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但不多了，能符合這個標準的，只有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除了這兩人以外，其他的開國公爵侯爵都是「二代」了。
在元末跟著朱元璋打天下，那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朱元璋是布衣之身，與他同是安徽的人傑更是不少，一個布衣難成事，但十個乃至百個布衣，便能夠顛覆天下，所以跟著朱元璋建立大明，這是一群草根的創業。
三十四公侯，很多時候被視為一個整體，他們幾乎都是安徽人，所以歷史對他們還有一個稱謂，那便是「淮西勛貴」，這三十四人也是大明含金量最高的爵位，因為他們乃是初封，所以地位非同一般，為了彰顯對他們的敬重，朱元璋賜下免死金牌：「丹書鐵券」，讓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只要不造反，那便能有免死的機會。
若是光看免死金牌，那肯定會覺得朱元璋是一個念情、講公道的皇帝，在一開始，連三十四公侯也都是這麽想的，只是他們不知道，這免死金牌，反而成為了催命符。
朱元璋成為皇帝後，思想再次發生了蛻變，面對功臣們，朱元璋開始審視、提防，面對文官，朱元璋想方設法打壓百官之首「丞相」的權力，面對武官，朱元璋雖然表面沒做什麽，但私下卻收集他們的罪行，以便在某個時刻，徹底清算他們。
在過去的歷史中，開國皇帝削弱功臣的地位，這種行為是很常見的，要不就是重文輕武，要不就是重武輕文，但像朱元璋一樣，對文武官員雙線打壓的卻是史無前例，所以朱元璋的變化是巨大的，或者說這在本質上就是皇帝必然的變化，只不過因為朱元璋的出身，決定了他對皇權的占有欲更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朱元璋第一次為了廢除丞相這個官職開啟了大清掃，其實胡惟庸案所涉及的開國功臣並不多，但胡惟庸案卻不是在這一年就結束的，因為胡惟庸案真正的「爆發」，在十年後的洪武二十三年，時人舉報胡惟庸當年通元謀反，朱元璋順勢發動新的清掃。
洪武二十三年的清掃，又稱」李善長案」，因為朱元璋將以南韓公李善長為首的淮西勛貴集團一網打盡，理由則是因為他們都是胡惟庸的黨羽，有謀反的行為，所以同樣有著免死金牌的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等人全部都得陪著李善長一同被處死，免死金牌一點意義都沒有。
而造反這種事情，只藍玉一人是不可能的，因此該有大量的新勛貴集團被卷入其中，比如在洪武十二年冊封的景川侯曹震、洪武十七年冊封的鶴壽侯張翼、洪武二十年冊封的舳艫侯朱壽等人，藍玉案最終牽連的功臣及其眷屬、朝臣高達上萬人之數，乃是不亞於李善長案的大血案。
經過這一次清洗，朱元璋還在不斷地「點名」，洪武二十七年，傅友德被賜死。
那個被朱元璋誇贊為「論將之功，傅友德第一」的傅友德連免死金牌都沒拿出來便無緣無故被賜死，而在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也沒有放過馮勝，將馮勝無罪賜死，隨著傅友德和馮勝的死去，大明功臣們的「丹書鐵券」就成為了人人談之色變的催命符，沒人再羨慕他們，唯有同情。
客觀角度來說，淮西勛貴集團本就是一群布衣出身的新貴族集團，這種新貴族集團，最大的弊病就是政治思想不靈活，容易飛揚跋扈，沒有世家的沈澱，所以朱元璋對他們進行打壓，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不然武將造反將成為大明早夭的死因。
但朱元璋的「打壓力度」太大，以至於幾乎全部滅掉，如果朱標不死，大明的文臣武將還是有著一批新勛貴作為繼承者來支撐大明朝廷的運轉，可朱標突然去世，朱元璋為了給朱允炆鋪平道路，不得已再次大開殺戒，除掉朱允炆控制不了的人，
所以，如果說李善長案是為了除掉朱標把控不了的人，那麽藍玉案就是朱元璋的故技重施。
而大肆清掃的結果，就是朱元璋只給朱允炆留下兩個人，一是「三十四公侯」之一的耿炳文，二是「新勛貴集團」的郭英。
為什麽留下這兩個人，具體原因並不好說，或許這兩個人從頭到尾的表現都非常安分，比如耿炳文，他是大明最頂尖的那批開國武將，洪武三年冊封的時候，是足以比擬第一梯隊的人物，不論是開國前還是開國後，耿炳文都是「多做少說」，隨著身邊的戰友們逐一病逝、老死、被處死，耿炳文始終沒有動搖。
至於郭英，他早年充當朱元璋的宿衛，是朱元璋的頂級心腹，而郭英的妹妹郭寧妃是朱元璋後宮的「第三代掌管者」，繼馬皇後以及李淑妃之後，郭寧妃攝六宮事，雖沒有皇後之名，但卻有皇後之實，因此朱元璋與郭英的關系更加親近。
吳復是朱元璋所培養的「新勛貴集團」成員之一，在洪武十二年時被封為安陸侯，洪武十六年去世後，被追封為黔國公，而他的兒子吳傑則繼承了安陸侯的爵位，雖然吳傑在洪武末年犯了錯被削爵，但他經過自己的功績得以贖罪，最終恢復了爵位，成為了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班底之一。
吳良則是三十四公侯之一的江陰侯，他在洪武十四年病逝後，兒子吳傑便繼承了他的侯爵之位。
俞廷玉是朱元璋在建國前的大功臣，也死在大明建國以前，俞淵是俞廷玉的小兒子，俞家為了大明江山付出了很多代價，所以朱元璋將俞廷玉追封為河間郡公，俞淵在洪武二十五年也被封為越巂侯，是朱元璋所培養的「第三代勛貴集團」之一。
之所以說這幾個朱元璋「不經意」培養的人作用比耿炳文和郭英作用大，正是因為他們在靖難之役時，跟朱棣沒有任何的「交情」可言，對朱棣的出手那是毫無猶豫、竭盡全力。
譬如吳高，在靖難之役時坐鎮遼東，時刻威脅著朱棣，讓朱棣寢食難安，也是朱棣後來使用「離間計」，朱允炆自廢武功將吳高貶到廣西，朱棣才解決這個威脅。
而靖難之役結束後，朱棣入主南京，登基成為新皇帝，面對跟隨父親打江山的耿炳文、郭英兩人，朱棣也不敢趕盡殺絕，雖然兩人在靖難之役都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可忠君之事就是如此，而且兩人都是自己的叔輩，朱棣也不能太過分。
但像誅殺方孝孺一樣明著殺不行，做好準備工作再殺那就是沒有問題的，永樂二年，耿炳文遭到鄭賜、陳瑛的彈劾，兩人指責他的衣服、器物上都有皇帝專屬的龍圖案，而耿炳文深知這種堪比莫須有的罪名是十死無生的，所以為了避免受辱，以及保全自己的家族，他便自盡了。
可耿炳文去世後，耿家一樣被朱棣清算了，他的自盡沒有太大的意義。
另一位功臣郭英則是在永樂元年死於家中，具體的死因不明確，疑點也頗多，可經過了洪武年間朱元璋的大殺特殺，這種事情見怪不怪了。
所以耿炳文和郭英即便活到了朱棣登基，也沒有善終的機會，他們沒死在朱元璋的手裏，卻也逃不出這個最像朱元璋的兒子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