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澤東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特戰犯進行加速改造。
主管部門接到命令後，立即到全國各監獄、勞改單位中挑選。而被俘的戰犯中，夠這一條件的最多的是軍長一級的將軍。行政官員和特務也容易挑選。
唯有黨棍太少，只找到一位專門負責黨務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境塘，後來只好降低標準，找出了兩個省黨部的代理書記長李帆群和李佩青。
文官由於沒有打過仗，特別是國民黨黨務人員只會賣嘴皮子，因此很為當時軍人所輕視。在秦城監獄也是受盡了冷嘲熱諷。
1.龐鏡塘：職級最高的文官
龐鏡塘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山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負責山東黨務工作。
他是被俘虜的國民黨黨棍中級別最高、資格最老的一個，被從山東濟南解放軍官訓練團挑選到北京戰犯管理所。
龐鏡塘沒有軍銜，是一位職業政客。他不像其他國民黨棍員，是黃埔軍校畢業後當官的，而是讀了兩個大學，一個是北京大學，一個是山西大學。
畢業後進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搞編審工作，後來又到各色各樣的政治部門當秘書、委員、專員、縣長、處長，還當過教授。
最後，龐鏡塘升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
國民黨當官中被俘的，尤其是高級黨棍被俘的確實在少數。
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多帶兵的將領們都清楚，如果再和共產黨打仗，不但會死很多人，而且戰場上的生活遠遠不如城市的生活舒服，所以，他們都不希望重新點燃戰火。
可是國民黨的高級黨棍們，卻不希望和共產黨一分天下，便拼命地鼓動要消滅共產黨。
所以，戰爭一開始，叫囂得最厲害，喊打喊得最起勁的是黨棍們，而當戰爭失利，跑得最快的，跑得最遠的也是這些黨棍們。
雖然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中央委員那麽多，但被俘的卻只有一位書呆子——龐鏡塘。
龐境塘是在1948年的濟南戰役中被俘的。據說，他當初是聽了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的話，才沒逃到台灣的。
這兩位將軍曾拍著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證過：「俺們有十幾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還怕打不過只有步槍迫擊炮的共產黨軍隊？」
「想當年日本軍隊裝備比俺們好得多，還有飛機，俺們也熬過來沒有當俘虜。你放心好了！」
結果這位書呆子和這些將軍們一同成了高級戰俘。說來好笑，他當時被查獲，是因為長得太胖。
10月9日那天，在濟南臨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他被解放軍發現，解放軍看他肥肥胖胖的，就知道是個大官，只盤問了幾句，龐境塘就承認了自己的身份。
龐鏡塘1901年岀生在一個舊官僚家庭，父親當過滿清的大官，家產豐厚，除上海、南京、濟南有大公館外，北京絨線胡同還有一所大院子。
所以他一直過著少爺生活。受家庭環境影響，他從小吃喝玩樂，詩書字畫無一不精，而且從小就學著如何往上爬，如何統治別人。
當了黨棍之後，更加劇了這種思想。他在濟南解放戰爭中被活捉後，既沒有像許多高級將領一樣準備自殺，也沒有隱瞞身份，而是處處小心翼翼，一般人對他的評語是「循規蹈矩」。
他長期從事國民黨的黨務工作。所謂黨務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國民黨山東省黨部舊址
他先後在上海、武漢、北平、南昌、浙江、山東等地任職，每到一處就要捕殺一些工人、農民、學生和進步分子，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被俘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思想頑固，表示「不向共產黨投降，不背叛國民黨」。
龐境塘是搞黨務的，很了解共產黨的政策，他判斷像他這種地位的人，共產黨要殺掉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被查獲後態度自若，不想自殺，也沒有怕死的表現。
他也深知，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所以讓交待問題時，他很迅速地都交待了。
龐鏡塘平日和人接觸總是先笑一笑之後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話和人攀談，很少看到他發脾氣。
他在改造所裏，只有兩次特別生氣。一次是不知道是誰在他桌上寫了幾個字，他看了氣得跳了起來，並且向管理所領導反映要查對筆跡，看是誰寫的，非要處分這個人不可。
原來在他桌上寫的是這樣幾個字：「前有石敬糖，現有龐鏡塘，現鏡塘想學前敬糖，可惜學不像！」他一面大發雷霆，請求追查，一面伏在桌上流淚。
他覺得十分委屈，作為生活委員，他一心一意地為同學們服務，可是現在卻有人把他比作認賊作父的兒皇帝石鏡塘，怎麽不傷心難過？
可是，他的要求沒有被管理所的領導接受，因為要核查功德林100多名戰犯的筆跡，確實沒有必要，也很是興師動眾，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
還有一次，不知道是誰，把他種的兩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開水，等他發現這些東西蔦了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
為此，他大發脾氣，說幹這種事的人太缺德，太可恨了，沒有良心，連監獄中這一點點生命都不放過。
當他得知沈醉當過偵緝處長和偵察隊長一類的領導時，便多次請求沈醉幫他破案。
沈醉
龐鏡塘平日裏交待問題的態度好，遵守規章制度好，身體不錯，勞動也好，且從不在背地裏發牢騷，於是便當了生活委員。
生活委員這個角色什麽都管。從打掃衛生的掃帚、水桶到勞動工具，都得負責清點、保存、使用、修理。
最難辦的是領發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手紙、肥皂等等，有時碰上個把貪小便宜的多拿一份，如果查不岀來就得把自己的一份墊上。
所以每次領發時他寧可一人幹也不要別人幫忙，這樣錯了時心裏有數便於尋找，免得岀些不必要的麻煩。
這些瑣碎小事，在過去這些大官們心裏是想也不會想的小事，如今卻斤斤計較，而龐鏡塘也盡職盡責地完成日用品的分配和發放工作。
生活值日也是件難辦的事。他得負責檢查樓道、廁所等公共場合的衛生。
如果是負責的人值日還好辦，要是碰上不負責的人可就麻煩了，有的經指出後馬上改正，該補做的補做，該返工的返工；可有的人被指出後卻不予理睬。你說你的，我幹我的。
碰上這種情況，龐鏡塘多半是自己動手，該出手時就出手，得饒人時且饒人，他從不為這些事向上匯報，也不讓當事者在生活會上檢討。
龐鏡塘的生活委員幹得很成功，既能負責，又以身作則，還不打小報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好評。
龐鏡塘雖然平常很少發脾氣，待人隨和，但他在一件事情上特別較真。那就是在「CC系」的來源問題上，他經常與人發生爭論。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許多國民黨的髙級軍政人員常常說：CC系是指陳果夫和陳立夫兩兄弟組成的小團體組織，這一說法至今也被許多人接受。
可是，身為CC系的骨幹分子之一，龐鏡塘有自己的看法：
在國民革命時期，北伐軍收復上海後，蔣介石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便把各省市黨部的負責人都委派定了，一部份不能到職的省市黨部委員便集中在上海，等候時機岀發。
但到1927年8月，蔣介石一度被迫下野。在到日本之前，他還從兩方面做好了「東山再起」的準備。
一是命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部長朱紹良把黃埔學生安置在一起；
二是命令陳果夫把集中在上海的各省市黨部委員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中央俱樂部」以反對由把持南京中央政權的李宗仁、白崇禧組織的「中央特別委員會」。
這個「中央俱樂部」的房子，便是龐鏡塘在上海的公館，因為「中央俱樂部」的英文譯名為：「CENTRA LCLUB」，簡稱CC系。
後來，蔣介石重新復職後，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但實際工作卻由副部長陳果夫負責。
當南京的特別委員會垮台後，「中央俱樂部」的組織雖然不存在，但原來參加這個小組織的成員卻在陳果夫的領導下，更加緊密地勾結在一起。
到1929年，陳果夫的胞弟陳立夫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黨部秘書長，二陳在國民黨內的勢力才更加擴充套件和炙手可熱。
從此，過去國民黨內部所謂「蔣家天下丁家（指丁惟汾）黨」的說法便一變而成「蔣家天下陳家黨」了。
由於陳的英文譯音的第一個字母是C，有人便把CC系解釋成二陳。
作為親身經歷者，龐鏡塘對CC系由來以及名稱的解釋雖然有說服力，不過反對他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為了這個問題，在「同學」們閑聊的時候發生過多次爭論，每次龐鏡塘都據理力爭，毫不讓步。
雖然龐鏡塘在當生活委員時，幹得是有聲有色，也深得領導和同學們的好評，但這對於職業政客來講都是副業，耍筆桿子才是他的「主業」。
龐鏡塘很有文采，是有名的筆桿子，而且寫得一手好毛筆字，這點在改造所裏大有用場。
凡是要寫個什麽集體表決心、挑戰書、應戰書、總結、計劃之類的事，他執筆起草的時候多，多數是一稿定音，很少修改。
要是向中央表態的東西，那是非他起草不可，也多半是「一讀」透過。
晚年龐鏡塘，與年輕時相比瘦了很多
他有調解才能，腦子裏的典故最多，可隨手拈來。【資治通鑒】、【辭源】、【辭海】都能隨口參照，記憶力也好。
如果碰上文字方面的事，去找他沒錯，他可根據具體情況引經據典，讓別人心服口服。
這樣就減少了很多麻煩，把問題、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因此，許多人在出現爭執的時候也倒樂意找他解決。
龐鏡塘遇事靈活，能審時度勢，這對他的改造也有很大幫助，拿剃胡子的事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是剛來功德林不久，功德林有五個胡子，這五個人是龐鏡塘、張淦、劉嘉樹、莫德宏和黃維。這五個人留胡子各有各的想法。
龐鏡塘說是為在台灣的妻子楊寶琳留的，當時她是國民黨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為懷念妻子留胡子誰也說不出什麽，暗地裏卻說是為蔣介石留的。
張淦
張淦、劉嘉樹、莫德宏主要是個人愛好，而黃維則公開說他留的是「落難胡子」。
這樣一來，監獄管理部門當然不肯放過，一個是為了蔣介石，一個是對「落難」不滿，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說是「忠於國民黨」的表現，就要他們剃掉。
龐鏡塘、黃維沒有不剃的理由，於是龐鏡塘一看這勢頭，知道遲早也得剃掉，不如服從決定，還落個起了「帶頭」作用。馬上答應首先剃他的，並說「早就想剃掉」。
龐鏡塘一表態，張淦、劉嘉樹、莫德宏也就無可奈何，思想不通，也勉強剃了。只有黃維堅持不剃，一直留到他思想通了，自己提出剃掉，才最後一個剃了。
龐鏡塘有三個兒子都在大陸，後妻帶著兩個女兒去了台灣。
1960年第二批特赦時，適逢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安置地點原則上有親屬的隨親屬，沒親屬的屬於首要戰犯者安排在全國政協。
龐鏡塘先擬安排在全國政協，後他要求與兒子同住。最後隨三兒子去了沈陽，在省政協當文史專員。
在他任文史專員期間，他結合自身的親身經歷，寫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概述】、【「中央俱樂部」——CC的組織及其活動】、【我在濟南戰役中的經歷和見聞】、【國民黨反動派在濟南實行反共措施的片段回憶】等文章，給人們提供了了解那段歷史的珍貴史料。
1965年龐鏡塘病逝於沈陽，終年64歲。
2.李帆群：比龐鏡塘更厲害的筆桿子
在北京戰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許多人都感到頭痛。
因為他的筆桿子也相當厲害，但這與龐鏡塘不同，龐鏡塘是專門化解矛盾，而他是專門制造矛盾。他要是抓住誰的小辮子，一準寫出一張質問該同學的小字報貼在墻報上。
由於戰犯中80%以上是耍槍桿子出身的，你如和他們大吵大鬧，甚至動拳揮腳，他們都會毫不示弱。
但耍起筆桿子來，除少數如宋希濂、徐遠舉、文強等「文武雙全」的人之外，大都是一拿筆就不知所雲。
所以誰要在墻報上質問他一下，這比罵他幾聲「反革命」和「蔣介石的孝子賢孫」還不好受。
吵一下，誰是誰非很難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虧，但一旦上了墻報，看到的人便多了，甚至是全所都知道，這都不是十分嚴重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墻報還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員那裏去存檔。這事關個人前途，誰都害怕。
李帆群卻專愛幹這種事。所以，在改造所裏，他的人緣就不太好。
李帆群下筆特別快，僅一頓飯工夫，一篇質問某某某的墻報便能寫好。他的筆尖幾乎可以和【西廂記】中的張生相比，可以橫掃功德林中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將軍們。
這當然和他的出身與過去的職業有關系。他是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畢業的高材生，畢業後分配到新疆。
眾所周知，過去新疆由盛世才統治，殺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膽，一不小心便會人頭落地。
可是，李帆群卻「目光如炬」，他在新疆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便放棄了在大城市優越的生活，誌願赴邊疆°
盛世才被趕走後，國民黨掌握新疆的軍政大權，許多單位都沒有人，得有人去填補，李帆群便自願去了邊陲，並被任命為【新疆日報】的主編。
成為省報的主編，這對連記者和編輯都沒做過的李帆群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榮幸和驕傲了。
盛世才
而使他更為得意的是：新疆解放前，國民黨省黨部幾個頭頭都走了。大頭走得了，中小頭頭走不了的，便想過幾天官癮，自己封起官來，只要發一個電報，國民黨中央便可照準。
李帆群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又是省報的負責人，便被封為代理新疆省黨部書記長。
可是好景不長，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階下囚，被送進了勞動改造隊。此時，李帆群悔不當初，他想自己要是只做個省報負責人也不至於落到如此境地！
可是話又說回來，李帆群雖然愛耍筆桿子，時常有過激言論，需要批評和制止。
可是，他在監獄中從來不參與打人事件，倒是那些職務和資歷比較高的人經常岀手打人。
其中最為大家熟知的就是打黃維了，當時有不少人都參與了，有的是公開參與，有的則是背地裏叫好。
對於這種情況，李帆群不管是口頭上，還是字面上都是表示反對的。這點我們還是要肯定的。
1956年，毛澤東下令，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特戰犯進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門在執行這一項命令時，便從全國許多監獄挑選。
據說被俘的戰犯中，夠這一條件的最多的是軍長一級的將軍。行政官員和特務，也能湊出一批。
唯獨黨棍太少，只找出一位是專門負責黨務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龐鏡塘。
於是只好降格要求，總算找出了兩個省的代理書記長，一個是河南的李佩清，一個就是李帆群。
李帆群揮汗流淚勞改了幾年，居然又時來運轉。1956年，他從新疆勞改隊選調到了北京戰犯管理所，這一下比他代理省黨部書記長更加走運，引起了上下的勞改人員的羨慕。
新疆勞改監獄舊址
因為集中到北京來加速改造，這等於提了好多級別。
誰都知道，集中到北京來的，武官是軍長一級，文官是省主席一級，特務是將官級，他一個省黨部代理書記長也被挑選上了，不但引起許多人的羨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
甚至有人發牢騷，說共產黨人太不了解情況了，把國民黨黨部的書記長也誤認為像共產黨書記一樣，是掌握大權的主要負責人，才把李帆群當作重要人物而挑選到北京了。
李帆群也不是什麽樣的人都批，是專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來批一下，這是他從幾次教訓後得出的經驗。
李帆群剛到功德林時，著實嚇了一大跳。他看到了許多過去的大人物，這些大人物都是過去自己想接近而接近不得的，這次卻都居然成了「同學」，他覺得十分自豪。
今日既然能有機會接近這些大人物，便有機會批評了。他先把矛頭指向了曾經的頂頭上司宋希濂。
宋希濂以前是新疆警備司令，而李帆群當時任【新疆日報】的編輯主任，所以，宋希濂是李帆群這些小人物想巴結都巴結不上的。
現在既成了「同學」，那情況就不一樣了。這次可以過過癮，鬥鬥大人物，李帆群這樣想到。
有一次，不知為一件什麽事，他還沒有完全弄清楚時，便寫了一張質問宋希濂的小字墻報。
宋希濂是湖南騾子脾氣，誰要惹了他，他一定要進行還擊，決不妥協。
李帆群的一張小字報，引來了宋的三張反質問，最後他只好認錯，並向宋表示沒弄清楚的情況下亂提意見，作了檢討才收場。
有了這回教訓，他懂得了一句老話：「黑夜摸柿子，要揀軟的吃（欺）！」
後來，每次要表示「進步」的時候，李帆群都要先調查情況，做好準備工作。當他得知沈醉剛從重慶轉來時，便問他學習得怎麽樣？
由於聽別人講過關於李帆群的「事跡」，沈醉斷定這是他在試探自己，便很嚴肅地說：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候，學到了16個字，這16個字不但學到了，而且還能運用得很好。
李帆群一聽感到十分吃驚，覺得這個人不簡單，因為往日人們在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時，總是學了不能用，或者不能很好的套用，而眼前的這個人不僅學會了，而且還運用得很好。
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便也嚴肅地問沈醉：是哪16個字？
沈醉慷慨激昂地背誦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背完之後，沈醉還把衣服袖子撥開，露出了鼓鼓的肌肉。這意味著什麽？李帆群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自此之後，他和沈醉之間沒有發生過筆墨官司，更別提動手動腳了。
李帆群在1961年得到了特赦。特赦後，李帆群回到了老家安慶，被安排在市政協工作。
後來，他又先後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委員、民革安徽省委委員、安慶市政協常委、民革安慶市委常委等職。
他為搶救文史資料，筆耕不輟，先後撰寫了【安慶史話】、【安慶的青幫】、【秋瑾與安慶】、【馬炮營起義】、【陳獨秀故居】等文史資料，以及中篇歷史小說【徐錫麟】等。
但他心中最放不下的還是新疆，那是他大喜大悲的地方。
1980年，李帆群終於如願再次回到了新疆。故地重遊，不禁感慨萬千。
他一口氣寫出了【新疆啊，我的母親!】、【塞外的老莊】、【關於天山南北】、【花園之城——伊寧】等多篇散文。
80年代的新疆公路
晚年的李帆群念念不忘實作祖國的統一大業，在重病中，他還不斷給在台灣的親朋故舊寫信，宣傳黨的統戰政策，介紹大陸的變化。
1988年，李帆群悄然離開了人世，享年66歲。李帆群雖然離開了，但他為介紹宣傳新疆所寫的大量文字，他在天山南北留下的那些腳印，必定永世長存！
3.李佩青：愛充進步的小人物
李佩青比李帆群還走運，他在國民黨政府中，最高的職務是當過一屆小縣縣長。河南快解放時，當了幾天省黨部代理書記長。
也不知為什麽把他從勞改農場集中到北京，和過去他只能從報紙上看到的這些國民黨大官在一起，他立刻覺得自己是大人物了，總想在人們面前顯示一番，充充進步。
李佩清學識淺薄，沒有什麽高深的理論，卻有一手絕招，敢於暴露思想。
吃到肉想吃魚，吃到魚又想吃雞，領到新棉衣還希望能發一件新大衣等等所謂見不得人的醜惡思想。
每次不論學什麽，談什麽，他都能大講一番，半天學習時間都能讓他一個人占去。
可是，誰也不阻止他的發言，因為稍微聰明的一點人都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一個不小心，就被別人抓了把柄去，所以，對於李佩青的發言大家都不會有意見，反而樂得其所。
李佩青不僅在座談會上顯示自己，在勞動上，他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為集中的這些戰犯們，多數年老體衰，身患各種疾病，這些人在舊社會長期過著被人服侍的生活，根本不會幹活，有些甚至連一桶水都提不動。
而李佩青天生大力氣，這樣，他就有表現自己的機會了，除了爭取勞動外，還自動請求負責背楊光鈺的工作。
楊光鈺是黃埔一期生，但多年征戰中，最高也還只當了第三軍中將副軍長。1948年，在清風店戰役中，他和軍長羅歷戎同被活捉。
他認為作為軍人應該「不成功便成仁」，被俘不久後，便尋機自殺，自己放火燒自己，結果把自己的兩條腿燒成重傷，幸而被看守發覺而沒有來得及燒到上半身。
雙腿經包紮後他又暗中把藥弄掉，用冷水去淋傷口，想感染成破傷風死去。
由於兩腿潰爛，醫生為了搶救而將他兩條小腿切去。在醫護人員的照料下，他終於決定活下去。
這位無腳將軍在集中後，除學習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動都得由人背著。
他怕給人添麻煩，不去看電影，李佩青就堅決要背他去，這樣一來，李佩青便有爭取進步的機會了。
由於表現得好，李佩青去秦城農場後，被選為勞動副隊長，他喜歡擺出一副「首長」架勢。
每天分工時，都是一副長官姿態，那種發號施令的得意神態遭到許多人嘲笑，他都視而不見，照樣神氣活現。
有一次實在使人受不了，有人跟他頂了起來，他便去向管理員哭訴。
管理員一聽，立刻指出他這種態度不對，不能這樣對待犯人。他一聽更傷心了，便強辭奪理說過去這些人對他都能拍桌大罵，今天嚴格一點他們都接受不了，這不是過分了嗎？
管理員們經過研究，決定把他這個副隊長免掉，讓他當隊員。
李佩青眼睛近視非常厲害，管理所幾次想給他配眼鏡，他都一再拒絕。
其實，他真實目的是想在這方面表現「進步思想」，寧可視力差點，也不亂花政府一分錢，也要表現岀與眾不同的「進步思想」。
對於李佩青爭取進步的表現，當時的許多同學都寫文章批判過，認為他是假積極，愛表現。
其實，他多年內能背著腿腳不方便的楊光鈺，這種樂於助人的行為本身就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又何須求全責備呢？
李佩青自被免掉了副隊長後，便極力想爭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在勞動中特別賣力，尤其是管理員在場時，他幾乎一刻也不休息，故意表現自己。
別人休息他不休息，別人挑五六十斤，他非挑百斤以上可。由於他平時人緣就不佳，許多人欺負他近視，經常捉弄他。
有一次在挖樹坑時，他正在一人深的坑內用力把土向上甩出來，兩個尋他開心的戰犯故意輕聲地講道：「怎麽？今天局長和處長都來看我們勞動了！」
他一聽這話，以為有人來參觀，表現的機會來了，便兩手揮動鐵鏟不停地甩土，也不顧擦汗和喘氣。
他剛想停一下休息時，這兩人又悄悄說一聲：「怎麽專朝我們這邊走來？」
李佩青聽到此，連汗都不擦一下，幹得更起勁了，但人畢竟不是機器，沒過多久，他就臉色發白暈倒在坑內，人們費了很大氣力才把他擡了上來。
他一聽到管理員說快送他回去休息，又馬上跳回坑內，並說：「我要向解放軍學習，輕傷不下火線。」
管理員也了解李佩青追求進步的心情，便講道：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首任所長—姚倫
「要你們來參加體力勞動，不是把你們當成一個勞動力來使用，一定要完成多少勞動定額，主要是希望透過體力勞動來改造你們過去輕視勞動人民的思想。」
誰知，他沒聽懂管理員的言外之意，仍不肯休息，還要表現，管理員只好說：「要你回去休息就得回去休息，不聽從就是嚴重的錯誤行為！」
李佩青一聽這話馬上爬上來，垂頭喪氣地回去了。因沒能在領導面前好好表現自己，他又惱了好久。後來，當他得知局長根本就沒來時，鼻子差點沒氣歪了。
這位愛表現進步的李佩青，比愛耍筆桿子的李帆群遲了五年才得到了特赦。
他被安排在了全國政協當文史專員，沒有回原籍河南。在任文史專員期間，李佩青發揮專長，結合自身的經歷，寫了【我所知道的中國青年黨】等文章。
1986年，李佩青去世，終年8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