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劉伯承對於毛主席非常敬佩，曾言：「我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所給我的。」
然而在紅軍時期的寧都會議上，劉伯承曾贊同解除毛主席軍權，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寧都會議
1932年6月，蔣介石重新集結63萬兵力準備對我方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活動。
由於在第三次反「圍剿」戰役中，我方部隊在皖西地區殲滅敵軍三萬余人，直接威脅到武漢。為此在這次圍剿戰役中，蔣介石的計劃為：率先攻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並對中央蘇區實行防禦性進攻，準備在鄂豫皖得手後，再大舉圍攻中央蘇區。
在得知蔣介石調集軍隊的動向後，中央紅軍便開始「反圍剿」作戰準備。
中央紅軍奉命從漳州千裏回師北上，在8月上旬時，蘇區中央局在興國召開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計劃。
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將毛主席任命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並且在前方組成以周總理、毛主席、朱老總、王稼祥為核心的「軍事最高會議」。
在周、毛、朱、王的領導下，紅軍的北上作戰取得很大的勝利。自從8月17日起，我方部隊便接連拿下樂安、宜黃、南豐、寧化四城。
8月24日，我方部隊在抵達南城近郊後，關於是否攻打南城的問題，中央局和前方的領導人發生了意見的分歧，並且爭論的比較的激烈。
前方領導人的意見為：南城有敵人重兵把守，且城防工事堅固，強攻不利，改令紅軍在南城、南豐、宜黃之間工作幾天，分兵籌款和發動群眾。
中央局的意見為： 將紅軍主力部隊繞到樂安、宜黃等地迎敵，並且進而威脅和奪取吉安、撫州等中心城市。
對於中央局的意見，毛主席等人於9月23日和25日，兩次聯名致電中央局：在現有的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沒有把握的。
不過對於他們的主張，中央局還是不同意： 要求紅軍主力積極地出擊敵軍。26日，周、毛、朱、王再次致電中央局，說明中央局的計劃不能執行。
同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老總和總政委毛主席，針對敵人第四次「圍剿」做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
其實，以後人的眼光來看的話，毛主席等人所作的部署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中央局卻認為，他們的這種部署違背了臨時中央的進攻中心城市與敵人主力決戰的「積極進攻路線」，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為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解決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為此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 討論和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應敵方針。
在這場會議上，雙方爭論的焦點便是關於前線部隊的作戰方針問題。
毛主席當時的觀點為：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
根據【毛澤東傳】上的記載：
在這場會議上，有人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
對於自己的觀點，毛主席始終都是堅持的。在這種針鋒相對的情況下，留在後方的中央局同誌提出：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
這個觀點無疑是想要解除毛主席的「軍權」。
對於毛主席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雙方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
當時周總理、朱老總等人都堅持讓毛留下來，而「左」傾領導人則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到後方去做政府工作。
劉伯承當時作為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參加了這次會議。
盡管當時劉伯承當時的職務並不算太高，但他最特殊的地方在於： 1927年到1930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行系統的學習。
正是因為如此，劉伯承也被當時的左傾中央稱為「黨內孫武」。
為此在進行表決的時候，寧都會議的領導們征求劉伯承的意見。 由於當時劉伯承剛到蘇區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對於毛主席的所有工作，他都不知道，即使是知道也是共產國際理解下的毛主席。
正是如此，劉伯承便支持了大多數人的意見：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到後方主持政府工作。
在寧都會議結束後，劉伯承便被調任為紅軍總參謀長，開始協助朱老總和周總理在前線指揮作戰。
在經過這次會議後，毛主席便離開的部隊，離開了他所熟悉的紅一方面軍。
對於這段歷史，毛主席曾這樣回憶道：
我這個木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直到遵義會議，他們又把我搬出來，後來才開始香起來了。不過還好，我的腦殼沒有被砍掉。
劉伯承思想的轉變
劉伯承在成為紅軍的總參謀長後，面對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在周總理和朱老總的指示下，便主持起草了作戰計劃，決定采取前三次反「圍剿」中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
但是由於這些戰略戰術，都是基於毛主席軍事路線而提出來的，自然是受到「左傾」人士的不滿。
為此他們不顧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此懸殊，公然提出：要敢於勇猛地攻擊敵人所占城鎮，威脅中心城市撫州、南昌，以此調動敵人，破壞其進攻部署。
對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決定，劉伯承曾再三向中央和軍委申明，結果無濟於事。
中央依舊催促他們去「攻破城防」，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奪取南豐城。
作為黨領導下的軍事幹部，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為此紅軍隊伍便對南豐發動強攻，結果導致部隊傷亡很大。
這時敵人的增援部隊也迅速向南豐地區趕來，紅軍即將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機。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在經過劉伯承、朱老總等人的商量下決定：打一場伏擊戰，即黃陂戰役！
黃陂戰役的勝利，迫使敵軍改變自己的策略，導致被我方以優勢兵力包圍，最終使得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破產。
國民黨部隊在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便又於1933年9月調動部隊，準備對我方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
關於國民黨部隊的進攻計劃，以及要采取的戰略戰術的情報，很快便匯集到劉伯承手中。
為能夠制定第五次「反圍剿」的計劃，為此他便建議盡快召開一次軍事會議。
於是，10月中旬，在剛到中央根據地不久的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住處，召開了這次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
李德同樣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並且學習成績不錯。為此在他畢業後，便被派到中國來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在剛開始的時候，劉伯承對於李德還是非常歡迎的。因為在當時不少人對於共產國際還是信任的，認為既然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軍事顧問，想必一定是個很有能力的人。
然而劉伯承在跟李德的合作過程中，愈發地感覺到他在軍事上的不切實際。
當時敵人采取的戰術：以穩紮穩打的戰法，想要透過堡壘戰和持久戰，透過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以此來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
盡管當時劉伯承等人一再強調，面對這個嚴峻的現實，我們應當采取我們擅長的遊擊戰和運動戰，避免硬碰硬。
不過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看來：我們現在一定要擺脫那些過時的東西，重新建立一套「新原則」。為此李德提出要敢和敵人打陣地戰，要將敵人消滅在陣地前。
最終李德的意見被采納，然而當時我方跟國軍硬碰硬，吃虧的始終是我們自己。
由於在軍事上的錯誤決策，這也導致我方在面對敵軍的進攻時，抵擋得很費勁。眼看根據地的面積一天天在縮小，部隊在一天天減員。
劉伯承是能夠看到這種情況的，為此他便找到李德，提出想要改變作戰策略的意見。
「如果我們繼續這種拼消耗的戰術，不采取靈活機動的方針，那麽我們根據地將會丟掉，我們的紅軍將會拼光！」 劉伯承如實地說道。
然而軍事顧問李德，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他認為劉伯承的言論，有動搖軍心的嫌疑。
為此他便多次向博古建議： 應當將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給撤掉。
在此期間，毛主席也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卻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絕。這也使得我方當時，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第五次反「圍剿」持續一年之久，我方始終未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為此劉伯承便再一次找到李德， 提出必須要盡快改變目前這種情況，不然革命會遭到重大挫折，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
這種公開的指責激怒了李德，為此他便跟劉伯承爭論了起來。這件事情發生後，也很快被博古給知道了，為此他便撤銷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讓他到五軍團擔任參謀長。
正是因為劉伯承的親身經歷，這也使得他的思想發生的極大的改變。
在戰爭中，他漸漸地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毛主席主張的正確性： 可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正如同劉伯承所預料的那樣，在博古等人的錯誤領導下，我方的革命又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折。
中央紅軍在經歷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和長征初期的戰鬥後，自身力量損失嚴重。為此便引起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
同時在長征途中，毛主席對執行王明路線的一些領導同誌做了耐心的工作，使得他們很快覺悟過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在這場會議上，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受到大家的批評。在這次關鍵的會議上，劉伯承已經不再是那個不清楚中國革命形勢的人，在經過多年戰火的磨練後，他顯得更加的成熟。
對於毛主席的觀點，有了系統而深刻的認知。為此，在輪到他發言時，他幾次批評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支持了毛主席正確的軍事路線及領導地位。
盡管劉伯承的思想已經轉變過來，但對於自己當初所犯下的錯，他並沒有選擇原諒自己。1945年黨的七大會議上，劉伯承曾對自己在寧都會議上錯誤的表態，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檢討。
節選【劉伯承傳】 ：
從我本身來說，我自己反省我的歷史，我自入黨那天起，就叫我「聽招呼」，因為我是從舊軍隊裏出來的，我自己曉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這樣一種人。……我在黨內將近20年了，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就是寧都會議。由於我政治上落後，單純軍事觀點，從戰術上看問題，所以對當時的中央局的負責同誌起到了支援作用……這個錯誤促使我自己反省。
不得不說，在面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時，劉伯承敢於去面對反省，敢於接受別人的指正，這一點是令人敬佩的。
毛主席對他的態度
因為寧都會議的事情，後來劉伯承還專門向毛主席道歉。不過當主席在得到他的來意時，便笑著說道：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就無需再提了，你是我軍的人才，要好好發揮你的軍事才能啊。」
對於劉伯承，毛主席還是非常器重的，並沒有因為過去的事情而怪罪於他。
之前劉伯承因為跟李德爭吵的緣故，被撤去紅軍總參謀的職務。在長征途中，劉伯承被重新任命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司令，參與到長征的指揮工作中。
在此期間，毛主席非常信任他，多次委托劉伯承指揮關鍵戰鬥。其中，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等戰役，就是毛主席和劉伯承親自組織和指揮的。
透過上述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來： 毛主席並沒有因為寧都會議一事，而對劉伯承產生偏見！
在此之後，劉伯承一直都是我軍高級領導人之一。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被任命為129師師長；在解放戰爭期間，劉伯承擔任二野司令員；在建國後，毛主席本想讓他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但劉伯承卻委婉的拒絕了。
在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便考慮到： 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部隊軍官培訓質素的好壞，極大影響部隊的戰鬥力，所以辦軍事學院，應當選拔卓越的軍事將領去主持。
當時在毛主席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將軍便是：劉伯承！
1950年，毛主席便給劉伯承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他回京籌辦陸軍大學事宜。劉伯承在收到毛主席的信件後，便立刻交接完工作趕回北京。
關於陸軍大學的創辦，原本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是想要建立在北京。
不過當時劉伯承在考慮到國家正值經濟恢復期，新建一所大學難免會給國家造成一定的負擔。外加上宿舍等工程竣工後，還得拖延一段時間，為此他便建議道： 「可以用南京華東軍政大學的校址為陸軍大學的校址。」
劉伯承的建議，自然是得到毛主席的認可。
在籌辦大學期間，劉伯承認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及意見，對建立陸軍大學有了比較成熟系統的設想和計劃。
11月13日，劉伯承向毛主席呈送了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並且建立將陸軍大學更名為解放軍軍事學院。
毛主席在仔細閱讀後，對於劉伯承的工作給予贊揚和肯定，對於他的提議也非常地認可。
1950年11月，劉伯承辭別毛主席，帶著創辦軍事學院的重任趕往南京。
在學校建好後，劉伯承便擔任了七年的院長兼政委，為中國培育出大批的軍事人才。
對於他的所作所為，毛主席曾這樣評價： 「劉伯承對中國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黨內，不少將帥都對他有著極高的評價。
鄧小平曾言：「伯承是我的老師，是我尊敬的長者。」
朱老總曾說：「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是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
當然，對於這些稱贊，劉伯承元帥很謙虛：
「我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麽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了。」
縱觀劉伯承元帥的一生，他當得起這些對他的稱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