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問葉子龍：賀子珍為何沒工作？
在闊別祖國十年之後，賀子珍和她的女兒毛嬌嬌（後來改名為李敏）回到了沈陽，開始了他們樸實而寧靜的生活。沒過多久，新中國剛剛建立，毛主席就前往哈爾濱視察生產和建設工作。
在巡視結束後，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順便去看望賀子珍。然而，工作人員不久後就回到了主席的房間，並告訴他，賀子珍因為身體不適，無法忍受沈陽的寒冷，已經搬到了上海的哥哥家裏。
何子龍上前一步，回答道：「賀子珍同誌目前並沒有固定的工作。」
賀子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於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賀父為鄉紳，深信教育是兒女成長的必要途徑，於是將賀子珍送入永新女子學院接受文化教育。
在此期間，中國軍閥割據，全國上下都在呼籲推翻封建舊制，中國共產黨成為了其中一顆嶄新的紅星。賀子珍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於校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17歲的賀子珍順利從永新女子學院畢業，並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跟隨哥哥何敏學參加革命。
在上世紀20年代，一位名叫賀敏學的女性學院畢業生因為其卓越的工作能力而被選為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和中共吉安縣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
當北伐戰爭如火如荼地進行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賀敏學在江西聽到這個訊息後，憤怒不已，隨後組織永新當地的農民發動武裝暴動。
然而，她在這次活動中不幸被捕。當她得知被捕的同誌中有自己的哥哥時，她更加熱切地希望參與拯救行動。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她和一些革命黨人於當年7月26日，組織永新、安岡、安福、蓮花四地的農民武裝隊伍攻破永新城，成功營救出八十多名共產黨人和所有參加革命的群眾朋友。
在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攻擊後，賀子珍和哥哥以及革命隊伍轉到了井岡山上。在袁文才和王佐的幫助下，他們得以在山寨中避難。
1927年8月，毛澤東參加了中央緊急會議後，他決定率領部隊發動秋收起義，途中他來到了井岡山。在井岡山，毛澤東需要與黨員幹部合作，同時，他獨自一人，需要有人照顧。
因此，袁文才安排賀子珍來到毛澤東的身邊工作。賀子珍是一個美麗大方的女性，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永新一枝花」。
由於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她的行為和談吐都顯得非常出色。此外，她還是一名雙槍革命鬥士，騎在馬上射擊的樣子非常英姿颯爽，讓人不禁對她肅然起敬。
因為早早就加入了共產黨，她成為了井岡山上第一位女性黨員。
毛澤東被賀子珍的聰慧能幹所吸引，兩人在工作中的交流使他們的政治思想產生了共鳴。毛澤東對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的信仰，與賀子珍不謀而合，這使他們成為了思想上的摯友。
隨著時間的推移，賀子珍被毛澤東的挺拔身姿、書生意氣和對江山的指點所吸引，尤其是他們思想上的共鳴，更加深了她的感情。
這對陷入愛情的兩人迅速地宣布了他們的婚姻關系，時間定格在1928年。在婚後，賀子珍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不僅完成了秘書的工作，還照顧他的日常生活。
這對恩愛的夫妻還迎來了新的生命。一次生產後，毛澤東看著瘦弱如紙的妻子，心中充滿了心疼。於是，他決定用全部的積蓄為賀子珍購買補品。
雖然補品已經買來，但賀子珍卻舍不得吃。她認為毛澤東每天都在為國家大事操勞，更需要滋補。夫妻兩人互相推辭，最後毛澤東提出兩人一起吃，賀子珍才勉強同意。
在1934年，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毛澤東夫婦一同隨大部隊踏上了長征的征途。1935年4月23日，賀子珍隨紅軍總衛生連到達一個村莊。
正當他們救治傷員時，敵軍的飛機俯沖而下，朝著村子投下了炸彈。賀子珍本來已經藏好，但在混亂中發現不遠處有個傷員，如果不把他轉移過來，等轟炸機一過，他就沒命了。
賀子珍來不及思考安危，立即跑過去拖著他往安全的地方轉移。眼看只有幾步之遙的距離了，一架轟炸機飛速沖過來，賀子珍意識到不對勁，立刻撲倒在傷員身上。
一陣轟鳴聲響起，賀子珍只覺得陣陣劇痛，眼前一黑便昏死過去了。
在後續的現場檢查中，衛生連發現了她。醫生立即為她註射了止血針，發現她全身鮮紅，血流不止。經過詳細檢查，發現她的頭部、背部、四肢都有彈片殘留，共計17塊，大小、厚薄不一。
為了保全她的生命，醫生決定幫她移除這些彈片。然而，由於沒有麻醉藥物，當在移除彈片時，賀子珍被疼痛驚醒，周圍的人只能用力按住她。
移除完彈片後，賀子珍因疼痛昏迷過去。經過幾天的搶救，賀子珍最終保住了生命，睜開了眼睛。在恢復意識後，她囑咐身邊的人不要將她受傷的事情告訴毛澤東，以免他分心。
出於擔心自己的受傷會影響軍隊的行進速度，她又提出請求，希望組織能將她安置在附近的農戶家中。幸運的是，組織沒有接受她的請求，而是由同誌背或擡著，一路照顧她走完了長征路。
1937年，長征已告結束，毛澤東在延安生活了半年有余。原以為苦日子終於熬到頭，一家人可以和和美美。但世事無常，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情感生活卻並不如意，兩人常因小事爭吵。
賀子珍因舊傷復發，飽受病痛折磨，一氣之下，離開延安，遠赴莫斯科就醫。在莫斯科的日子裏，賀子珍進入東方大學學習，畢業後成為蘇聯孩子的中文教師。
而毛澤東，思念妻子，曾寄信表達思念之情。盡管山高路遠，世事變幻，兩人還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於1939年離婚。
1947年，王稼祥夫婦遠赴莫斯科，成功幫助賀子珍回歸魂牽夢繞的祖國。回國後，賀子珍暫居沈陽，並被組織安排在沈陽財政廳擔任處長一職。
1948年，她在哈爾濱參加了全國勞動大會，並與女二嬌嬌用中、俄兩種語言寫信給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生活狀況，並感謝毛澤東對她的母家長期的照顧。
不久後，毛澤東回信邀請嬌嬌來北京與他一同生活。
賀子珍與女兒嬌嬌離開後，她搬到了上海哥哥家，由於病痛纏身，組織上不再給她安排工作。陳毅為照顧老戰友，將上海住所留給了賀子珍，這裏也是她生前唯一的居住點，她在這裏生活了30年。
毛主席曾想在1950年哈爾濱視察時看望她，但最終從何子龍口中得知她已移居上海。同年，他寫信給賀子珍，鼓勵她保重身體，以革命、身體和他人為重，顧全大局，並多關註社會主義建設。
賀子珍讀信後，心情十分舒暢。
毛澤東和女兒李敏李訥雖然已經回不到過去，但畢竟一起生活過十年，共度了最艱難的時期，因此賀子珍在心裏很關心毛澤東的一舉一動。
兩人相隔萬裏，女兒嬌嬌便成了聯絡的橋梁。嬌嬌常常帶著北京的特產和南方的新鮮蔬果往返於北京上海之間。賀子珍知道毛主席有「油耳朵」的問題，還托女兒給他帶去一把挖耳勺。
毛岸青和李敏1954年9月15日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在家中休息的楊開慧從收音機裏聽到了毛岸青的聲音，情緒激動不已，眼淚直流。
她靜靜地坐著，聽著收音機裏傳來的熟悉聲音，一字一句仿佛刻在了心上。收音機運作的聲音嗡嗡地響著，一陣接著一陣，過了很久播音已經結束了，楊開慧都沒有反應過來。
她坐了一夜，收音機也開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嫂子進來才發現收音機已經燒焦了，而楊開慧臉上掛著斑斑淚痕。
之後楊開慧就病倒了，她性格變得任性起來，不肯配合醫生治療，也不肯好好吃藥。毛岸青知道以後傷心不已，默默地流下了眼淚，他托女兒給楊開慧帶去一封信，囑咐她好好吃藥，保重身體。
果然這封信堪比靈丹妙藥，楊開慧情緒得到穩定，也願意配合醫生治療了。
1958年，毛主席造訪廬山，與闊別二十年的賀子珍重逢。兩人相對而坐，賀子珍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是不停地哭泣。
毛主席遞給她手帕，溫柔地勸慰道：「快擦擦眼淚，別哭了。二十年沒見，我們都老了，好不容易見面，你什麽也不說，只顧一個勁地哭。
」賀子珍接過手帕，一邊擦眼淚一邊點頭。毛主席見她回應，又關心地提醒她：「哭對身體不好，你要註意身體。」賀子珍淚汪汪地說：「歲月催人老，你也應該註意身體。
」
兩人交流了一會兒，賀子珍向主席述說了在莫斯科的生活點滴，主席也分享了她走後國內發生的事情。他們詢問了彼此的身體狀況和日常生活瑣事。
主席突然想起什麽，問賀子珍現在的待遇如何。賀子珍回答說，她目前享受副省級待遇，感謝陳毅為她提供了住所，並安排了廚師助理照顧她的生活起居。
主席聽完後滿意地點了點頭。心情愉悅的兩人揮手告別，以為還能再見，但沒想到這次的分別竟成為了永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離世，結束了他輝煌的人生旅程。遠在上海的賀子珍聽到這個訊息後，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她無法接受毛主席離世的事實，不止一次地責怪女兒嬌嬌沒有照顧好毛主席。她像上次的鬧劇一樣，拒絕進食，只是不停地流淚。
女兒嬌嬌非常擔心，立刻趕到了母親的身邊。她告訴母親，父親在去世之前曾經在半空中用手畫出一個圓圈的形狀。
賀子珍立刻明白了，原來毛主席從來沒有忘記她，那個圓圈代表桂圓，而她曾經用過桂圓做名字。
賀子珍晚年發現父親的關心讓她有所感悟，便安慰自己說：「瞧，父親如此掛念我，我得好好吃飯呀，這樣父親才能安心。
」這一句話讓她清醒過來，她平靜下來，拿出之前毛澤東寫的那封信，一字一句地閱讀著，口中輕聲說：「我會好好的，你放心。
」她向女兒提出想去北京，再次見到毛澤東。女兒同意了，但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這個願望被錯過和埋沒了一段時間。
直到1976年第五屆第二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京召開，考慮到她的功勛卓越，參加革命早，經歷過井岡山革命和紅軍長征，組織上推薦她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賀子珍與孫子同年九月來到北京，在女兒女婿的陪伴下，她終於實作了自己的心願。經過天安門時，她在毛主席的畫像前長久駐足。
女兒擔心她的身體，一直試圖攙扶她，但賀子珍擺擺手說：「就這樣看看他。」隨後，他們三人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女兒女婿獻上預先準備的花圈，挽聯上寫著：「永遠繼承您的革命遺誌，戰友賀子珍率領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敬獻。
」因為賀子珍腿腳不便，不能長時間走動，所以女兒推著輪椅帶她去看毛主席的遺容。見到毛主席，賀子珍的眼淚像串珠一樣滾落下來。
在毛主席紀念館參觀時，賀子珍為了不打擾其他參觀者，她強忍著淚水，咬著毛巾。她的女兒擔心母親身體會受到影響，便俯身對她說：「我們去和爸爸合個影。
」然後將她推出了紀念館。在漢白玉毛主席像前，賀子珍和主席合了一張影。五年後，賀子珍在上海去世，為了紀念她的傑出貢獻，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市八寶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