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9日，100多位開國將帥的後人在北京阜成門外一處賓館相聚，席間四野首長的女兒豆豆，當眾向與會的將帥後代朗誦了父親所寫的一首現代詩【悼左權同誌】。
【悼左權同誌】全詩共一千多字，字裏行間洋溢著悲痛惋惜之情，感情飽滿且真摯，是四野首長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首悼亡長詩，可以說非常有意義。
該詩記載了四野首長和左權第一次見面的場景：
大概是1931年吧
我們第一次認識是在一個辦公室內
你坐在辦公桌旁正在孜孜地書寫
你是那麽謙虛
毫無一點驕氣
你完全大別於當時某些留洋回來的人們
那時的左權已經從黃埔軍校1期畢業，經過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深造後，他於1930年6月返回上海，之後輾轉進入中央蘇區，先任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教育長，年底調任紅12軍軍長。
此時，四野首長22歲，剛剛升任紅四軍軍長不久，還沒有成為紅一軍團軍團長。此時他和左權這個紅12軍軍長算是平級，不過從部隊的戰鬥力來看，紅四軍作為一方面軍的主力顯然更勝一籌。
在擔任紅12軍軍長一段時間後，左權被調任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擔任作戰參謀，不久後升任參謀處長，從此開始了自己的參謀生涯。
之後發生了寧都起義，國軍26路軍接受改編，成為紅軍第五軍團，左權調任紅五軍團15軍政委。但左權並未在紅五軍團任職太久，1932年5月，時任紅15軍軍長兼政委的左權就因為被人舉報私藏「托陳取消派」的檔而遭到撤職，被調到紅軍學校擔任教官。
四野首長在【悼左權同誌】中也描述了左權的這段經歷：
1932年我們東征打下了漳州
這是我們共事的開始
……
忽然一個政治謠言竟然撤去了你的軍職
你從容地、泰然自若地回到後方
那時我們就此分別了
在經歷了這樣一段波折後，1933年1月，左權再次被調回中央，擔任總參謀部第一局作戰參謀。同年12月，左權被調到紅一軍團擔任參謀長，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此期間，左權和四野首長正式形成了合作關系，兩人的友誼也因此展開。
這時恰是紅軍最艱苦時期的開始。
從此無限繁難的工作晝夜圍在你的周邊
你所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
……
你真正盡了組織戰鬥的重任，
白天行軍作戰，
夜間又要計劃周詳，
指揮有方，
電話機子成了你枕旁經常的陳設，
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來。
你倦極了
這段描寫非常動情，也非常真實，對於很少表露自己情緒的四野首長來說，這是很罕見的。
1934年8月的溫坊戰鬥是兩人共同合作的卓越成果，此戰中，紅一軍團采取運動，斃傷國軍2000余人，俘2400余人。
兩個月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期間兩人繼續合作，共同參與指揮了湘江戰役、遵義戰役、四渡赤水、婁山關戰役、強渡大渡河等。經過千難萬險，中央紅軍最終勝利抵達陜西吳起鎮。
過度的繁勞使你好說夢話
你的夢話我常聽到
你所說的句句都是戰鬥的安排
見你過度的疲勞，我心中常在不忍
記得吧？
親愛的同誌！
多少次的險惡的戰鬥
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
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混戰的漩渦
……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兩人又共同指揮參加了直羅鎮、東征等戰役。1936年5月，四野首長調任紅軍大學校長，左權接替了他的指揮之責，擔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兩人的合作也因此告一段落。
四野首長對合作的搭檔是很挑剔的，開國上將張愛萍之子張勝曾說：我軍將領中，有一些人，是很難給他們搭班子選政委的。彭德懷算一個，四野首長也算一個。
四野首長和左權的配合竟然如此默契協調，甚至超過了後來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從詩中看，左權和四野首長的關系，不僅是上下級的關系，還有很深的同誌友誼，或者說同級之間並肩作戰的友誼。這一點也是劉亞樓無法相比的。劉和四野首長的關系，更多的是上下級關系（劉亞樓紅軍時期長期在紅一軍團擔任師級幹部）。
張勝列舉了我軍將領中最難搭班子的兩個將領，說來巧合的是，左權恰恰和這兩位卓越的將領長期合作，而且非常融洽，這實際上是左權擁有超強軍事能力的一個證據，充分體現了左權德才兼備，性格寬厚，與人為善，善於團結同誌的一面。
回看左權在紅軍時期的經歷，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同誌，他就讀過黃埔一期，伏龍芝軍事學院，是紅軍內少見的「學院派」，而且他早在1930年就當上了中央紅軍的軍長，又在1933年升任中央紅軍的絕對主力——紅一軍團的參謀長，後來又稱為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這樣的資歷是一些開國大將都不具備的。
即使在開國大將中，左權這一時期的資歷都可以說毫不遜色，更不用說大部份的開國上將。比如粟裕大將在紅軍時期長期只是師級幹部，最高職務是紅7軍團參謀長；陳賡大將在紅軍時期的最高職務是師長……
到抗日戰爭時期，左權擔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負責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作戰。當時葉劍英元帥是八路軍縱參謀長，但他長期從事統戰等方面的工作，左權實際上承擔了總參謀長的具體工作。
1955年授銜的時候，葉劍英被授予開國元帥軍銜，在十大元帥中位列第十。葉劍英在軍隊內的職務是很高的，紅軍時期就是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軍委參謀長；抗日戰爭期間又是八路軍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參謀長，職務一直高於左權。由此可知，左權如果沒有犧牲，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元帥的行列。
抗日戰爭時期，左權一直在八路軍總部工作，雖然期間他曾兼任過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但也始終沒有離開八路軍總部。
左權犧牲於1942年5月，當時我軍在全國的布局已經基本確定（除了東北地區）。在之後的日子裏，八路軍和新四軍不斷融合，各部隊實際上形成了以區域為單位的領導結構——陜甘寧、晉綏、晉察冀、山東、中原、華中等。八路軍總部領導北方地區全域的職能實際上被收歸中央，到日軍投降前後，實際主持八路軍軍事工作的彭德懷被調回中央，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如果左權沒有犧牲，他大概率也會隨彭德懷一起調回中央，職務有可能是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歷史上這個職務由葉劍英擔任）。
到解放戰爭時期，鑒於全國大部份地區的軍事領導系統已經基本問題，左權任職的方向大概有3個：
第一，繼續留在中央，協助中央指揮全國戰局；
第二，成為開赴東北的眾多幹部中的一員，參加「搶占東北」的重要歷史任務——如果左權真的去了東北，他很可能會出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4野）的參謀長，繼續和四野首長搭檔；
第三，和彭老總一起，到新組建的西北野戰軍指揮西北解放戰爭，職務大概率也是西北野戰軍參謀長；
一個大戰略區的參謀長，一般來說屬於開國上將級別，比如東野參謀長劉亞樓，中野參謀長李達，華野參謀長陳士榘都是開國上將。
但左權的資歷和過往職務顯然高於他們，所以，無論是以上三條中哪一條，左權都是新中國開國大將最有力的人選之一，足以成為我軍參謀型將領在開國大將中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