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後，葉挺避居香港，精神極度壓抑。
1928年春節過後，葉挺為了排解郁悶，避一避國內外敵人迫害革命者的風頭，坐海船往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走了一趟。
他在那裏看望了出洋謀生的胞兄秩平糊許多同鄉朋友，還結識了許多愛國華僑。
葉挺沒有想到，幾年之前他率獨立團到江門、新會作戰時，將繳獲的物品用於舉辦公益事業，以及獨立團在北伐中驍勇善戰的美名，竟會漂洋過海，飛到了南洋各地的華人社會。
葉挺更沒想到，自己這次排解郁悶的海外之行，竟被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的愛國華僑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們都以一睹「北伐名將」風采視為榮幸，以致出現了始料未及的許多交誼應酬活動。
但可惜時值兩次起義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他的身份是一個敗軍之將和亡命者，因而即便是歡快的盛宴，也因心中縈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陰雲，而不能開懷盡興。
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有誌之士多有到歐洲考察的，其中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左派人士。
葉挺決定步他們的後塵，也到那邊走動走動。下了這個決心以後，他便獨自離開黨的組織，開始了艱苦漫長的漂泊生活
關於這次出走，葉挺在抗戰時期，曾多次表示這是他「一生的遺憾」。
1928年的秋天，葉挺到了他的流亡生活的第一站——德國首都柏林。
這裏曾是普魯士王國的京都，也是當時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之一。但眼前的景象卻是百業蕭條，毫無生氣。
德國和歐洲正處在經濟危機的前夕，大批工人失業，社會動蕩不安，資產階級迫於逼人的經濟衰退，正醞釀著讓法西斯上台，以非常的手段維護政局。
這裏曾是葉挺心馳神往的地方。當年在保定軍校畢業時，他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很想到這個現代軍事強國留學深造，但因家境貧寒，沒能如願。
以後他在蘇聯學習馬克思主義時，又知道德國不僅軍事先進，還是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的故鄉，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祥地，便曾萌發過前往考察的願望。
但又因國內出現了革命高潮，急需軍事幹部回國工作而沒有去成。
現在終於來到了這個向往已久的地方，可惜不是一個留學生，而是一個逃避厄運的格拉斯哥流浪。
初到柏林，一切都感到新奇陌生。他常常漫步街頭，在那些工人們集會示威的大街上，在國會大廈廣場和德皇皇宮等地徘徊流連，尋覓著這座名城的歷史足跡。
他佇立在1918年11月革命指揮部舊址前，追溯著當年卡爾，李蔔克內西站在皇宮的陽台上，莊嚴宣告革命勝利的動人情景，心潮起伏，難以平靜。
在那次革命中，柏林的起義者也曾占領過警察局、兵營和政府機關，也是因遭到本國反動勢力和外國軍隊的聯合鎮壓而失敗。李蔔克內西、盧森堡和許多優秀戰士慘遭殺害。
這和一年以前發生在廣州的那場起義，何其相似！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葉挺在柏林確曾以國內親友資助的錢，購置過許多書刊，閉門謝客，潛心讀書。好友成仿吾去看他，他也只是寥寥數語，不願多談。
不久，他又加入了德國的一個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們一樣，吃起素來。真是大有超脫塵世，修身養性之慨了。
一向倔強不屈的葉挺，這次竟消沈悲觀到了這種地步，不免令人驚訝、難過。
1930年春，周恩來赴莫斯科開會，之後取道歐洲回國，在專程前往柏林探望葉挺。周恩來嚴肅而誠摯地與他交談，講了好多道理和形勢，最後批評他：「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幹。」
作為一個流落異國的人，葉挺雖然時不時地從國內國外親朋故舊那裏獲得一些經濟資助，他那種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也減少了許多花費。
但在當時柏林物價飛漲的情勢下，要想從容地支付住房、吃用、購置圖書等項費用，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日子愈久，愈難應付。
好在葉挺從小節儉，又有自己親手勞動的習慣。盡管以後他在粵軍服務時過過寬綽日子，但直到今天，卻仍然能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生活要求不高，好一點差一點都可以過。
尤其可貴的是，他相信只要自己不當懶漢，總可以想點辦法謀求生計。
他曾想找個地方打零工，但找來找去也沒找到。不僅是因為經濟衰退時工作不好找，還因為他是中國將軍，企業主不敢雇他。
做不成雇工，另想別的辦法。葉挺與一些同樣生活困難的人，將各自的積蓄湊合起來，在柏林工人區開了一間小飯館，為中國留學生辦理包餐。
這件事做得很成功，既滿足了中國學生對便宜可口的家常便飯的需要，又使葉挺和他的窮朋友們得到一定收入，使他們在異國他鄉站住了腳。
歐洲國家大多地域較小，各國距離較近。從德國到其他國家走走，都很方便。
葉挺為奔走生計，當然也是為了多作一些遊歷考察，到過奧地利和法國等許多國家。
他在維也納賣過豆腐和綠豆芽。又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節，到法國鄉下購買蜂蜜和果蔬，運到巴黎街頭擺攤出賣。
盡管如此，生活用度仍然是緊巴的。他曾到市場撿過被人丟棄的蔬菜，拿回來腌鹹菜吃。
這種「出洋考察」堅持下來，一靠自己勞動；二靠親戚朋友解囊。
在這種漂泊不定，生活毫無保障的條件下，他省吃儉用，選購了許多德文書籍，其中僅一部百科全書就多達幾十本，刻苦鉆研，鍥而不舍。
這些書以後他都帶回到澳門，使他家的洋書比古書還多。
讀書和考察，開闊了他的眼界。隨著知識閱歷的積累，他懂得了一個深奧的道理，那就是幹革命不能只承認成功，不承認失敗。
尤其是在失敗之後又遭遇不公平對待的時候，更不能意氣用事，消極沈淪，否則將一事無成。
這是一劑醫治心病的良藥，它使葉挺因連遭挫折和黨內糾紛而積淤起來的怨憤情緒，開始緩解下來。
周恩來說的「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幹。」那句話又重新回響在耳際。
葉挺思想上的這種變化，驅散頹喪情緒，給他的國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動力。
他的閱讀原是涉及哲學、歷史、軍事、文學，範圍很廣的，但從這時開始相對集中，又轉為專攻軍事問題。
他畢竟是一個軍人，有現成的專長，他還是要駕輕就熟，從原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寄希望於有朝一日回到國內，重上戰場。
基於這種考慮，他曾作過到德國軍事院校進修的打算，但因種種麻煩未能兌現。
上學不成，那就自修。他在自己的房子裏攤開了大量的軍事書籍，除了德國大百科全書的軍事卷冊，還有許多專題著作。
他潛心研究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想為改變中國的軍事裝備和 技術的落後狀態，作一些探索。
他在自己家裏做炸藥和地雷的爆破試驗，有時弄得險象環生，烏煙瘴氣。
情緒有了好轉，人也振作了。他結束了那個吃素團體，開了葷腥，也恢復了和朋友們的交往，不僅熱情地接待來訪者，還主動地出去看望別人。
他以自己從報刊上搜集剪貼的有關國內政治鬥爭的各種材料，與關心國事的朋友們交換閱讀，交流資訊。
1931年—1932年，日本侵華變本加厲，先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葉挺滿懷抗日救國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一歲多的二兒子正明，離開德國，回到澳門。
事實上他在旅外的四年當中，曾經往返多次。早在他離開蘇聯到達柏林不久，他的夫人李秀文便遠涉重洋趕到那裏，與他生活在一起。
其後李秀文懷了第二個孩子，因在國外生育花費很大，又難於照料，葉挺曾於1931年初春，從歐洲陪送她回澳門生孩子。
那次回來住了半年時間，到1931年夏季，正明出生四個月之後，他們帶上這個孩子，又返回了柏林。
強烈的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促使葉挺舉家遷回澳門，結束了旅歐三年的流亡生活。
澳門這塊彈丸之地，長期以來，是葉挺的避難所。南昌起義軍在流沙失敗後，他曾在這裏隱蔽了一個多月，然後又出去參加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失敗以後，他又逃回這裏隱蔽待命，半年以後，又從這裏去蘇聯和歐洲。
現在他又回到這裏，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似乎避難的成分較前少得多了。但這裏並不是什麽自由安樂之鄉。
蔣介石以及廣東的陳濟棠勾結帝國主義謀害革命，早已使小小的澳門和香港一樣，既是革命者的庇護所，又是反革命的交易場。
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鬥爭。葉挺在街上遇到熟人，從來不願駐足交談，而只點點頭，打個招呼。
賈伯樂提督街2號這座兩層小樓，已不能容納葉挺和嶽父母以及連襟麥暢生三家的十多口人。
為此，嶽父李少村先生又以他的積蓄，在隔兩條街的地方買了另一幢房子，老兩口和大女婿一家遷到了新居。
親密無間的三姓三家三代人重又獲得團圓，共享天倫之樂，不謂不美滿。
但葉挺不是那種只考慮個人家庭幸福的人，他所關註的是，在他回到了澳門之後，到底能不能夠為救國做點貢獻。
葉挺看到，蔣介石至今不想改弦更張，還在加緊鎮壓抗日運動和「圍剿」工農紅軍。
葉挺又進而想到，即便有一天國共兩黨在抗日救國這件大事上達成了諒解，他自己作為一個既兵戎相見地反對過國民黨，又脫離過共產黨的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加入這個行列？
報國乏門，一片渺茫的苦衷，深深地纏結著葉挺。既然找不到抗日門徑，那就待下來過日子，靜觀發展，等待機遇。
葉挺長於用兵，也善於理家。現在住在城市，耕作飼養之術很難施展，泥水木工手藝成了優勢。
他買來工具，擺開攤子，舉凡殘破的桌櫃床門，全由自己修整，這也是一種生活樂趣，它可以排解心中的抑郁。
他又在院內砌了水池，在二樓陽台與樹杈間架起鴿籠，養育觀賞金魚和良種家鴿。
這也是閑中找活幹，為的是消愁解悶。他的鴿子越養越多，又把二樓廁所也改作鴿房。
但當他心情煩躁起來，又把鴿子統統抓起自家殺來吃，或分送給別人，一下子都搞光了，而且拆了鴿籠。
幾年當中，三兒子、四兒子和大女兒相繼出世。為幫助李秀文管教好這群孩子，葉挺也花了不少精力。
他給「小不點」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領他們去野餐釣魚，使他們生活更愉快。
他和孩子們玩捉迷藏時，可以在房子裏引開他們的註意力，然後自己躲起來，叫他們找不著。
有時從二樓窗子爬出去，攀附在外邊的墻壁上，孩子們各處尋找時，他又邁進窗裏，弄得孩子們驚嘆不已。
到了暑天，他帶孩子們去遊泳。一輛單車能帶兩三個，戲水，玩沙，撿貝殼，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葉挺憐愛子女，但並不溺愛。他要求他們好學上進，不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就要受到批評。
他自己用冷水洗澡，也要孩子們這樣洗，三九天裏也不得例外。有的小家夥害怕水涼，鬧著要熱水，為此被「打屁股」的不止一兩個。
葉挺的主要活動，當然是讀書看報，會見朋友。他經常研究，思考、閱讀的還是那套德文百科全書。
有時集中一段時間演算高等數學，有時又轉換題目，專攻化學。陽台上擺了許多瓶瓶罐罐，那是他的實驗器材。
他對火藥炸藥試驗，興味經久不衰。常常弄得聲音很響，煙霧嗆人，甚至震壞了窗子，打爛了玻璃。
這是葉挺在幾年特殊時期的特殊生活，看上去是身居小家庭，無憂無慮，實際上心裏極不平靜，焦急地尋覓著抗日報國之門。
但沒過多久，他在老粵軍和老四軍時期的一些袍澤，諸如在福建的蔣光鼐和蔡廷鍇，在廣東的陳濟棠，在江西的陳誠等等，派來專人，對他表示深切慰問。
中國的軍人歷來崇尚「袍澤情誼」。照應落魄的老袍澤，更被視為傳統美德。
這些人對葉挺回國之後在進結束處方面有什麽打算，想幹點什麽，都很關心。
想得更仔細周到的，是陳誠和陳濟棠。他們認為葉挺如再這樣長時間住下去，無異於愧對了自己的軍事才華。
故此他們一個邀葉挺「赴贛」，一個請葉挺「回省」，歡迎葉挺到他們那兩支龐大的軍隊中去，「協力共事」。
葉挺註重袍澤情誼，更註重中國軍人的骨氣。他現在想著找點事做，但他對於應該做什麽事，不應該做什麽事，區分得很嚴格。
在當前的境遇下，他很需要也很感謝老朋友的關心和幫助，但可惜現在與他取得聯系的這些老朋友，能夠理解他的人實在太少，知人知心者幾乎一個也沒有。
尤其是陳誠和陳濟棠這兩個人，他們邀請葉挺「協力共事」，但他們是什麽人，幹的又是什麽事？和他們「協力」能「共」出什麽「事」來？
葉挺對陳濟棠，從來沒有好印象。20年代初期，葉挺和他的一些生氣勃勃的保定軍校同學加入粵軍，追隨孫中山參加統一廣東的革命戰爭時，便和陳濟棠做了同事。
陳濟棠的資歷較深，官階也高，理應受到尊敬。但因他為人做事極不誠懇，又常拜佛求神，算命打卦，葉挺等一班年輕軍官以其迂腐陳舊，不願和他接近。
整編國民革命軍之前，陳濟棠為了趕時髦到蘇聯「考察」了一番，回國後以此作為資本，當了四軍十一師師長。
北伐時他隨李濟深留守廣州，置身於這場革命戰爭之外，毫無貢獻。
之後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時，他卻在廣東搞了一個「四一五」事變，作了屠殺共產黨人的兇惡幫手。
從此，陳濟棠脫去了「革命」外衣，露出了占地為王的封建軍閥真面目。
陳主持粵政這幾年，在反共反人民的大方向上支持蔣介石。他的三個軍，一個駐在贛南，兩個駐在粵北粵東，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包圍封鎖紅軍。
他想讓葉挺參與指揮這樣的軍隊，豈不是找錯了人！
葉挺和陳誠也是20年代初期開始共事。
當時葉挺的摯友、粵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鄧演達前往上海羅致軍官，把服務於浙軍第三師的排長陳誠帶了回來，先安排在本團當連長。
後又把他帶到黃埔軍校任校部特別官佐和炮兵連長，使他得以參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和平定劉楊戰役，並以其炮兵專長，在戰鬥中起過一些作用。
那時葉挺和鄧演達對這個擁護孫中山革命主張，又會打仗，有發展前途的保定軍校晚屆同學，印象比較好，因而在提拔重用上，對他多有關照。
陳誠當然感激老同學的幫助，但並不以此為滿足。他一到黃埔軍校，接近大權獨攬的校長蔣介石，馬上靠了上去。
蔣介石註重物色人才，培養親信。陳誠投其所好，作出挑燈夜讀、勤奮恭謹等種種表演，向蔣介石邀寵。
又加上他還有個至關重要的浙江籍貫，很快與老蔣認了老鄉。這個情況預示了陳誠和葉挺、鄧演達將要分手。
但那時蔣介石還裝著很革命的樣子，誰也沒有認真看待這些事。
以後的兩年中，陳誠承蒙「恩師」鄧演達和新主子蔣介石的青睞，從連長到營長，從炮兵營長到炮兵科長，再到補充第一師團長，升得飛快。
到北伐戰爭開始時，葉挺率領獨立團先遣出征，鄧演達也率總政治部隨後北上，陳誠所在的補充師隨何應欽的東路軍開往華東，他們就此分道揚鐮。
1927年「四-一二」政變，是他們決裂的分水嶺，葉挺大義凜然，力主制裁、討伐叛徒蔣介石。陳誠卻背道而馳，亦步亦趨地跟著蔣介石，在反革命的路上滑了下去。
從1931年夏天開始，當了蔣介石嫡系十八軍軍長的陳誠，又率領他這支精銳部隊「圍剿」工農紅軍。
今日的陳誠名義上是個軍長，他的部隊名義上是一個軍，但實際上這個軍的編制和裝備與眾不同。
由於這個軍具有超級實力，早已被人們稱為「陳誠集團」，這位軍長也由於他和老蔣的特殊關系，地位與眾不同，成了江西戰場上的「剿共」主將。
葉挺的這個老朋友，今非昔比了。以他在蔣政權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和陳濟棠比一比，實在是大巫見小巫，有過之而無不及。
葉挺已經對他看透了。他要葉挺「協力共事」，豈不更加離奇！
葉挺早已確定的政治信仰，是不可動搖的。雖然他說過「不做國民黨的官，也不做共產黨的官」這類話，實際上這只是回答勸說者的一種托詞。他的心至今仍然向著共產黨。
葉挺在冷靜思考和焦急等待的過程中，一直在關註著黨的地下組織，希望了解一些訊息。
但這個目的沒能達到。這幾年陳濟棠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多次抄查駐在香港的中共兩廣工委，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就是廣州起義時搞過救護工作、現在澳門鏡湖醫院做醫生、常來葉挺家裏看病行醫的柯麟，也已中止了黨的組織生活，哪裏還找得到組織呢？
葉挺所以那樣厭惡陳濟棠，除了過去的諸多矛盾之外，陳近年來嗜殺成性地迫害革命者，更是一個直接原因。
但陳濟棠似乎不知道葉挺的這種觀感。以至他發出的「回省」邀請被葉挺拒絕之後，仍不甘心，又親筆修書，規勸葉挺「捐棄前嫌」。
這可把葉挺惹火了。來而不往非禮也！盛怒之下，他也給陳濟棠回了一封親筆信。
此信不講「前嫌」，專談「後怨」。以他所知的陳濟棠主政以來，屠殺6000黨員和群眾的罪惡事實，痛加鞭撻和指斥。
葉挺警告這個口念「善哉善哉」的神明信奉者，要他放下屠刀，少造罪孽，以免禍國殃民殃及自身，落個殺人遭殺的可恥下場。
葉挺奉上自己的地址，聲明如果陳濟棠因此信而起殺機，可以指派刺客到他家裏來（痛快！）。
葉挺以為，這封信招不來陳濟棠的報復，也會使他知趣了。
但情形並非如此。過了一些時候，陳濟棠又寫了一封信，並備了一份禮物，派了一名副官，專程來到澳門，「登門拜望」葉挺。
這封信再沒提「回省」的事，對葉挺寫的那封信，也未涉及。此處無聲勝有聲，陳濟棠這樣動作，表明他不敢再招惹葉挺了，但也沒放棄對他的拉攏。
葉挺請那位副官把陳濟棠的禮物，原封不動地帶回去。並請他傳話給陳濟棠，告訴他葉挺憂國心切，是為抗日救亡而回國的，而不是為了謀官職混飯吃。
只要陳濟棠堅持他的反共媚外政策，他們之間就談不上什麽合作。
除非是真正抗日的愛國軍隊，他是不會出來任職的，任何老關系老交情，也礙難從命。
這回，陳濟棠大概明白過來了，從此，再沒找過葉挺。
葉挺沒和陳誠、陳濟棠合作共事，卻欣然應邀參加了另外幾位粵軍老袍澤——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發動的福建事變，和他們一道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
1933年11月20日上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州南校場宣布「否定南京反動政府」，「打倒蔣介石」，福建事變爆發。
葉挺和李濟深等從香港到福州，以「客座參謀」的身份，參與了事變的謀劃運籌。
他希望透過參加這次事變，公開地表明自己抗日反蔣的政治立場，也希望透過這次事變，對於停止內戰，團結禦侮，產生一個有力的推動。
但對事變本身的成敗利鈍，他從自己兩次參加起義、兩次遭受失敗的教訓，和這次舉事的復雜情況來衡量，從未寄予太大期望。
在整個事變的過程中，蔡廷鍇對兵權抓得最緊，陳銘樞見解最多，華而不實。
在福建與江西蘇區達成互派軍事代表協定時，福建方面決定派李濟深的老部下尹時中常駐瑞金。
但尹時中一再推薦葉挺，認為他與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相熟，紅軍中還有他在獨立團和四軍時期的一些老部下，以他和共產黨的歷史關系，任此使命更為合適。
但這個提議未被采納，這是因為別人認為葉挺雖然同情支持事變，但對十九路軍來說這只是個「客座」人物，並不具備代表性；
葉挺自己更認為身份不合，不能代表十九路軍辦理任何交涉。
事變的後期，張雲逸作為紅軍的軍事代表，從瑞金來到福州，住在蔡廷鍇總部。
這個意外情況的出現，使得葉挺「他鄉遇故知」，獲得了會見這位黨的高級軍事幹部的難得機會。
這兩個北伐時期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服務的老戰友，經過這些年顛沛流離之後，乍見面時不免有了生疏感覺。
但當他們饒有興味地談起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政局的種種變遷，以及對於國家民族前途出路的深切憂慮時，兩人的感情越來越近，距離越來越小。
當葉挺談到他回來以後，陳誠等人一再拉他去「協力共事」，他都一一拒絕時，張雲逸說如有適合的國民黨軍隊可去的話，也不妨去試一試。
葉挺摸不準這話的含義，很感詫異。張雲逸解釋說：到國民黨軍隊去服務，不一定都是壞事。
中共黨員吉鴻昌就是國民黨軍隊的軍長，但他這個軍長反對內戰，主張抗日，做了許多有益革命的工作。
然而，不到兩個月，十九路軍的舉義就失敗了。
從表面上看，當時福州的革命氣氛是濃厚的。但實際上卻是軍事上的消極等待和政治上的孤立無援，以致開府兩個月，政績無建樹，局勢無進展。
而蔣介石卻抓緊時機，急調津浦路上監視韓復榘的10萬大軍兼程南下，開進了福建。
當蔣軍兵分兩路，在劉和鼎、盧興榮等地方部隊的配合下，直撲南平、古田時，陳、蔣、蔡等驚慌一片，決定放棄福州，退保閩西南。
但當十九路軍沿福廈公路向西撤退時，因得到韓復榘要趁蔣軍入閩進攻南京的情報，又奉命返回，固守福州。
幾天之後，陳、蔣、蔡和李濟深親臨福州北郊白沙鎮，指揮部隊構築陣地，準備與蔣軍「決一死戰」。
這時，驚魂未定的蔡廷鍇，忽又根據蔣軍登陸廈門，以及衛立煌部直趨永泰的訊息，未與其他人商量，再次下令撤退。
數萬大軍，十幾天裏，在這條路上往返白跑三趟，士氣之低落，體力之疲憊，可想而知。
軍次泉州，蔡廷鍇讓第二軍軍長毛維壽代理總司令，將部隊交給他「照看」，自己離開部隊，飛往龍巖。這顯然是為了甩下包袱，讓下級與蔣軍相機妥協。
結果蔣介石以重金收買了毛維壽和第五軍軍長張炎，接受了改編。
「五萬大軍齊解甲」，兼有北伐、抗日光榮和擁蔣反共汙點的十九路軍，就此煙消雲散，土崩瓦解。
由於十九路軍瓦解，葉挺和張雲逸很快又分手了。張雲逸奉令撤回蘇區，葉挺乘船經過香港，又回到了澳門。
葉挺這次離家赴閩，兩個多月中，又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的事變，家裏的人提心吊膽，不知又會帶來什麽災難。
直到他平安地回來，人們看到他不像先前從粵東和廣州「大敗而歸」時那樣狼狽，才又轉憂為喜，恢復了常態。
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退到香港不久，蔡廷鍇也從閩南經由粵東汕頭，來到了香港。
南京政府對他們發出通緝令，國民黨內掀起一片對他們的責罵聲。盡管壓力那樣大，他們仍然堅持醞釀組織新黨，決心進行長期鬥爭。
那時，在上海主持抗日愛國組織「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孫夫人宋慶齡，決定將福建事變的領導者們，全部吸收為該同盟的駐港委員，在香港建立分支組織，就地開展抗日活動。
這樣，又是由李濟深牽頭，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堅持反蔣鬥爭。
葉挺住在澳門，也自然地轉成為這個同盟的成員，每月都要過海到香港去兩三次，參加「同盟」的活動。
他到了香港，常是在街上給當時在「同盟」機關做收發譯電工作的十九路軍下級幹部李覺民打個電話，李覺民便會開上一輛小汽車出來接他。
有時葉挺在「同盟」機關盤桓一天，晚間不便出去了，就在李覺民的房子裏住一夜。
葉挺的主要活動地點是「同盟」軍委，主要的工作是幫助他們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將領。
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透過給老同學老同事們寫信，爭取他們釆取行動支持「同盟」。
他曾給張發奎寫過信，敦促這位屢次反蔣屢次失敗，至今仍然困在廣西的粵軍將領，與「同盟」攜手合作。
張發奎為此曾給「同盟」打來電報，表示願意支持「同盟」的鬥爭，希望給與一定經濟支持。
葉挺從澳門到香港活動，總是帶著李秀文。夫婦倆結伴同行，走親戚似的，有利於掩護身份，避免惹人生疑。
同時他們在香港也確有許多很要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時間都要登門拜訪，在一起聚一聚。
葉挺一個摯友叫譚冬菁。譚是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被黨派到第四軍第十師擔任組織科長時認識葉挺的。
大革命失敗後，譚回到廣州，在第四軍教導團擔任政治教官，廣州起義，他在紅軍總司令部裏，協助葉挺工作。
起義失敗以後，他流亡南洋多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抗日，又在福建事變中與葉挺遇到了一起。
現在他也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軍委服務，兩人不僅在辦公室共事，也常在九龍油麻地譚冬菁家裏談心。
葉挺到了譚冬菁家，從來不講客氣。某次他去譚家，正趕上譚的妻子做了許多包了雞肉蝦仁的廣東粽子，葉挺揀大個兒的吃了一個後，連稱「好吃好吃」。
之後又到廚房裏拿了五個，說家裏人口多，一人一個不夠分，倒像孩子那樣天真無邪。
1938年年初，葉挺在武漢籌建新四軍時，譚冬菁也到了武漢，當了他的隨從副官。
人們看到葉挺夫婦在港澳之間跑來跑去，相當辛苦，便勸他們搬到香港來住。
李秀文總是答以「那邊清靜，便於隱居」，其實葉挺從未真正「隱居」過，便是回到澳門，也有許多事情要做。
「革命同盟」需要出版書報，開展反蔣抗日宣傳。但在香港印刷這些東西有許多困難。
負責這項工作的梅龔彬等人和葉挺商量，由葉挺主持，在澳門板樟廟街辦了一間小型印刷廠，以應急需。
參加過福建事變、這時在澳門開診所的黃鼎臣為印刷工人提供免費醫療，也從旁給予支持。
這個小廠配合鬥爭需要，印了不少社會科學書籍和時事宣傳材料。
葉挺還想開辦一間書店，出版發行進步書籍，幾經籌措，終因種種條件限制而未能如願。
這段時間，葉挺的堂侄葉欽和，因為失業，精神苦悶，生活困難，約了幾個要好同學，從家鄉來到澳門找葉挺，希望他利用社會關系，幫助他們就業。
葉欽和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這之前，葉挺的另一個侄子葉石，以同樣的理由來找過他。
葉挺以葉石懂得一些電工技術，把他介紹到自己早年在孫中山警衛團時的老部下，現任虎門要塞司令的李潔之那裏，補了一個通訊排副排長，解決了他的吃飯問題。
但這一次，葉挺不願再作那樣的介紹了。因為他們有幾個人，把這麽多人推薦給誰都是不容易的事。
同時，他在福建事變期間作了一些社會調査，又和張雲逸作過長談，了解了許多內地和蘇區的實際情形，對國家前途、個人前途這類的問題，也就有了更深的考慮。
因而他覺得，對這些青年人的真正幫助，不應是讓他們去混飯吃，而應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
他問這幾個年輕人，知不知道北邊江西省有紅軍和蘇區？青年們都說知道。
葉挺說：「知道就好。那裏有你們追求的理想和前途，你們如果有勇氣，就到江西當紅軍去。」
這幾個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人，眼界還不開闊，覺悟程度也沒有那麽高，對葉挺的指點顯得接受不了。
葉挺指著窗外的大海，笑著對葉欽和說：「你想找前途，有前途的地方你又不敢去，那怎麽辦，那就跳海去吧。」
那時，葉欽和他們沒去參加紅軍。但幾年以後，當葉挺在武漢組建新四軍時，葉欽和又高興地跟著葉挺的胞弟葉輔平，一起趕到武漢，參加了新四軍。
葉挺在福州從張雲逸那裏，了解了有關朱德、賀龍、劉伯承、等老戰友們在各個革命根據地的活動情況，這在他的心裏，增添了許多思念。
特別是福建事變失敗以後，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再度升級，仗越打越大，葉挺每天從報上揣度著江西紅軍的困難處境，更是憂心忡忡。
那時，在陳濟棠派往贛南「剿共」的第一軍中，葉挺也有熟人。其中駐贛州的師長李振球，不僅是他的保定軍校同窗，還是他的「三個好朋友之一」。
這些年葉挺漂泊流浪，李振球深表同情，常在生活費用方面給予接濟。
蔣介石讓陳濟棠出兵「剿共」，內中有一個目的，就是削弱「南天王」的軍事實力。
陳濟棠深知其中奧妙，他以屯兵省外，護衛粵境，以贛養粵，擴充實力作為對策，反其道而行之。
在這個方針指導之下，「駐贛粵軍」的「剿共」，一般只限於出兵粵贛邊境，和對蘇區實行全面經濟封鎖。
除此之外，粵軍並不主動進攻紅軍，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來掠奪贛南財富，籌集巨額軍費。
一天，葉挺漫步澳門街頭，迎面碰上了曾給胡漢民當過副官的劉冠海。兩人駐足搭訕，葉挺才知道他早已棄官經商，念起了生意經。
葉挺一想，劉冠海和李振球也有舊交，何不利用一下商人的唯利是圖心理，給他往李振球那裏引個線，讓他又賺得到錢，又能為蘇區做一點事？
打定主意，他便對劉冠海說：「有一筆生意好做，不知你願不願意？」劉冠海說：「那要看有沒有得撈。」
葉挺說：「這裏海邊上鹽多，江西缺鹽有山貨。你盡管多販一些鹽到那邊去找李振球幫你推銷，再采辦山貨回來，只要走通了這條路，保你發大財。」
劉冠海對這個資訊很感興趣。不久便按照葉挺的主意幹了起來。先是親自販鹽到贛南去賣，以後又和李振球部隊聯合經營，做成了幾宗大買賣。
這雖然是葉挺順手牽羊，偶然促成的一件事情，但它卻有力地表示著，葉挺的心確是通著蘇區和紅軍的。
到了1935年，局勢起了變化。港英當局之前一貫勾結蔣介石、陳濟棠，鎮壓革命。這時英國正忙於對付法西斯德國，而蔣介石政府與德國關系密切，引起英國政府的不滿。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為此，新上任的港英當局負責人郝德傑緩和了對反蔣勢力的高壓政策。
這樣，除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陳濟棠等國民黨實力派反蔣人物，也都在香港派了常駐代表。
他們互相串連，非常活躍，以各種牌號的抗日主張，進行反蔣活動。
在這種背景下，葉挺在1935年曾兩次出訪福建，在福州、廈門等地推動抗日反蔣。
這兩次赴閩，是和李秀文及正大、正明兩個兒子一起去的。名義上是攜眷遊覽觀光，實則每到一地，常常一個人出去「訪友」，會晤地方反蔣人士。
1936年5月，在長征途中奉命轉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的潘漢年，結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動，回國復命。
他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應再次實作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侵略的重大戰略轉變意圖，帶到了香港。
潘漢年在逗留香港期間，做了許多聯絡工作，也找了葉挺。那次約見是在彌敦飯店進行的，在座的人還有柯麟。
潘漢年將中國共產黨將由推翻國民黨統治到聯合國民黨抗日，改反蔣抗日為聯蔣抗日的轉變告訴他們，希望葉挺以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力量，促進這一目標早日實作。
還希望他在兩廣和其他地方反蔣實力派中做些疏通工作，使他們也能適應這個轉變。
葉挺欣喜地接受了這個使命。為此，他曾在1936年夏天，偕同妻兒出遊上海、蘇州、杭州各地。
那時，由於幾年前十九路軍淞滬抗戰被蔣介石破壞之後，日本在上海地區陸上水上增加了兵力，對我虎視眈眈。
蔣介石為了預防日軍再從上海進攻，威脅他的京城，調集了4個師的兵力，在南京以東的蘇州、嘉興、常熟、江陰之線，修築防禦工程。
葉挺此行，看望了一些執行這個任務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就共同關心的抗日問題，作過傾心交談。
這個時期，葉挺心情很好，情緒很高。每逢知己便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中共）有了聯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前幾年，每當朋友提到「你為什麽不找共產黨」的問題時，他總回答：「國民黨是沒有希望了，將來都要走共產黨的路，但我離開一段時間了，要找也需要重辦手續。」
這些話飽含著他對黨的向往，但也夾雜著為難的情緒。因為，那時他還弄不清楚，黨中央對他的脫黨問題是怎樣看的。
現在不同了，潘漢年主動來找他，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戰略告訴了他，並要求他繼續為黨工作。
黨如此明白地表明了他所期望的這種理解和諒解，滿足了他的最大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