痛再度降臨，陳蕓田成了一位孤兒。陳家雖未立即崩潰，但生計的拮據變得更加嚴酷。
1926年，陳蕓田從小學畢業，然而由於經濟原因，他無法繼續深造，於是他毅然離開了故鄉。他遠房的親兄弟陳乾臣正好也有外出打算，於是兩人商議決定一同投奔陳乾臣的至交好友譚曙卿。
譚曙卿並非尋常之輩，他是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的師長。陳乾臣得知確切訊息，得知譚曙卿駐紮在潮州。陳蕓田隨陳乾臣一同前往潮州，順利見到了譚曙卿。譚曙卿沒有讓陳乾臣和陳蕓田失望，將兩人都留在了部隊中。然而，盡管陳蕓田和陳乾臣是親戚，但在譚曙卿看來，親疏有別。兩人留在部隊後，陳乾臣跟在譚曙卿身邊做差事，而陳蕓田則只能進入警衛排擔任差事。盡管如此，由於陳乾臣與譚曙卿的關系，陳蕓田也成功擔任了警衛排的班長職務，日子過得還算安逸。
當陳蕓田在第三師擔任警衛排班長時，周恩來剛好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政治部擔任科長。因此，在食堂就餐時，兩人偶爾會相遇。正是在這個時候，兩人在食堂結下了一些淡淡的交情，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蕓田回憶說，當時的周恩來年方二十，一身軍裝，英俊非凡。
陳蕓田在軍隊服役時，過著悠閑無憂的日子，平時無需承擔太多責任。然而，他的心情卻始終無法愉悅起來。來到潮州的目的並非為了混日子，而是希望報考黃埔軍校在潮州設立的二分校。陳乾臣也有同樣感受，盡管在部隊得到了譚曙卿的關照，但並未獲得重用的機會。錯過了黃埔軍校報名的時機，他們決定告別譚曙卿，重新回到湘鄉。
陳蕓田回到家鄉後原計劃休息一段時間，然後繼續報考黃埔軍校。然而，意外的大病讓他的計劃徹底泡湯。病情好轉後，陳蕓田選擇在家鄉當了兩年小學教師，以賺取薪金來維持生計。在這段時間裏，陳蕓田並沒有喪失理想，依然渴望繼續深造，只是因為經濟拮據一直沒有機會。正當他感到困擾的時候，一則訊息讓他振奮不已。朋友告訴他，在上海有一所勞動大學可以免費讀書，這讓他的夢想重新燃起。
1930年春天，陳蕓田聽說他的夢想可以實作，於是辭去小學教師的職務，踏上了前往上海追夢的旅程。然而，他的計劃再次受挫，因為勞動大學因罷課而停辦，陳蕓田的繼續求學的夢想再次破滅。面對挫折，陳蕓田沒有選擇回鄉，而是留在上海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的時間，每天徒步十多裏去一家業余的中國社會科學講習所學習。
盡管生活艱辛，但陳蕓田對求學的熱情依然不減。透過打工積攢了一些積蓄後，他聯合幾個誌同道合的老鄉，在上海開了一家名為「莫愁」的酒館。這個名字既是酒館的名稱，也是陳蕓田對自己的一種安慰，表示身在異鄉的堅持。為了賺取足夠的錢去日本留學，陳蕓田努力工作，甚至犧牲了休息時間。然而，1932年1月28日，日寇發動了一場侵略，導致「莫愁」酒館在戰火中化為灰燼，陳蕓田的留學夢想也隨之破滅。
經歷了這一次艱難，陳蕓田失去了在上海站穩腳跟的機會，只能暫時回鄉重新規劃。回鄉後，陳蕓田面對嫂子的輕視，感到更加無地自容。由於無法在家中安居，他決定前往邵陽投奔哥哥。哥哥在邵陽的一家綢莊任夥計，陳蕓田也加入店裏做夥計，勉強解決了生計問題。然而，在他當夥計的時候，萬泰福綢莊卻遭遇了一場大麻煩，這也成為了陳蕓田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邵陽商界的領袖郭澤春一直是當地的有力人物。在邵陽經商的萬泰福綢莊老板屬於湘鄉幫的商人，與郭澤春一直有矛盾，盡管他們在同一個城市經商，但卻一直在背後爭鬥。陳蕓田剛好在邵陽，卻陷入了郭澤春對萬泰福綢莊的糾紛中。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當地的軍閥曾經向邵陽商界借過3000元，並行給了一張價值3000元的「田賦券」，形式上相當於一張「欠條」。然而，實際上，軍閥在借款時就沒有還錢的打算，「田賦券」只是他們常用的手段之一。當時邵陽商界都知道這一情況，包括萬泰福綢莊的老板。作為邵陽的大戶之一，萬泰福綢莊出資最多，全體邵陽商界都同意由他們負責保管這張「田賦券」。
然而，這張「田賦券」很快被遺忘，當地商人也不再提起。多年後，郭澤春卻突然提出，指責萬泰福綢莊私下拿著「田賦券」去軍閥那裏兌換成現金，並據此個人獲利。雖然邵陽商界都知道這是郭澤春的報復行為，但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支持萬泰福。原因有三：首先，郭澤春在當地勢力強大，沒人願意因此得罪他；其次，大家都在邵陽經商，如果萬泰福綢莊陷入困境，有許多人可以從中獲利；最後，如果郭澤春的指控成立，萬泰福就需要支付現金賠償，邵陽商界許多人都有份，對於這樣的「天降之財」，他們自然不會拒絕。
邵陽商界雖然沒有落井下石，但卻表現出了冷眼旁觀的態度，萬泰福老板在面對郭澤春的指控時無法辯駁，陷入了困境。陳蕓田得知一個關鍵資訊，發現軍閥當年留給萬泰福老板的「田賦券」居然保存完好。盡管萬泰福老板對陳蕓田並不信任，但面臨危機，他只能選擇寄希望於陳蕓田。
邵陽縣法院開庭審理的那天，陳蕓田代表萬泰福與郭澤春公開對質。面對郭澤春的指控，陳蕓田認為軍閥勒索本就是違法行為，「田賦券」只是一紙空文。然而，郭澤春堅稱萬泰福已經將「田賦券」私下兌換成現金。陳蕓田當場拿出「田賦券」讓在場的人檢視，由於許多人都親身經歷過這件事，證實了這張「田賦券」的真實性。陳蕓田質問郭澤春，如果「田賦券」真的兌換成現金，那麽現在它應該在軍閥手中，為何它依然在萬泰福手中呢？
郭澤春敢誣告萬泰福的原因在於他判斷準確，認為萬泰福已經拋棄了「田賦券」，而此時陳蕓田手持「田賦券」不斷逼近，使得郭澤春無法辯駁。訊息迅速傳遍邵陽地區，萬泰福的助手讓邵陽商會會長顏面掃地。陳蕓田因此得到邵陽湘鄉幫商人的支持，被推舉為小學校長，並成為邵陽商會的常務理事。
1934年，國民黨開始進行幣制改革，試圖透過發行法幣來抵禦美、英等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陳蕓田擔任校長後，深入研究中西經濟和幣制，他認為國民黨的方法無法改變洋貨向中國傾銷的趨勢。他撰寫了一篇論文，但未引起國民黨的關註。陳蕓田預見到國際資本的侵略，預計國內將出現通貨膨脹，但他無力改變這一局面。因此，他決定放棄校長職務，轉而從事經商。
陳蕓田雖然有一些積蓄，但不足以支持他的商業計劃。為籌集足夠的資金，他與侄子和外甥聯系，三人湊了200元開辦了聚豐綢莊。盡管起初資金有限，按照正常發展的思路只能在小規模商業中摸爬滾打。然而，陳蕓田誌在迅速發展和壯大，利用在湘鄉幫商人中的關系以及與萬泰福的信譽，他成功地賒到了2000元的貨品，將自有資金擴大了十倍，經營聚豐綢莊。
然而，好景不常，萬泰福的經營遇到問題，陳蕓田也受到牽連。為了繼續擴大經營，陳蕓田向邵陽的錢莊借款，但由於資本不足，錢莊不願借出大額資金。陳蕓田采取主動措施，每筆生意都先用全額購買匯票，然後郵寄到長沙，幾天內就能兌付。這增強了他在錢莊的誠信度。
在銀根寬松時，陳蕓田巧妙地利用銀行放款難的時機，向錢莊借更多的資金，然後再轉借給小客戶和合作夥伴。他幫助錢莊度過難關，同時也支持了那些沒有資質借款的小客戶和需要資金的合作夥伴，使得自己的資金更加充裕。商戶們看到聚豐綢莊經濟實力雄厚，不僅自己營運穩健，還能大筆借款，因此紛紛尋求與其合作，推動了聚豐綢莊的迅速發展。
在淞滬會戰爆發前夕，陳蕓田分析局勢，預見長江交通運輸線可能因日寇侵略而中斷，導致物價上漲。因此，在其他人觀望時，陳蕓田大量購買現貨和期貨。淞滬會戰爆發後，正如他所料，聚豐綢莊在短時間內成為資金雄厚的商業大亨。陳蕓田抓住機會，建立了仁豐綢莊和信豐綢莊。
在1940年，陳蕓田在湘鄉得到商人的支持，成功越過邵陽幫商人的阻撓，成為湖南省商會的第一屆常務理事。隨後的1941年，陳蕓田開始積極投資興辦工廠，涉足中州棉織廠、邵陽煉油廠、永豐紡織廠等多個產業。抗戰勝利後，由於戰火蔓延，30余家錢莊的營業執照被毀，陳蕓田得知後積極協助商會，親自前往南京協調各部門，最終成功幫助這些錢莊重新獲得營業執照，而且沒有向他們收取任何費用。這一事件不僅鞏固了省商會的地位，也擴大了陳蕓田在商界的影響力。
1947年，陳蕓田被國民黨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湖南省和湖北省作出不同的決定，前者選舉農業立委，後者選舉商業立委，陳蕓田成為商業立委的候選人。面對這一決定，陳蕓田猶豫不決。他深知一旦成為立法委員，將成為國民黨的一員。具有遠見的陳蕓田向地下黨鄭伯翔咨詢，得知的建議讓他恍然大悟，認識到自己即使不主動投靠反動派，也難以避免被牽扯其中。1948年初，陳蕓田決定突破重重阻礙，成為國民黨全國立法委員。陳蕓田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有著清晰的認識，對此頗有思考。
隨著遼沈戰役爆發，濟南府被解放軍攻陷，全國形勢逐漸明朗，國民黨節節敗退，南京的國民黨要員人心惶惶。陳蕓田趁機離開南京，回到湖南。他在長沙擁有一座美式公館，鄰居是警備司令部的高官和軍統的毛健鈞，而監獄和刑場離他的公館只有500米左右的距離。
這時，中共安化縣工委書記熊邵安來到長沙。他與陳蕓田在南京時已熟識，熊邵安秘密前往陳蕓田的公館，兩人見面後，熊邵安坦言想在陳蕓田的公館建立一個聯絡點。陳蕓田毫不猶豫表示願意承擔這一光榮任務。熊邵安還介紹了一位「唐先生」與陳蕓田認識，經過交流，陳蕓田對這位「唐先生」贊嘆不已，後來才得知他其實是周裏同誌。
當晚，熊邵安並未在陳蕓田的公館離開，兩人整夜暢談著國內未來的發展和新中國的光明前景。黎明時分，熊邵安因緊急事務離去，臨別時告知陳蕓田將有另一人與他聯系，負責建立聯絡點的具體安排。同時，熊邵安囑咐陳蕓田自己要小心，畢竟身處「白色」包圍之中。陳蕓田點頭應允，兩人此刻分別。
熊邵安離開後，名為黃時美的女學生準時到達陳蕓田的住所，事情早在熊邵安離開前已被詳細告知給陳蕓田。黃時美平時守著一台收音機，將一些關鍵資訊記錄下來。每當有人前來陳公館密謀，黃時美的閨房成為地下黨會議的場所。為了保障地下黨的安全，陳蕓田還投入經費組建了一支衛隊，以保衛陳公館，為這個秘密聯絡點守護。
在陳蕓田的協助下，黃時美將摘抄的新華社廣播稿透過省商會的油印機制作成宣傳單，並以地下黨的名義郵寄給長沙工商界的重要人物。這樣的宣傳手段直擊長沙市工商界人士的內心，使他們了解到共產黨全新的政策，在動蕩時期看到了新的希望。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才得知這些傳單是陳蕓田協助制作並寄送的，令眾人驚嘆不已。
1949年，隨著南京、武漢相繼解放，程潛的起義態度也逐漸明朗。白崇禧看到這一情勢，欲破壞湖南的和平起義，計劃讓宋希濂接替程潛主持湖南工作。宋希濂找到陳蕓田等人商談，期望陳蕓田能給予經濟支持。陳蕓田察覺到白崇禧的用意，了解若宋希濂成功替代程潛，湖南的和平起義將受到威脅。為促成湖南和平起義，陳蕓田趁機向宋希濂陳述利弊，勸說他放棄主政湖南，為和平起義做出貢獻。
白崇禧撤退至長沙後，也找到陳蕓田，期望他提供財政支持，要求數額高達20萬銀元。陳蕓田明白這筆錢將被用作軍費，刻意找借口拖延。然而，白崇禧的士兵卻日夜監視著陳蕓田，無奈之下，陳蕓田派人弄來2萬散裝的鎳幣，令白崇禧的士兵在點數上花費數日時間。
在湖南和平解放後，設立了一個名為「城鄉聯絡處」的機構，其主要職責是妥善處理農村減租退押事務。陳蕓田被任命為該機構的副主任，負責主持相關工作，他以自己的才能成功處理了這一任務。同時，陳蕓田還關心並救助了2000多名孤兒，為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做出了貢獻。
在新中國剛剛解放初期，湖南省政府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財政緊張是解決許多問題的瓶頸。這時，陳蕓田提出重新經營那些因老板外逃而停產的工廠，並將受救助的孤兒納入工作崗位，以實作盈利並為這些孤兒提供長期穩定的經濟來源。陳蕓田的建議得到了支持，他先後接管了長沙市的火柴廠、粉廠、印染廠，由於善於經營，這些工廠迅速實作了盈利。
在陳蕓田的領導下，省救濟院從糧食緊缺逐漸發展為自給自足的機構，到1952年時，該院還向國家貢獻了一百萬斤糧食，使陳蕓田被譽為「理財能手」。隨後，他繼續在長沙市主持商業工作，多次取得優異成績，為湖南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陳蕓田的愛國表現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在1956年的國宴上獲得了與毛主席、周總理同席的特殊榮譽。此後，陳蕓田一直活躍在湖南省商界，為該省經濟發展貢獻力量。1989年12月5日，陳蕓田因病在長沙逝世，享年82歲。
總的來說，無論我們從事何種行業，保持對祖國的熱愛是每個中國人的底線。只有以國家利益為重，以民族利益為先，我們才能真正贏得國家和人民的尊重。向所有為新中國付出努力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正因為有你們的奉獻，才有了今天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