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君權得到空前提升，這是由於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直接掌控了全國權力。這一舉措也解決了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外戚幹政、武將跋扈、宦官擁廢和相權矛盾等問題。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設計了文官占據要職的制度，以防範宗室和武將叛亂。然而，這導致了明朝文官勢力在成立不久後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甚至讓皇帝淪為了象征，君權開始嚴重衰落。
事實上，盡管內閣權力空前強大，明朝的君權在這不到百年的時間裏就迅速衰敗，這無疑顯示出朱元璋的頂層設計存在問題。
朱元璋在廢除了丞相之位後，雖然大權獨攬，但由於政務繁多，他設立四輔官協助自己處理政務。這四輔官沒有議政權和行政權，只是負責起草詔書禦令，盡管他們也可以提出建議，但是否被采納則是另一回事。
朱棣靖難成功後，雖然有機會改革朱元璋的設計，但他為了名正言順，沒有改變這些制度，反而放縱文官做大。到了永樂晚期，內閣已經坐大，甚至敢於反對朱棣的北伐和廢除大誥。
面對這種情況，朱棣雖然感到無奈，但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只能選擇逮捕一些人，而不敢公開處決他們。
扶持太監讀書，設立西廠，其本質仍然是為了加強皇權。相較於明朝後期的內閣，甚至包括之前的中書省，當時的內閣地位都相對較低。
在此之前，中書省的存在使皇帝可以將六部的奏本先交給中書省處理，然後再由皇帝處理，這樣可以節省皇帝的精力。
到了明英宗時期，由於皇帝年幼，三楊輔政，六部的決策幾乎都是由六部自己議定，被稱為「六部議政」。重大案件的判決由六部尚書、都察禦史、六科給事中共同商議，而官員的任免升遷則由吏部和兵部份別負責。
內閣最後的審批是司禮監的批紅，皇帝詔令敕諭的頒布需要六科給事中稽核簽署，不同意可以封駁。
三楊輔政的操作讓皇帝的工作更多地變成了象征性的形式，實際權力已經超越了明朝之前的朝代。很多人認為明朝打壓武將，讓武將無法出人頭地，但實際上明朝並非一開始就如此。
明初，武將的地位明顯高於文官，他們可以依靠戰功為子孫謀取承襲，並且可以推薦文官和彈劾不稱職的都禦史。然而，明初沒有對武將進行具體和嚴格的考核，導致武將集團經常出現腐敗和瀆職現象，甚至還有欺壓士卒導致衛所軍戶逃亡的情況。
明憲宗看到武將們的瀆職現象越來越嚴重，開始在軍隊中推行軍政考選制度。這雖然是文官壓制武將的開始，但對於皇帝來說，失去兵權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明代宗時期，於謙為首的兵部進一步推行了文臣統軍的政策，並得到了內閣的支持。
明朝五軍都督府本握有地盤上的人事權，但於謙以兵部尚書的身份對新組建的十團營武將進行任命，導致五軍都督府權力削弱，上直衛大多歸兵部管理，皇帝的直屬兵力也被奪。
自此以後，皇帝不得不依賴文官管理軍隊，巡撫也用這種方式將邊軍的人事權轉移到兵部。這意味著武將再無出頭之日，皇帝也失去了兵權。
到明孝宗時期，文臣劉大夏等人改革五軍都督府，但廢除五軍都督府後，兵部因事務繁忙而無法議定軍事策略，地方防禦開始破敗，也讓兵部在緊急情況下毫無準備。
萬歷即位時無法親自執政，張居正利用內閣趁機改革，將六部和地方的奏章分成兩份，改變原先的交送順序，使得轉交給皇帝的奏章已經是內閣審查後的，內閣的地位甚至超過了六部。
張居正並未將攝政當作兒戲，而是堅定推行考成法。明朝時期的內閣已與初中的中書省地位相當，除了國家大事需皇帝詔令，其余行政命令皆由內閣直接釋出，無需司禮監蓋章。
張居正實際上恢復了明初被廢除的相權制度。皇帝的詔書如果無內閣起草和蓋章，大臣們將不認可，認為萬歷三十年不上朝也無妨，因為只要有內閣在，國家大小事務均可由內閣處理。
官員任命也是由內閣選出幾人，讓皇帝自己選擇。這使萬歷感到憤怒，他不喜歡內閣推薦的人選，而內閣又不同意他選擇的人選，互相扯皮，導致萬歷後期高層官員嚴重短缺。
萬歷三十載不問朝政，內閣與崇禎意見不合時，文官抗爭愈發激烈。崇禎只能換上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內閣首輔和官員，這也是其執政期間內閣首輔更替頻繁的原因。
在內閣權力強化後，皇帝的軍權和財權被削弱，甚至不得不依靠宦官來奪回權力。然而，文官的筆桿子和民眾對宦官的仇恨，使得大部份宦官只能短暫地掌握權力，試圖從文官手中獲取權力的皇帝也會遭遇不幸。
這些都表明，明朝的文官勢力是歷朝歷代最為強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