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西蒙
最近細讀元史，發現在史書的犄角旮旯裏，有個叫範孟的底層小吏。他的知名度極低，卻很有分析的價值，其生平事跡，簡直就是古代職場霸淩受害者的典型。
範孟事件，簡單來說，就是一場職場霸淩受害者的反擊戰，只是他采用了極端的、暴力的手段，對加害者進行報復。這殘酷的手段，也映照出其內心的心理問題。其中有很多歷史的教訓，既有組織管理上的，也有人格心理上的。
在一個組織裏，上級與下級本不該是相互猜忌與對抗的關系，只有雙方互利共贏，才能維持整個體制的有效執行。但是，在現實中，總有一些上級不把下級當人看，門第、血緣、地域等因素都影響著上級的主觀因素，這就會導致用人不明的普遍現象。而且，如果上級沒有足夠的人格魅力與工作能力，就很難令下級信服，若再不能有效管理下級，就更不配成為上位者了。像範孟這樣的底層小吏，實在算不上什麽官，在一個衙門裏幹活，也難以得到衙門裏老爺們的尊重，更談不上重用了。
上級德不配位，且不體恤下級，難免會招致下級的反感，極端情況下還會出現暴力復仇事件。一個龐大的系統不可能毫無征兆地突然崩潰，範孟事件也並非沒有征兆。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說，範孟事件並非不可避免，或者能以非暴力的形式出現。
首先，就是組織裏的領導，尤其是有人事決定權與參與權的官員，應該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能僅憑個人好惡與關系遠近來決定官員的任免。對於範孟這樣來自底層的小吏，其實上級官員只要給他一定的體面和待遇，他可能就會感恩戴德了，根本不可能、也不敢產生反叛思想。但是，現實往往是冷酷的，範孟遭到了不人道的對待，面對著重重壓力，他不僅沒有變得俯首帖耳，反而滋生了強烈的抗爭念頭。這顯然是組織管理上出了大問題，而不能僅僅歸咎於範孟個人的偏激思想。
再者，組織管理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管理，更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靠著關系去維持一個龐大組織的有序執行。元朝不重視科舉，儒家知識分子很難透過科舉來做官。僅靠權力的淫威去恐嚇、壓迫下屬，是無法長期維持體制生命力的，只有讓官員的選拔、使用都合乎情理，有章可循，而不是搞「暗箱操作」或「出身決定論」，才能真正避免範孟事件的發生。
從心理病癥分析的角度來看，範孟的人格雖然傾向於自我壓抑，符合壓抑型人格的特征，但從有限的史料來看，他在官宦生涯裏，事實上長期處於一種「邊緣人」的狀態，更傾向於「邊緣型人格障礙」。它的英文全稱是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簡稱為「BPD」，在等級森嚴、人際關系緊張的環境裏，人更容易患上這種心理疾病。當一個人長期的失望、低沈、憤怒情緒得不到宣泄時，就有可能走向極端，戕害自我或傷害他人。越是在嚴酷的環境裏，患有這種心理疾病的人越多，很多人都會有強烈的壓抑感和不安全感，而且會將自身的不愉快歸因於他人，並不會從自身找原因。
現代精神病學的創始人、德國科學家埃米爾·克雷佩林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在科學上證實了偏激型人格的存在；邊緣人格與之息息相關，往往會在特殊情形下，認知和情緒過激者，會成為邊緣的、極端的人，乃至以暴力傷害自己與他人。當然，分析範孟的心理問題，不能僅從心理科學的維度來看，任何心理問題都不能脫離時代環境；更何況，範孟是一個很典型的被馴化的人，他的所想所行，無法脫離他所在的環境。
如果能以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想必範孟是不會走上暴力反抗之路的。就像【水滸傳】裏的林沖、楊誌等人，在被高俅等惡人欺壓之後，首先想的是怎麽息事寧人，甚至想討好欺壓他們的人；但是，就是這麽卑微的做法都無法換來安穩的生活，最後還是被逼上梁山。範孟的武功比不上小說裏的好漢們，但他的心路歷程卻與他們類似，只是他不願意選擇一條先上梁山再被招安的道路，而是直接謀劃反叛，拼盡全力爭取奪回自己的尊嚴。
然而，範孟有可能存在的「邊緣型人格障礙」問題，讓他很難走得長遠，他在極端之路越走越遠，直到連自己都無法克服內心的躁狂之氣，變得越來越偏激。
這是讀史者需要格外註意的地方。以暴制暴，恐怕並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職場霸淩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