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他的存在，遵義會議將成謎，毛主席在長征中的領導地位難確立
在紅軍歷史中，遵義會議如同東升的太陽一般，瞬間驅散了濃重的迷霧。從那刻起，毛主席就如同偉大的舵手，坐鎮船頭，引領紅軍成功渡過了最為艱難的時刻。
無可否認，這場歷時三天的會議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行程。若非王稼祥的堅定支持，歷史恐怕還需要走更多彎路。
王稼祥，那位敏銳的人物，在1925年之後的五年裏一直身在國外求學。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卻經歷了巨大的變革。
遠在異國他鄉的王稼祥也隨著時光感知到了中國國內的天翻地覆。待他歸國之際，朱毛紅軍在井岡山上的事跡已經傳遍大江南北。
王稼祥本是一位徹頭徹尾的文官，對馬列主義了如指掌，但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國情與革命實踐經驗相對陌生。懷著從實踐中汲取經驗的心態，他渴望深入投身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朱毛」成了王稼祥最優秀的導師，於是他毫不猶豫地踏上了紅軍的追隨之路。
1931年，初踏江西中央蘇區的王稼祥直接與毛主席交往，這段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他在蘇聯遇到的高層領導人相比，毛主席總是以易懂的措辭闡述深刻的道理，讓人難以忘懷。
一到中央蘇區，王稼祥就參與了從第二次至第三次反「圍剿」的鬥爭。他明白自己對中央蘇區的了解並不充分，因此在中央制定作戰方略時，他從不輕率發言，一直保持慎重的態度。
特別是在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大多數軍事領導主張「分兵退兵」、「結束蘇區」等方案，但只有毛主席、朱德等極少數人堅持「誘敵深入」的策略。
最終，毛主席的「先打弱敵」提案得以透過。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選擇了沈默。但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深感毛主席在作戰方針上的深刻見解，以及對整個紅軍局勢的透徹分析。
在戰鬥過程中，王稼祥一直隨同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他充分利用這些珍貴的機會與毛主席進行更多交流。毛主席向他介紹了許多有關紅軍的情況，並提供檔以便王稼祥更快地理解。
與此同時，毛主席自己也面臨著諸多困擾。
1927年的失敗使陳獨秀成為替罪羊，向忠發接替領導職務。然而，向忠發雖然出身工人階級，卻並非學富五車，對理論研究了解不夠深刻，因此不得不求助於李立三來領導工作。
1930年，李立三的違背共產國際的意願引起了幹預，共產國際介入並將大批留蘇學生送入中共和共青團的領導層。在其中，博古備受關註，最終晉升至高層。
博古是個好學生，但在軍事方面了解不夠深入。在蘇區和紅軍面臨困境的情況下，他只能依賴李德。
然而，李德采取的作戰策略並不適用於中國國情。因此，整個蘇區因過度動員而面臨資源枯竭的困境。
蔣介石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他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在這個關頭，紅軍臨時中央采取了分兵把守的策略，盲目與國軍展開「決戰」，使原本就面臨彈藥短缺和人員不足的紅軍雪上加霜。
在面對這一困境時，博古和李德感到手足無措，不得不啟動了一場戰略性的轉移，將龐大的8萬人部隊進行集體搬遷。然而，部隊的行軍路線充滿曲折，一路抵達湘江一帶時遭遇了強大的國軍序列，再次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這段歷史中有一個值得註意的小插曲：在政治上，毛主席並未完全得到博古的信任。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將毛主席列入新一屆政治委員名單，這實際上為毛主席後來在長征途中進入領導層奠定了組織基礎。
而且，在張聞天與博古發生爭論後，張聞天也開始積極靠攏毛主席。
1934年10月，戰略性的大轉移拉開帷幕，毛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共同展開西征。由於三人總是行動在一起，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毛主席和王稼祥的身體狀況都出現問題，只能坐擔架行軍；而張聞天則騎馬與他們同行，三人也頻繁交流意見。
在整個過程中，戰士們的士氣難免受到一些打擊，但三人討論的焦點一直是黨和紅軍的大事。在交流中，他們達成了一個共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所致。
回想起長征時的經歷，王稼祥感慨地說：「毛主席一直在與我交談，是他對我進行了教育。」
1935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抵達黃平，張聞天與王稼祥在一片桔林中休息，兩人心情沈重。
王稼祥首先發問：「紅軍的最終目標是什麽？還有沒有制定新的目標？」
張聞天也陷入困境，嘆了口氣說：「按照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必須讓毛主席負責這些事。他在打仗方面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這是不可否認的。」
就組織結構而言，紅軍行軍時有10位政委，其中包括6名正式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其中王稼祥、周總理、張聞天等都在其中。這其中有一半曾留學蘇聯。
如果能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位關鍵人物的支持，就有機會改變局勢，因為他們當時在政治局和書記處都有一席之地，很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表態不同意見。
王稼祥事後回憶：「毛主席在長征途中一直與我交談，是他對我進行了教育。」
1935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抵達黃平，張聞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桔林中休息，兩人心情沈重。
王稼祥率先問：「紅軍最終的目標是什麽？還有沒有制定新的目標？」
張聞天也束手無策，嘆了口氣：「照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讓毛主席出面負責這些事。他在打仗方面更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這是不可否認的。」
從組織結構來看，隨同紅軍行動的政委有10人，包括6名正式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其中王稼祥、周總理、張聞天等人都在其中，其中有一半曾留學蘇聯經歷。
如果能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位關鍵人物的支持，就還有機會改變局勢，因為當時他們在政治局和書記處都占有一席之地，很可能影響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
長時間的交流過程後，毛主席成功獲得了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他的信心也變得更加堅定。
湘江之戰的成功證明了毛主席的遠見卓識。在與張、王的對話中，毛主席毫不避諱地批評了博古與李德。
在1935年12月的黎平會議上，王稼祥堅持召開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檢討在反對五次「圍剿」和西征中的軍事指揮經驗和教訓。最終，這一提議獲得了透過。
所有這些為接下來的3天奠定了基礎。
改變歷史的3天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了遵義縣城。
從某種角度來看，共產國際仍然能夠左右局勢發展。然而，在這個時期，中央已經與莫斯科和上海完全失去聯系。在這關鍵時刻，聽從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與指揮變得更加沒有必要。
曾經少言寡語的王稼祥發表了明確立場：將博古和李德「撤職」。
這一提議得到了張聞天的認同，他表示：「博古行不通，必須換一個領導人。」
然而，如何確保這樣重要的人事任命能夠獲得每個人的認可，確實需要謹慎考慮。當時的紅軍正面臨危險，無法承受錯誤的嘗試。
王稼祥和張聞天立即查閱了博古、李德等人保存的共產國際來電，這一查閱竟然有了重大發現。
因為在這些指示中，有許多與毛主席提出的作戰方略不謀而合，例如「反對陣地戰和強攻堡壘」、「反對分兵把守與單純防禦」。而博古與李德在實際作戰中並沒有遵循這些指示，這成為一個重要的論據。
最終，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15日晚在遵義城內召開。
博古在總結報告中依然突出強調客觀原因。在隨後的周總理副報告中，他真誠地進行了自我批評，特別是對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戰略戰術和指揮錯誤，自願承擔責任。接著，周總理對博古和李德進行了批評。
毛主席的長篇講話為接下來的行動指明了方向。毛主席發言結束後，王稼祥立即站起來，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意見，並嚴肅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思想方面的錯誤。他鄭重建議采取組織措施，改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並由毛主席出面指揮紅軍。
在具體的論述中，王稼祥透過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正確性。周總理聽取發言後也站起來表示：「我完全同意幾位同誌的批評，我在這裏鄭重表示完全支持同誌們提出的關於組織措施的建議。」
在這關鍵的3天裏，桌下的火盆從未熄滅，毛主席的講話激發了許多年輕革命者的熱情。
由於傷病，王稼祥沒有坐在座位上，而是躺在旁邊的一張藤椅上參加整個會議。每當毛主席講話後，他都會艱難地直起身子帶頭鼓掌，這也代表著他對毛主席的一種認可。
會議形成了長達一萬兩千多字的總決議，毛主席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長征前的「三人團」也被解散。
遵義會議後，伍修權寫下了這樣一句詩：「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事實上，在一般人看來，遵義會議後毛主席就獲得了全軍的統帥權；但實際上，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雖然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但他的黨內分工僅是周總理的副手，實際最高領導人仍然是張聞天。
這背後有著特殊原因。在遵義會議前夕，關於誰來接替博古的職位，周總理和朱德力薦毛主席，但毛主席推辭了。他認為先由張聞天擔任一段時間更為合適，這主要考慮到共產國際的立場。
在整個長征期間，相比其他方面，軍事問題更為關鍵，所有工作都圍繞著軍事展開。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已經贏得了張聞天和王稼祥的信任。由於張聞天對軍事了解不夠深入，因此即便他在這個位置上，決策也會考慮到毛主席的意見。
軍事行動是千變萬化的，需要時刻關註最新動態做出決策。在這種思考下，張聞天提議在黨內設立一個全新的三人小組，由周總理領導，毛主席和王稼祥共同參與。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懂得軍事，周總理也支持毛主席的建議。這樣一來，即使在組織上毛主席尚未達到最高層，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才能已經得到了將領們的廣泛認可。
因此，歷史上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那段日子，紅軍長征路上平均每天要走40公裏，而且是在惡劣環境下與敵人鬥爭的過程中前行。如果沒有非凡的信念支撐，這一切都難以想象。
對於貴州而言，遵義會議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其精神在現實中具有深遠意義。遵義會議遺址附近矗立著紅軍山，山上的紅軍戰士銅像因被群眾觸摸而閃閃發亮。
回顧那段歷史，推動遵義會議召開的王稼祥一直捍衛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領導地位。在1945年中共七大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采用了「毛主席思想」這一科學概念，與王稼祥的關系密不可分。
王稼祥能夠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做出正確選擇，也在後來的國際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深刻見解，這是令人難得的品質。
由於身體原因，他後來的公開露面並不頻繁。在擔任首任駐蘇聯大使後，王稼祥常常帶著熱水袋參與工作。他提出的許多觀點都引人註目，即便在當時大多數人認為蘇聯是老大哥的時代，他仍然提倡「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等原則。
在個人職務方面，王稼祥並不過分關註，他始終追求真理。
1974年，王稼祥在北京突然辭世，享年68歲。
如今的貴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遵義會議的精神也引領著人們走向新時代，貴州成為了後發趕超的「模範省」。
那些曾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物，依然在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