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宋慶齡都出生於1893年，不過，宋慶齡要比毛澤東大上整整11個月，兩人的關系也與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有關。
熟悉毛主席和宋慶齡的一位中南海攝影師侯波曾說過：「毛主席對宋慶齡也始終保持著特殊的尊重，甚至可以說是表現出對任何人都不曾有過的尊重。」
值得註意的是，侯波所說的這一點，無論是在新中國成立前，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的態度始終如一。
周恩來：「國民黨還有什麽？只剩下了兩個女人！」
1911年夏，毛澤東來到省城讀書，期間，他第一次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綱領，隨即，他發表了人生第一次政治見解，與此同時，孫中山成為了他的新偶像。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會議召開，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他第一次見到了孫中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發言，其精彩表現引起了孫中山的註意。
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正式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而毛澤東也多票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孫中山病逝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激烈，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對共產黨人發起攻擊。在這一關鍵時刻，作為孫中山遺孀的宋慶齡毅然站了出來，公開發電譴責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總理泉下有知，亦當痛哭。」
宋慶齡的發聲給當時的進步青年和共產黨人帶來莫大的鼓舞，青年學生王昆侖曾說：
「宋慶齡的所作所為使我們確信：孫先生雖然死了，還有孫夫人在，還有忠實於中山遺教的革命黨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幟不會倒下，中國的革命不會中斷。」
正因如此，宋慶齡成為了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旗幟性人物。
1926年1月1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二大，4日晚8時30分，宋慶齡抵達廣州，受到各界人士熱烈歡迎。
8日，宋慶齡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她站在主席台上，整個莊嚴沈靜又十分堅定，隨後，掃視整個會場一周後，她斬釘截鐵地呼籲道：「國民黨員要忠實執行孫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她用義正辭嚴的聲音勇敢地譴責了國民黨內反對革命的右派分子。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就坐在下面聆聽了宋慶齡的演講。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北伐戰爭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轉變。針對這一變化，宋慶齡和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對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惡劣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號召人們團結起來討蔣。
盡管當時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但隨著各路軍閥紛紛投向蔣介石，國民黨還是斷然放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於7月14日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分共」會議，宋慶齡斷然拒絕出席這次會議。
會上，面對「分共」的聲音，陳友仁作為宋慶齡的代表，發表了講話：
「孫夫人反對分共。因為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
盡管會議因為陳友仁的發聲變得緊張起來，但「分共」已經成為了必然。再說說沒有出席這次秘密會議的宋慶齡，雖然拒絕出席，但她從未停止發聲。對蔣介石、汪精衛之流背叛革命的行為，宋慶齡宣布：「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我只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
自此，宋慶齡與國民黨決裂。在這一背景下，她跟中共方面走得越來越近，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親密的戰友」。並同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勾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通電全國國民黨右派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
後來，在提起1927年在武漢的情況時，宋慶齡用「緊張得很，相當緊張，相當尖銳」來形容，武漢成為了一個政治風雲急驟變化的鬥爭中心。提起汪精衛這個人時，她用了「兩面派」這個詞來形容，並用帶有濃厚的上海口音的語氣回憶道：「汪精衛欺騙了我，欺騙了我們……我和董老，還有毛澤東同誌和其他一些同誌和他鬥得很厲害。」
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離開中國去了蘇聯，而毛澤東也回到湖南搞起了武裝鬥爭。
宋慶齡是一名極其了不起的女性，她是孫中山旗幟的勇敢捍衛者。面對大多數國民黨人背叛孫中山的悲慘局面，宋慶齡和另外一個誌同道合的夥伴何香凝依然不屈不撓、堅定不移地高舉著孫中山的旗幟。為了繼續堅持孫中山的理想和信念，宋慶齡甚至跟自己的家庭決裂了：
「她（宋慶齡）雖然孤立無援，就連家中最親近的人（弟弟宋子文）也反對她，但她從未動搖過，始終獻身於孫先生向往的革命事業。她始終不渝地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堅持與共產黨合作並組織工農。」
宋慶齡流亡海外後，始終與共產國際保持著友好的往來密切的聯系，她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中共，在最艱難的時候，宋慶齡成為了中共最值得信賴的政治盟友。
1931年8月，在國外流亡四年的宋慶齡回國，此後，她十分關註中共和紅軍的動向。上世紀30年代初，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外國人馬海德的診所成為了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聯絡點，此外，馬海德還受宋慶齡委托，利用各種關系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材支援紅軍。
不過，當時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宋慶齡對此十分警惕。這一點，從她與友人的一件小事中便可窺見一斑。
1934年1月，宋慶齡的美國友人伊羅生與中共地下組織發生一點矛盾，原因是身為【中國論壇】主編的她不同意在這上面發表支持史太林反對托洛斯基的文章。因此，伊羅生決定離開中國。
臨行前，宋慶齡專門為她準備了告別聚會。分手時，宋慶齡親自將她送至門口，並在她耳邊低聲囑咐道：「你要小心，小心我們的共產黨朋友。」
伊羅生十分遲疑，她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著宋慶齡。
「不錯。」宋慶齡重復道，「一定要註意安全，你不了解他們，他們什麽事都做得出來。」
盡管如此，宋慶齡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著中國共產黨。
1935年12月下旬，瓦窯堡會議召開，會上，王明的「左」傾路線受到了批判，中共迎來了一個重大轉變。毛主席開始領導黨和紅軍。訊息傳到宋慶齡耳朵後，原本還在煩憂的她卻豁然開朗，盡釋前嫌。此後，她與中國共產黨進入了一個親密無間的合作時期。可見，宋慶齡是十分認可和信任毛主席的。
「毛主席對宋慶齡表現出對任何人都不曾有過的尊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勝利宣告結束。隨後，蔣介石向延安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主席親往重慶談判。在「明知山有虎」的危險情況下，毛主席「偏向虎山行」，來到了重慶。
毛主席決定來重慶，除了與國民黨展開談判，謀求國內和平的大事外，會見各民主人士也是他此次來重慶的主要目的之一。
當時，正在重慶的宋慶齡自然成為了毛主席會見的主要物件。8月30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恩來拜會宋慶齡。交談中，毛主席對宋慶齡一直以來對中共提供的幫助表達了真誠的感謝：
「孫夫人，邊區人民讓我轉達他們對您的問候和謝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裏，你為邊區、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了最急需的藥品和物資，我無法告訴您，這一切對我們的幫助有多大。」
由於這次會見是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因此，他們沒能進行深入交流。此後，毛主席在重慶期間，多次跟宋慶齡參加了一些公開活動。
9月8日下午，毛主席在桂園客廳舉行小型茶會，宋慶齡應邀出席，並行表了講話。次日，宋慶齡專程前往桂園拜訪毛主席和周恩來。
當她來到桂園時，毛主席等人早已在門口等候。談話結束後，毛主席又親自將她送到大門外，一直看著她上了車才轉身回到屋子裏。從這一小小的舉動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對宋慶齡的尊重。
10月11日，毛主席乘飛機離開重慶。重慶一別，他跟宋慶齡再次見面則是在四年後，也就是新中國成立之際。
1949年前後，人民解放軍解放全國的勝局已定，國民黨敗局已定，反動統治正在土崩瓦解。然而，黎明前也是最黑暗的時刻。當時，上海深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槍斃、殺人的訊息。宋慶齡的安全受到了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的高度關註。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周恩來聯名給宋慶齡發去電報，提出護送她北上的建議。與此同時，相關行動方案也匯報至周恩來處。周恩來看過後，作出兩點批示：「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不過，處於危險處境中的宋慶齡思慮再三後，拒絕了北上的提議，並復函表示：「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
同年5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宋慶齡歡欣鼓舞，熱烈歡呼人民的勝利。7月1日，她還專門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致敬】一文。
這時，正在北平準備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毛主席等人，專門派遣鄧穎超攜帶兩人的親筆信前往上海，邀請宋慶齡來北平參加開國大典。
毛主席給宋慶齡的這封信上，沒有一個錯字，也沒有一個墨點，很顯然，這是一封經過認真謄寫的信。
而在周恩來的信中，卻罕見改了一個字，但沒有重抄，修改的痕跡原原本本地留在那裏。原來，周恩來的這封信是特地送給毛主席審閱過的，毛主席看過後便做了一處修改。
從毛主席和周恩來給宋慶齡的這兩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宋慶齡的一種特殊的尊重。
在鄧穎超和中共中央的誠心邀請下，宋慶齡最終決定北上參加開國大典，這一訊息令毛主席等人十分欣喜。
宋慶齡抵達北平當天，毛主席帶著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黨派的最高領導人親自來火車站迎接，除了領導人外，還有洛杉磯幼稚園的孩子們，這所幼稚園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此外，毛主席本人更是罕見穿上了一套新衣服，這套衣服只有在他迎接知名人士的時候穿過幾次。據知情人士回憶，當天，毛主席等人提前一個小時便到了車站等候，期間，沒有一個人坐下休息。
當宋慶齡乘坐的專列緩緩駛入車站，剛一停下時，毛主席便率先走進車廂，緊緊握住了宋慶齡的手，對她的到來表示歡迎：「歡迎歡迎，這一路辛苦了。」
「謝謝，謝謝邀請，我向你們表示祝賀。」宋慶齡高興地回應道。
「歡迎你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毛主席真誠地說道。
「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宋慶齡沒有想到，毛主席等人會如此隆重的迎接她，這讓她十分感動。在毛主席的一生中，登車迎接客人僅此一次，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10月1日，宋慶齡和毛主席等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後來，宋慶齡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成就。我能成為這個政府的一員，是我一生中莫大的光榮。」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工作需要，宋慶齡曾長期住在北京。這一時期，她主要分管中國兒童和福利事業，在她工作的過程中，毛主席給予了她足夠的信任和幫助。
1954年9月，宋慶齡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同時，她卸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同年12月，宋慶齡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就這樣，宋慶齡的職務發生了重大變化，一人身兼兩個副國級職務，但與此同時，她在政治上也變得越來越成熟。
這一時期，宋慶齡的外事活動開始增多。1957年11月，毛主席率領代表團存取莫斯科，毛主席擔任代表團團長，宋慶齡擔任副團長。雖然她不是中共黨員，但在代表團名單中，她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毛主席之後。
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理解，對此，毛主席專門作出了回應：「宋慶齡與郭沫若、沈雁冰現在雖然還不是黨員，但我們把他們當成我們黨的同誌一樣看待。」
11月20日晚，毛主席率代表團乘專機回國。登機時，毛主席讓宋慶齡坐頭等艙，自己要去坐一等艙。
宋慶齡急忙拒絕道：「你是中國人民的主席，你應該坐這裏。」說著，她又指了指頭等艙的位置。
毛主席一看，笑著說道：「你是國母，還是你坐吧。」說著，毛主席便向後走去。
最終，宋慶齡卻之不恭，坐到了頭等艙。
從毛主席對待宋慶齡的種種舉動中，足以窺見他對宋慶齡的尊敬。
毛主席成為新中國的領導者後，地位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即便如此，他對宋慶齡的尊敬卻一如既往，不曾發生過任何改變。宋慶齡退居二線後，毛主席對她的關心也依然如故。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後，已經83歲高齡的宋慶齡決定赴京吊唁，並參加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動。
9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舉行追悼大會，拄著拐杖的她強撐著身體堅持站著參加，後來，她的身體直直地往下墜，在場的領導人立即叫人搬來一把椅子，剛一放下，她便撲通坐了上去。
10月8日，帶著巨大痛苦參加完毛主席追悼大會的宋慶齡返回上海，這一刻，她身心俱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