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李章達等民主黨派領導人與中共的肝膽相照關系（四）

李章達等民主黨派領導人

與中共的肝膽相照關系(四)

古延賢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定,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從此發動了向各個解放區的全面進攻。7月3日,國民黨反動派企圖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陷於孤立,竟不顧政協決議,召集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悍然決定於11月15日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在此之前,國民黨反動派報紙放出聲氣,說國民代表大會將不問共產黨代表是否出席,均將如期舉行,並造謠民主同盟已決定派出代表參加。當時,【華商報】的記者為叩詢事實真相,特就此事面訪了南方民盟主任委員李章達。李章達嚴詞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散布的謠言,態度堅決地說:「此事絕無根據,民盟與各民主黨派決采同一立場,在基本問題未獲合理解決前,決不會參加所謂國民代表大會以及政府改組。」(15)

李章達還表示,國民黨要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使民盟與各民主黨派參加,必須解決以下基本問題: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應實作民選同時改組,在未實行民選時,須讓各黨派一同參加;

(二)國府委員中,民主黨派須擁有一定名額,以保持否決權;

(三)組織聯合政府;

(四)必須解決憲法問題,「變相的或者獨裁的裝飾品的憲法,堅決反對」;

(五)國大代表問題,必須依政協會議決定;

(六)政府內戰傾向必須修正。

在以上「國是基本問題」未解決之前,民盟絕不參加國民大會。如果國民黨政府擅自主張,在沒有民盟與中共以及其他民主黨派參加的情況下,執迷不悟,一意孤行,遽然召開國民大會,那只能是一廂情願,其不能代表全國民意(16)。

李章達主任委員的上述譴責之詞,擲地有聲,鏗鏘作響。他的這一番話,澄清了謠諑,明辨了是非,使事情的真相大白,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制造謠言蒙騙全國人民的罪惡陰謀宣告破產。

1946年8月20日,正當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大舉用兵,包圍攻擊,並揚言要以武力解決中共軍隊問題時,港九各界人士特地假借灣仔六國飯店,召開「廖仲愷先生殉國廿一周年紀念會」,以緬懷先烈的形式,呼籲和平,制止內戰。當日,到會的有各界領袖、工團代表及社會名流300余人。李章達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等被推舉為會議主席團成員。會上,組織了「港九各界反對內戰大同盟」,並聯名致電蔣介石,請求立即頒布停戰令。電文說:

「……本日仲愷先生殉國廿一周年,同人等緬懷先烈,僉認為唯有和平息爭,實行民主,始足以慰仲愷先生在天之靈。」電文祈望政府當局顧念民生之疾苦,「立頒停戰命令,實行政協會議決議,化幹戈為玉帛,出斯民於水火……」(17)

1947年,時任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主席的李濟深,致函在國內外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請他們前來香港共商大計。當時,在港的李章達政見相同,他積極協助李濟深、何香凝等,為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不懈努力。決定由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等人作為「民革」組織的主要發起人,立即成立籌備委員會,進行「民革」組織的籌建工作。在籌備「民革」組織過程中,當討論到應該由誰來擔任「民革」主席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認為非宋慶齡同誌莫屬」。決定由何香凝、李濟深、李章達、柳亞子、彭澤民、陳其瑗6位國民黨元老簽名,寫了一封【上孫夫人書】。書中說:「自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被蔣介石及其爪牙黨內頑固分子推翻後,中國人民渴望的民主和平便不能早日實作,且深陷於殘酷的內戰災禍中……我們應海內外大多數黨的同誌的要求,特發於本年11月12日總理誕辰紀念日,在香港開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作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夫人為總理遺誌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18)李章達等6位國民黨元老聯名簽署的這封信,由朱學範派人設法轉交,後宋慶齡透過中共香港地下黨轉告:「她贊成並全力支持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但不能南來香港,仍繼續留在上海工作。」

至1947年底,李章達與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等人,鑒於蔣介石政府在背叛孫中山遺誌,遂於12月25日在香港召開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10余人出席這次大會。會議討論透過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告本黨同誌書】等檔,並推選了54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13人組成中央監察委員會。李章達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兼任秘書長(16位元常委)。5月2日,李章達同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認真討論了中共的「五一」口號,並群起積極響應。5月5日,李章達代表中國人民救國會,與李濟深、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中國致公黨),彭澤民(中國農工民主黨),蔡廷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與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2人,向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通電。通電說:

南京反動政府,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年與美帝互相勾結,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國命所及者,無不俯首聽命。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撕毀五大協定,遂使內戰延綿,生靈塗炭。今更偽裝民主,欲以欺蒙世界。今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發出推翻獨裁政府,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符合人民要求和同人等之主張,對「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希全國人士研討辦法,積極響應。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號」,李章達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審批擬邀請到解放區參加政治協商,被列為成立新中國民主聯合政府的首批名單: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等29人中,檔顯示排名列第四位,也是率先在1948年5月初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物的12人之一。

當時,有一些人企圖在國共兩黨之間另辟蹊徑,尋求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以保其「獨立的第三者地位」。有些報刊也為之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大肆宣揚,致使「中間路線」之說,一時甚囂塵上,蒙騙國人。李章達及時發表文章和談話,針對錯誤論調予以嚴厲駁斥。他還同沈鈞儒、譚平山、馬敘倫、郭沫若、鄧初民等,應邀出席【華商報】為此在香港舉行的座談會,對「中間路線」進行了有力批判,揭露其陰謀,使「中間路線」之說在民主黨派中沒有市場,在國人面前也失去了信用。「中間路線」在中國走不通

中共中央對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號召十分重視。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給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發了復電,電文說:「諸先生贊同敝黨5月1日關於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作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作,極為欽佩」「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19)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章達擔任民主黨派領導人,把積極策反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高官起義等工作作為民主黨派與中共緊密配合的任務,成功地策反羅梓材、李潔之等人於解放戰爭期間先後率部起義,投向了人民陣營。光孝路祝壽巷44的家也成為中共地下黨交換機密情報和有時候開會的秘密機關,接收廣州市的防止敵特破壞等機要會議也是在這裏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鐘明、陳翔南等人。

1949年初,李章達應中共中央邀請,前往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這次從香港啟程北上,他心潮翻滾,感慨萬千。因為他感到自己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長期在民主運動的激流中拼搏,盡管擔當風險,歷盡艱辛,而最後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事業,生平夙願得償而興奮、激動。當北上途經石家莊時,李章達和同行的民主人士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抵達北平後,同年2月26日,李章達應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召開的歡迎各界民主人士大會。隨後,參與了中共中央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籌備會議的會前準備工作。經各方協商,決定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於6月中旬在北平正式成立。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李章達以人民救國會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會議,並被推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李章達先生以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顯著勞績和在人民中的卓著聲望而被選任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員56人)「李章達先生是我們革命隊伍中英勇的老而彌堅的革命戰士……」。

新中國建立後,李章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行政三級),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並兼廣州市人民政府第一副市長(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廣州人民政府市長為葉劍英),兼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兼任廣州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廣州市協商委員會主席為葉劍英)並兼任華南聯合大學董事長兼校長,兼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文教衛生委員會主任和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聯合報】社社長等職務,奮不顧身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去,積勞成疾,1953年12月9日在任上逝世。

中共有關領導同誌說:「李章達先生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下前進的積極戰士,李章達先生是一個優秀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李章達患病期間,中共中央有關領導高度重視,安排一列公務專列送李章達到北京治病,周恩來總理乘坐救護車親自到北京火車月台迎接。

李章達逝世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打電話發電報來慰問親屬。【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成員】這本書介紹李章達一文的標題是:【李章達—優秀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葉劍英緬懷李章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