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日】加藤陽子著，賀申傑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20頁，118.00元
每當讀到近代史，我們總會冒出一股倍感屈辱、遺憾不甘之感，這是因為中國的近代史往往意味著一段長期遭受壓迫、遭受侵略的歷史。而這些壓迫和侵略，大多來自於我們的東瀛近鄰——日本。因此，日本的近代史正可謂與中國相對，是一段誤入歧途、不斷對外擴張的侵略史。在這段極不光彩的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牽引性作用的罪魁無疑是日本的天皇及其軍隊。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當然是極為必要的，但在展開批判的同時，我們或許還應該進一步深入思考某些根本問題：日本天皇及其軍隊緣何發揮、如何發揮牽引性作用？自詡為「皇軍」即「天皇之軍隊」的日軍，究竟在其國內政治中占據著何種地位，它給國家政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東京大學加藤陽子教授的著作【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正是從學理角度分析闡釋上述問題的新成果。該著日文原版題為【天皇と軍隊の近代史（天皇與軍隊的近代史）】（勁草書房，2019年），譯成中文時特意添加了「病入股肱」四字，顯然有著畫龍點睛之意。因為日本明治政府早在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中就曾將其軍隊形容為「股肱之臣」，並以「天皇乃軍隊之頭首、軍隊乃天皇之手足」來描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所以把我們常見的成語「病入膏肓」改為「病入股肱」放在這裏，恰能形象概括本書的主旨。
如書中開卷所言，該著的重點並非在於描繪日本軍部或軍隊作為國家暴力機關的一面，而是特別關註以下兩點問題：「一是軍部（軍隊）對於日本的外交政策究竟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二是昭和戰前時期，在日本的政策制定方式發生根本轉變的過程中，軍部（軍隊）究竟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力。」（【致中文版讀者】，第2頁）換言之，本書研討的重點主要集中於兩方面：其一，軍部（軍隊）對於近代日本政治的影響，尤其是對外交層面的影響如何；其二，軍部（軍隊）在近代日本決策機制的轉變，特別是昭和戰前期（1926-1945）的轉變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可以說這一角度的學術考察，不僅從實證研究角度為占士・克勞利的理論（James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做了進一步發展，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思考、解明一個重要問題：為何近代日本會「病入股肱」、其「病」究竟從何而來？
不過，加藤教授在書中致謝譯者賀申傑博士時卻也提到：「本書原是一本受眾面較為狹窄的專業書籍」（【致中文版讀者】，第5頁），即意味著對於沒有相關背景知識的一般讀者來說，直接閱讀或許將出現難以理解的情況。有鑒於此，拙評在進行學術分析的同時也將對相關基礎背景做一梳理，以期為書籍的閱讀提供一些幫助。
一、軍部的概念與「皇軍」意識
要探討近代日本軍隊所發揮的影響，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天皇、政治的關系，就必須首先弄清楚它的歷史沿革、組織架構與相關概念的含義，尤其是其陸海軍中樞機關的基本情況。比如該著頻繁提到的「軍部」究竟是指的什麽，它和「軍隊」有何區別等等，若不回溯日本史上的「政令分離」及其基本組織架構，便無從談起。
通常來說，近代日本語境中所說的「軍部」存在著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在廣義上它被用來泛指陸海軍的高層或決策者，甚至在最廣義的理解上可被大體等同於整個軍隊；而在狹義上，則通常是對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軍令部四個實體機構的總稱。明治維新之初的1869年，日本政府曾透過官制改革建立了「兩官六省制」。所謂兩官，即太政官、神祇官，而六省則設於太政官之下，包括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宮內省、外務省（藤原彰，【日本軍事史 戦前編】，社會批評社，2006年，46頁）。其中的兵部省系由過去的軍務官改組而來，負責統管政府直轄的海陸軍（1872年後官方稱謂從「海陸軍」改為「陸海軍」）。在這個階段，日本還沒有在組織機構上把陸軍、海軍區分開來，而是交由兵部省的長官「兵部卿」統一管理。但隨著軍事近代化的不斷推進，至1872年，兵部省被撤銷，拆分成了陸軍省、海軍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10頁），由此日本軍隊才真正實作了「陸海分離」。
陸軍省、海軍省
至於參謀本部、軍令部的出現，則是隨後「政令分離」帶來的結果。1878年，日本政府為了提升軍事方面分工合作的效率，效仿西方制度對軍政機關、軍令機關做了分割處理。所謂的軍政機關，主要負責與作戰間接相關的事務（建軍、國務），包括建軍編制、軍費預算、軍官任免、兵員數量、軍紀軍法等；而軍令機關，則主要負責與作戰直接相關的事務（作戰、統帥），包括作戰部署、軍事情報、軍隊演習、作戰運輸、戰史總結等。這種軍政軍令的區分也被稱作「國務統帥之別」（22頁）。率先實作「政令分離」的，是日本陸軍。即按照當時的【參謀本部條例】，原本隸屬於陸軍省的參謀局改稱「參謀本部」並從陸軍省獨立了出來（統帥權獨立）（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第10頁）。而日本海軍，最早的軍令機關被認為是1884年設立在海軍省之下的軍事部，但其在組織結構上獲得真正獨立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即：1886年被納入到參謀本部之下成為參謀本部海軍部，1893年成立海軍軍令部，至1933年根據【軍令海第五號】正式更名為軍令部（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1）】，朝雲新聞社，1975年，245頁）。囿於篇幅所限這裏無法就其細節展開具體詳述，但總而言之，我們在狹義上所說的日本「軍部」一般就是指陸軍的軍政機關陸軍省、軍令機關參謀本部、海軍的軍政機關海軍省、軍令機關軍令部四個機構。而之所以要在這裏首先對「軍部」的概念加以明確，是因為它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日本軍部如何對政治造成影響、對決策造成影響及其與日本政府的關系（政軍關系）。
參謀本部、軍令部
加藤教授在書中基於既往研究的成果指出，關於統帥權獨立或曰「政令分離」的原因，以往曾有兩個方面的解釋。其一是在留德歸國的桂太郎的主導下，效仿德式軍制實施了軍政、軍令的切離；其二則是因為吸取了西南戰爭（1877）和竹橋事件（1878）的教訓（16頁）。若將兩種解釋綜合起來，我們或許能夠走近歷史的真相。即在當時自由民權運動（1874-1890）的背景之下，為了讓軍隊、軍人遠離政治以避免叛亂事件的再次發生，當時以山縣有朋、桂太郎為首的陸軍高官借鑒吸收德國的經驗，創立了該制度。換言之，為了避免政局的波動給軍隊穩定性造成消極影響，決定把軍隊的統帥權獨立出來，交予天皇「親率」。而這正可謂「天皇之軍隊」得以創設的肇始，也是日軍自詡為「皇軍」的最初依據之所在。但與此同時，加藤教授也在末尾為我們提示了另一個值得進一步推敲研究的思考線索：日本的「皇軍」意識或許也並不是僅僅存在於近代，它有著從古代發展而來的一貫性。即回顧日本數千年的歷史便可發現，它在軍事上依靠公武力（指天皇麾下的軍團、兵士制等公民兵）存在著兩段時期，一是至奈良時代八世紀為止的律令國家時期，二是自明治維新至昭和戰前期為止的時期（征兵制軍隊），從【萬葉集】的防人歌中也能讀出一種作為天皇麾下公民兵的「皇軍」意識。因此，從古代的防人到近世的武士，再到近代的軍人，各個時代的軍事力量中似乎有著一種類似「意識」的東西貫穿其中（363-364頁）。
山縣有朋、桂太郎
二、近代天皇制的成立和軍部幹政
可以認為，統帥權獨立或「政令分離」不僅使日本天皇與軍隊走向了直接的聯結關系，強化了「皇軍」的意識，也為軍隊避免政治的幹預起到了很好的防護作用。而為日本軍隊鞏固「防禦」能力並進一步為其添加「進攻」內容的，則是近代天皇制的成立，以及此後「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189頁）為代表的各項政策。
明治憲法的頒布
有不少學者把1890年視作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終點，這是因為當時不僅召開了第一屆國會，而且也透過【明治憲法】（原名【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起了近代天皇制。【明治憲法】雖然在其第一條便寫明「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體現出了高度集權的特色，但在隨後的內容中卻又把國家大權拆分開來，交給內閣，國會（貴族院、眾議院），法院、，軍隊、，樞密院等機構來代為管理，謂之「輔弼」。這種既高度集權又高度分權的做法，再加上條款字句上的模糊性，最終導致該憲法及天皇的定位患上了「因解釋不同而性質有所不同」的怪病。尤其是「天皇究竟是絕對君主還是立憲君主」的問題（商兆琦：【「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淪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9頁），時常會因為各種政治勢力自身利益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理解與回答。比如軍隊為了避免政治對自身的幹預並由天皇「親率」，自然是傾向於「絕對君主」的解釋。日本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曾就此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一個頭發花白的男人有兩個情人，一個比他年輕，一個比他年長。年輕的女人不喜歡自己的戀人是個老頭，每次約會時都會一點點地拔去男人的白發。年長的女人不想讓別人知道戀人比自己年輕，於是不斷地拔去男人的黑發。到最後，男人竟成了禿頭（【日】丸山真男著，陳力衛譯，【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商務印書館，2018 年，121頁）。這正象征著日本近代天皇制在反復被各種勢力利用的過程之中走向了滅亡。
明治天皇、明治憲法
而在這個漏洞重重、疾病纏身的憲法裏，關於軍隊或天皇與軍隊的關系，則主要做了兩項重要規定。即第十一條「天皇統率陸海軍」（統帥大權）、第十二條「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編制大權）（序言第3-4頁）。由此導致日本軍隊拒絕政治幹預的「防禦」能力獲得了絕對的法理依據，得到了空前的鞏固。
另一方面，為軍隊反過來幹預政治增添「進攻」內容的，是1900年確立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該制度在近代日本的政軍關系史上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其中規定，有資格出任軍部大臣的只能是現役軍官（在前述軍部的四個實體機構中，陸軍省和海軍省長官稱「大臣」，參謀本部和軍令部長官稱「總長」，所以「軍部大臣」指陸軍省的陸軍大臣、海軍省的海軍大臣，兩者屬於內閣成員，而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因統帥權獨立、有帷幄上奏權而不屬於內閣，直接聽命於天皇），因此內閣首相出面組閣時無權指定軍部大臣的人選，必須接受軍部的推薦（纐纈厚：【近代日本政軍関係の研究】，巖波書店，2005年，123頁）。這項規定從軍隊的角度來說即意味著：如果新上任的首相對軍方不友好或不聽從軍方的意見，那麽就可以拒絕推薦人選，從而導致內閣因「半身不遂」而無法成立；如果內閣成立後實施的政策讓軍方感到不滿，就可讓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單獨辭職，同時拒絕推薦繼任者，從而導致內閣因為不完整而垮台。如此一來，軍部便獲得了足以使內閣致命的幹政能力。
軍部若要幹政，除了擁有法理依據和幹政能力之外，也必須具備幹政的意願。關於此點，學界以往的研究大多會把焦點集中在一戰以來日本軍隊內部所流行的「總體戰論」或「國家總動員體制論」上。即認為：一戰意味著今後發生的戰爭將很可能是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總體戰」，因此這勢必要求日本「第一，積極取得外部的資源並建立自給自足圈；第二，對內部的國家體制進行重編」（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編：【日米戦略思想史】，彩流社，2005年，102頁）。換言之，對外發動侵略並掠奪資源、對內構建軍國體制被認為是軍部不斷幹政的重要動因。所以，近幾十年來對永田鐵山等代表性人物的軍事戰略構想展開詳細考察，成了相關研究的主要路徑之一（川田稔：【永田鉄山軍事戦略論集】，講談社，2017年等）。
在這一路徑的延長線上，加藤教授在書中援引日本士官候補生八木春雄、藤井齊等人的證詞，又就其內在理論邏輯做了獨到的分析，或許能為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挖掘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八木強調）軍人的真正任務在於防內亂於未然。身負保護國家之責任的軍人，不僅要防禦外敵，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內敵，防內亂於未然。這是當時很多青年軍官腦海中的邏輯」（369頁），「藤井在【憂國慨言】一文中又論述道：‘我等在防衛外敵侮辱的同時，還應提防內敵，即玷汙天皇大權，竊取民眾生命財產之貴族、政黨與財閥之流’」（370頁）。這段論述，意味著日本軍部積極幹政的原因並不僅僅在於構建「總體戰體制」或「國家總動員體制」的需要，同時亦有著反特權階級、反政黨政治、確立「一君萬民體制」的法西斯主義目的。這與昭和初期日本陸軍內部存在的「統制派」與「皇道派」之對立是能夠形成呼應的。
三、近代日本的決策機制及其癥結
若要分析軍部在國家政策制定方式發生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影響，就需要作為前提首先了解其以往的決策機制是怎樣的、如何運轉的。而所謂的稟議制、文書輪轉制可謂考察此點的關鍵所在，故以下將對其進行歸納梳理，供讀者參考。
在明治維新後不斷推進近代化、藩閥政治逐漸衰落的過程中，近代日本的官僚制開始日趨完善、定型，由此使得其政策的制定方式或決策機制呈現出了一定的規律。在這一規律中，稟議制和文書輪轉制可謂最具代表性的行事準則，甚至給現今日本的決策方式留下了影響（井上誠一：【稟議制批判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わが國行政機関における意思決定過程の実際】，行政管理研究センター，1981年）。所謂的稟議制，是指由基層官員先擬定政策檔草案，爾後層層上交（稟議）並最終獲得審批的制度（政策的垂直調整、直線式構造）；文書輪轉制，則是指檔草案在上報之前還應按照某種順序，輪流傳遞給同一層級的其他機關閱覽並獲得其認可的制度（政策的水平調整，輪轉式構造）。這說明近代日本的政策形成過程，不僅僅存在自下而上的縱向呈報與審批，實際上也存在著主管課、主管部/局和相關課、相關部/局之間的橫向協調與修訂。總體而言，它不會是單線條的，而應是一種「網狀」結構。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在這裏用一些具體的範例來加以說明。比如，和「日本陸軍在華軍事行動」相關的決策流程，通常會按照如下方式來推進：某機構人員或駐華武官等會首先根據情況提出立案的申請；接到申請後，作為「主管課」的參謀本部第一部第二課（作戰部作戰課）會召整合員擬定檔草案，並呈交第一部部長批示（稟議）；由於陸軍的軍事行動將牽涉到武器裝備、與海軍配合等諸多問題，故批示後需轉交陸軍省軍務局、海軍省軍務局、軍令部第一部等「相關部/局」審閱、修訂（輪轉）；這些部/局的下屬各「相關課」會提出相關意見（稟議），若無異議則經由文書課依次送出給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參謀總長，並最終拿到內閣會議討論確定（劉峰：【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政策與〈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東北師大學報】2020年第6期）。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在實際決策過程中也存在著例外，未必一定會嚴格按照此流程進行。比如某課長、部長/局長、次長可能自己就有立案的意向，抑或是某位部長/局長或次長會親自擬定政策，從而直接跳過下屬機構的稟議過程而將政策付諸實施。但總體來說其基本規則應大體如此。
由此可見，前面提到的明治憲法體制之高度分權性不僅體現在各機關以「輔弼」形式分擔天皇大權上，也同時體現在各分權機關內部及其橫向之間的關系上。
稟議和文書輪轉的流程範例
這套由大量人員機構參與的、看似嚴謹周全的決策制度，實際上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癥結：一、由於每項政策草案都需要被所有相關人員瀏覽、修訂、認可一遍，其間還穿插著各種交涉討論環節，所以其決策效率自然低下，難以緊跟局勢變動的步伐；二、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近代日本的決策過程中極易出現「前例沿襲主義」的作風（小池聖一：【政策過程のなかの近代文書：近代日本文書研究の現在】，【近代文書學の世界】2002年第11號），即為減少決策的成本與時間，對和以往方針精神基本保持一致的草案不加細看而直接批準；三、因為草案已得到了大多數人員的認可或贊同，作為上級的課長、部長/局長、次官、大臣為避免眾人發難往往會聽之任之。譬如我們時常能在某些會議記錄裏看到一些高官在勸說其他人批準政策時強調「若不批準，我無法統禦下屬，恐引發內部抗議而辭職」之類的理由，其原因便在於此；四、由於政策是大量人員共同修訂或批準的，所以一旦確定就極難更改，而且此種集團性決策方式也容易導致直接責任人的模糊化，從而造成一種「無責任人的決策體制」。一旦決策出現了錯誤，便無法找出責任人予以處理，只好將錯就錯。
大政翼贊會的幹部
加藤教授在書中指出，以往這種頗顯多元的、分權性的決策機制到了戰爭時期開始發生改變，尤其是在「國務與統帥的協作、意見向首相的匯總、權力向最高統帥部的集中」等問題上（259-260頁），以近衛新體制、大政翼贊會為代表的政治一元化、統帥一元化的嘗試非常具有象征性意義。而其背後的重要推手，顯然是為了集全國之力開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部。所以，其導致的必然結果只會是國家權力向軍人出身的首相東條英機那裏匯集，由此呈現出了日本式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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