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先生留在陜西的主要史跡，除了青年求學時即榮獲的「西北巫師」的高譽、創辦若幹學校和鬥口農場之外，便是「反段倒陳」，亦即護法運動中，以靖國軍總司令的身份，號令三軍，與西安解圍之後，以國民軍聯駐陜總司令的名義，「主持」陜政，及稍後陜西省政府成立之後，掛名省政府主席數年。
而其靖國之役間最高或曰唯一的職務，亦似只有靖國軍總司令而已，迄今所見有關文獻和著作，從未發現其還曾擔任過其他相當職務或者還有其他相當頭銜的說法，種種有關的人物辭典、職官年表和年譜性質的生平記述，似乎也只到此為止。
可是最近井勿幕先生侄孫井曉天教授所著【亂世雲煙——井勿幕井嶽秀昆仲史實鉤沈】即將由中國文史出版社付梓之際，受托為其寫序期間，看到書稿所輯若幹稀見文獻，卻驀然驚覺，情況原來並非如此簡單。
根據如下：
其一，1918年11月23日【軍政府公報】，以【命令】修字第廿五號公布，此前兩日亦即勿幕先生興平遇害當日，廣州軍政府曾特任右任先生為陜西督軍，張鈁將軍為會辦陜西軍務。
其二，1918年12月28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卅五號公布，1918年12月23日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復右任先生漾電，題目是【政務會議復於督軍右任已咨交陸軍部為井總指揮勿幕從優議恤電】，擡頭即為「三原於督軍」。
其三，1919年1月14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卅六號公布，1918年12月23日廣州軍政府政為優恤井勿幕先生復於右任、李根源二先生漾電，題目是【軍政府復於督軍右任已咨交陸軍部為井總指揮勿幕遇害情由已咨交陸軍部從優議恤電】，擡頭即為「陜西於督軍、韶州李督辦鑒」。
其四，1919年1月14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卅六號公布，1918年11月22日右任先生報告井勿幕先生遇害訊息的快郵代電，題目即是【於督軍右任報告井總指揮勿幕為敵誘害之快郵代電】。
其五，1919年印行【參議院公報】第二期臨時會第四號公布，1918年12月19日廣州參議院議長林森復右任先生皓電，贊許其11月29日致廣州參眾兩院、軍政府各總裁等艷電籲請「於湘鄂方面，萬勿誤信和議，輕與罷戰」之議，「尤征卓識」，擡頭即是「陜西於督軍」。
其六，1919年印行【參議院公報】第二期臨時會第四號公布，1918年12月12日鄂粵湘邊防督辦李根源致廣州參眾兩院、軍政府等請從優議恤井勿幕先生以彰義烈文電，開首即稱「頃接三原於督軍右任快郵代電」。
其七，1919年1月18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卅七號公布，1918年12月18日在穗陜籍國會議員楊銘源為井勿幕先生在停戰令下後被害，請電北庭嚴重交涉致廣州軍政府巧電，開首即稱「頃接三原於督軍急電稱」。
其八，1919年1月14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卅六號公布，某月日廣州軍政府為議恤井勿幕先生與陸軍部咨文（第一八0號），開首即是「案據李含芳轉準陜西於督軍快郵代電」。
其九，1919年5月18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七十三號公布，1919年4月26日陸軍部長莫榮新處理「井案」方案，中有「擬請特從優例照陸軍戰時恤賞簡章第二十二條，在被害地方建祠崇祀，以表殊庸而垂不朽。先由於督軍就近籌設報部備案」等語。
其十，1919年5月18日【軍政府公報】，以【公電】修字第七十三號公布，1919年5月10日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照準莫榮新方案致唐紹儀、熊克武、右任先生等電，擡頭既稱「陜西三原於督軍」，文中亦有「特電奉聞，即希於督軍查照籌辦」等語。
十一，1919年6月18日【軍政府公報】，以【命令】修字第八十二號公布，1919年6月12日廣州軍政府為準在被害地方為勿幕先生和耿直、張義安、董振五諸將軍建祠崇祀給右任先生、張鈁將軍的命令，開首即稱「據陜西督軍於右任、會辦陜西軍務張鈁電悉」。
可見，當時於右任先生除仍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確還有過「陜西督軍」這個職銜。這些史料，都是此書作者從有關文獻中，辛苦輯錄而來的。雖然多年以來，斯事寂然，似鮮為人知，甚至不為人知，但在當時那個年代，則應該不是什麽秘密。不過讓人感到費解的是，如此確鑿的史實，何以長期無人提及，甚至連民國時期陜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著的【西北革命史征稿】，和解放後陜西省政協編寫（征詢茹欲立、鄧寶珊、孫蔚如、黨晴梵等耆宿意見後，由茹簽名發表）的【陜西靖國軍的始末】也都默不著一字？思之再三，竊意似出如下理由：
一是廣州軍政府特任於右任先生為陜西督軍的命令，決定於1918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釋出南北停戰令之後，應有臨機因應並出先手以造成事實，預為日後和談爭取主動的意思，本身就是權宜之計。隨著和談的破產，特別是護法運動的變質和失敗，時過境遷，此事即如曇花一現，不再有人提起。
二是廣州軍政府特任於右任先生為陜西督軍之前，已於同年3月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其與北庭分庭抗禮故意叫板的意圖，自不待言。而回想是年胡景翼被陳樹藩羈省之後，靖國軍頗感困頓，蓋以勿幕先生暗地巧妙運作，「九月，葉相石率滇軍由甘入陜，先至鳳翔；王安瀾則由鄂西北盡拔安康、南鄭各地；呂超則出川北而向陜南，旌旗雲合，羽檄交馳，靖國軍聲勢復盛」（李貽燕【中國同盟會陜西支部長井勿幕先生事略】）。西路各縣除鄠縣、興平外，已悉歸靖國軍所有，而井勿幕先生又乘間離省來到三原，出任其總指揮，「形勢一片大好」而「西北不足平也」，其中也不免會有褒獎鼓勵的意思。但這顯然是在對局勢的樂觀估計上，形勢一旦逆轉，任命也就如同一張廢紙，不再有人提起。
三是大概是清楚地知道這任命乃從權之策，也許是感覺井勿幕先生逝後形勢已不容樂觀，於右任先生內心對此並不怎麽看重，對外也從不見其以此自稱。
如其1919年3月5日致外交團書，落款即署的「陜西靖國軍總司令」；其1919年4月17日與張鈁將軍致唐紹儀、李述膺電報，仍有「我總司令素具熱心，關懷大局」之語（姜玉笙【問政集】第一卷【護法諍言】）。而事實上，井勿幕先生死後，「於右任如失左右手，陜西事遂大壞」（章炳麟【井勿幕墓誌銘】），剛經振作的靖國軍「諸軍失其聯系，成頓蹙之勢。葉相石以孤軍走耀縣，其余援軍有觀望者，有方略者」（李貽燕【中國同盟會陜西支部長井勿幕先生事略】），中、西路戰事叠告失利，至1919年四五月見劃界結束，其所統轄之地區，僅有三原、涇陽、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八縣的全部或一部，充其量只是一個困處一隅的「割據政權」而已，遠不足以號令全陜。
四是廣州軍政府任命都軍，既非出於「正統」，本身就是非法的政權，更沒有掌握陜西全省之政柄，不僅不會取得北洋政府（正統）的認可，也不會為外界和廣大民眾所接受，護法運動式微並失敗之後，雖然南北轉而成為各派軍閥紛爭，名義上仍在北洋政府治下，「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北復又不合」，全國名義上卻仍是在北洋統治之下，這個職銜自然也不會，或曰很難保留下來，久而久之，遂不再有人聞問，湮沒史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