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兵（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科舉是中國自隋代產生，直至清光緒三十年結束，主導了中國近一千四百年時間的人才選拔制度，對中國傳統社會在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即使是在貴族官紳階層，科舉也仍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對於寒門士子而言，科舉幾乎更是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與機會。因此，科舉可以說是傳統社會中最受關註的大事之一。但是，歷史上對科舉也不乏批評之聲，除了針對科考舞弊案件的聲討之外，還有一批人從「道」的層面對科舉制度及其影響也作出了審視和反思，比如兩宋理學家程頤和朱熹。
程頤曾在北宋嘉祐四年參加科考，結果廷試落第，遂放棄舉業，主要以教學為生。不過他雖然看輕仕途，對科舉的批評卻比較平糊，說：「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可見程頤並非完全否定科舉的意義，當然他是從登第改變個人命運的角度來說的。程頤在教學中不得不適當教弟子習舉業以謀取功名，因為這是大多數士子們所必須面對的現實需求。但他同時又指出，習舉業僅僅只是解決生計問題，無法指望從中能充分體認義理本原，獲取對「道」的真正了解。
關於學者究竟該如何應對舉業，程頤甚至還提出了較為具體的建議，他說：「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余日足可為學。然人不誌此，必誌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誌。」（【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也就是說，學者拿出部份時間，比如「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這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須堅定求取為己之學的誌向，不可一心只求功名，否則不啻玩物喪誌。如有弟子「問作文害道否？」程頤就說：「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誌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誌’，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宋代的科舉大體分常科、制科和武舉三類，其中又以常科最受關註。程頤這裏講的「作文」「為文」之「文」，主要是指常科中的詩賦和策論等「文章」，當時整個社會都很重視詩賦的寫作。但理學家們多以其為「小道」，認為一旦士子重視「為文」，其誌向往往將局限於此，而無暇也無心去把握天地人生之大道了。可見程頤在以科舉取士的時代背景下，對科舉本身並沒有完全否定，只是擔心其會動搖讀書人努力追求「道」這一世界普遍原理的意誌。
朱熹也很贊成「作文害道」的看法，說：「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他認為「文章」之事相比聖賢學問而言不過是「枝葉」，人們若是不能合理對待科舉應試與聖賢人格之培養的關系，必然會對二者都造成妨害。但科舉很多時候也是廣大士子改善生存環境的必經之途，他們不得不為之努力。朱熹道：「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誌。」（【朱子語類】卷十三）按照朱熹的意思，年輕士子因為有孝親育子、養家糊口的壓力，不得不透過科舉以謀求一定的功名俸祿，其本無可厚非。但「謀道」之誌在現實生活中又往往會被「謀食」所摧折，這是問題之關鍵所在。
面對這一問題讀書人該如何解決呢？其實早在程頤那裏就曾有弟子請教過：「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頤答曰：「此只是誌不勝氣。若誌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在程頤看來，士子透過科舉取得功名俸祿以孝養雙親，此舉有其現實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士子一方面要有一個坦然和理性的態度，另一方面更要堅定學為聖賢的誌向，以此來克治名利之心對身心修養的妨害。
名利之心亦是「外慕之心」。朱熹說：「切須去了外慕之心。」（【朱子語類】卷八）但科舉制度本身又並非全然錯誤，前賢也大都透過科舉走上政治、文化的舞台而廣為人們所知：「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答嚴居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因此關鍵是讀書人要懂得「循理安命」，有一個健康的心態，並能分清主次輕重：「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誌，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誌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這些說法與程頤的相關主張如出一轍，即都強調為己之學，不可徒慕名利。
所以，朱熹和程頤一樣，對科舉本身並不曾完全否定。【朱子語類】卷十三中，朱熹說：「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他主張科舉可應，因為即使孔子復生於此世，「也不免應舉」，只是作為應舉者應當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對待。同時他也認為，對待科舉能否超然淡定，實際上與每個人的氣質稟賦，也就是「天資」有關，如他自己對科舉就是「自小便見得輕」。如果無法做到天然如此，那就只能透過努力修養德性，「用力勝治」以超脫名利之心來實作。這一「勝治」之法，在學者自身固然是要嚴辨義利，克己勝私，而針對舉業的教與學，朱熹也曾明確指出：「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在此他對當時不夠「誠實正當」的科舉文風予以了嚴厲批評，所以他要求舉子在寫作中不可刻意追求新奇而浮誇曲解，教師也應「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答陳膚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以努力培養學生良好的文風。
【光明日報】（2024年07月20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