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的一天，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軍區司令部參謀長肖永銀來到了許世友的家中，後者是南京軍區司令員，可此時的他正陷入風波之中，被迫「賦閑」在家。因此肖永銀此時來見許世友，是有一定的風險的。
即使這次會面帶有風險，可肖永銀還是按約來到了許世友的家中。肖永銀剛加入共產黨時，許世友就是他的軍長。兩人從紅軍時期一直堅持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多年的革命情誼，早已讓肖永銀和許世友成為了生死之交。
見到肖永銀後，許世友先是詢問了南京軍區的一些情況，並囑咐肖永銀一定要抓好軍隊建設工作。工作上的事情談完之後，許世友話鋒一轉，說道：「我聽說，老陶的孩子現在成了孤兒，沒有人敢收養，如今正在街頭流浪。你說，我們應該怎麽辦？」
許世友口中的老陶是誰？他發生了什麽意外？又是什麽原因，他的孩子只能流浪街頭，無一人敢去收養照顧？
「拼命三郎」
許世友口中的老陶，正是他的老戰友陶勇。陶勇，原名張道庸，1913年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因為家境貧困，父親又被地主迫害致死，張道庸在年僅7歲時就不得不給地主家打短工，並以此為生。
在成長過程中，張道庸受盡欺淩，也親眼目睹了封建地主階級是如何壓迫農民百姓的。1929年，中國共產黨將革命發展到了安徽地區，在聽到共產黨為解放窮苦人民的宣傳口號後，張道庸毫不猶豫地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這年，他剛滿16歲。
加入共產黨後的張道庸跟在黨的後面學習知識，並參加遊擊隊，同國民黨反對派進行英勇的鬥爭。張道庸參加過長征，長征結束後還隨紅四軍渡過黃河，轉戰河西走廊。
西路軍失敗之後，張道庸被國民黨抓捕，關在了甘肅監獄之中。後經中共地下黨的同誌們殊死營救，張道庸得以逃出生天，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抗日軍政大學進行學習。
在抗大學習一段時間後，張道庸又接到命令，赴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參謀長。因為打仗英勇，又擅使謀略，張道庸十分得陳毅的信賴，兩人的情誼也在戰火中鍛煉地如堅鐵一般。
1938年秋，為了突破日軍的層層封鎖，擴大根據地的縱深。新四軍軍部想派遣一名能將北渡長江，打通安徽與江蘇兩省間的聯系。經過仔細考量後，在陳毅和粟裕的推薦下，軍長葉挺決定將這一艱巨的任務交給張道庸。
臨行前，為了方便以後工作，陳毅給張道庸取名「陶勇」，原意為「道庸」的諧音。北上抗日，困難重重，兇險萬分，此一別，也不知何時再能相見，陳毅不舍地握住陶勇的雙手，並叮囑他一定要註意安全，待在自己指揮員的位置上，不要輕易到前線去。
事實證明，新四軍軍部的決定沒有做錯，陶勇的確是一個有勇有謀的良將。在1938年到1940年這兩年時間裏，陶勇領導地方抗日武裝充分發揮遊擊戰的精髓，扼守日軍的重要交通補給線，四處出擊，頻頻得手。
到了1940年初，陶勇開辟的蘇皖抗日根據地已經北至揚州以東，南及安徽天長地區。蘇皖根據地的發展不僅給了日軍以沈重打擊，還有效遲滯了日軍對新四軍主力的進攻，為敵後抗日戰場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蘇皖根據地的鬥爭中，陶勇經常親自率部埋伏在日軍的交通線上。待到日軍進入伏擊圈後，陶勇先是命令機槍手進行一輪掃射，其余戰士趁此機會將手榴彈投擲至日軍腳下。當日軍被這突然的襲擊打得暈頭轉向時，陶勇則抽出大刀，大喊：「同誌們，跟我沖啊！」
在陶勇親自提刀沖陣的帶動下，其余新四軍戰士也備受鼓舞，紛紛拔出刺刀沖上去和敵人肉搏，然後迅速結束戰鬥。
當陶勇的打仗作風傳到新四軍指揮部時，陳毅佯裝生氣道：「哼，這個張道庸，以前在我手底下，他還知道收斂。現在到了蘇北，就完全把自己當作古代戰場上萬人敵的將軍了。」
聽到陳毅的「氣話」，粟裕則是笑著打圓場，說：「陶勇同誌那裏的情況我們也清楚，彈藥不足，缺乏重火力。如果不這麽打，一旦和日軍陷入纏結，那是要吃大虧的。陶勇同誌看著像個拼命三郎，實則粗中有細，很好的把握到了敵我情況的關鍵。」
1940年夏季，陳毅和粟裕也渡過長江，來到江蘇地區。新四軍江南指揮所與陶勇的蘇皖支隊合並，陶勇則擔任新成立的蘇中軍區四分區司令員。
陶勇不僅在戰場上英勇無畏，在生活中，陶勇也是個直來直往的性子。蘇中軍區第分區成立後，一日，陶勇去到軍區下面的九團視察工作。剛走進團部駐地，陶勇就看到一名哨兵對他敬禮，並喊道：「首長好！」
本來陶勇是要往團指揮部去的，一聽到這名敬禮的哨兵聲音清脆如鶯，他才發現這名哨兵竟然是一名女同誌。看到這，陶勇頓時火從心生，他徑直地走進九團團部，並吼道：「團裏的老爺們是都掛彩了嗎！怎麽讓一個女同誌在外面站崗？」
聽到陶勇的聲音，團長茅珵馬上跑出來，說道：「陶司令，您消消氣，我馬上去把她換下來。」說罷，團長就一溜煙地跑了，只留下政委高誌榮孤零零一人，面對著正在氣頭上的陶勇。
見著司令一言不發，高誌榮斟酌了一下，說道：「司令，您有所不知，院外那個小同誌剛剛來到我們團，革命熱情高漲，是她主動申請的站崗。」
陶勇大手一揮，叫停政委的辯解，說道：「那也不行，你們全團上下一千四百多個爺們，個個都是幾尺高的漢子，結果現在都縮屋裏，讓一個娘們站外面，這像什麽話？」
高誌榮深知陶勇脾氣，只是承認錯誤，也沒再辯解。當團長把屋外哨兵撤換掉之後，陶勇也沒有繼續發難，茅珵和高誌榮都是陶勇在蘇皖支隊的老戰友，彼此間關系十分牢靠。很快，陶勇就進入正題，與兩人一起，對著地圖上的敵我態勢進行了詳細分析，並布置下一階段工作。
雖然挨了頓罵，但茅珵和高誌榮都沒放在心上，陶勇也很快就忘了此事。不過此刻的陶勇並不知道，這個被他換掉的哨兵，在不久之後，很快又將闖入他的視野。
婚姻
1940年秋季，蘇中軍區的新四軍針對針對日軍瘋狂的掃蕩，組織了一系列的「反掃蕩」行動，並取得相當大的戰果。戰役結束後，各分區都把部隊組織起來，表彰慶功，順便總結下戰役經驗。
由於四分區在這次戰役中表現不錯，得到了陳毅和粟裕的表揚和嘉獎。陶勇十分開心，在和軍區幹部們開會總結後，還安排各部隊抽調文工人員組織一次晚會。
在觀看節目時，陶勇被台上一個跳舞的女同誌吸引，便問旁邊的人：「這個女同誌是哪個部隊的？」
旁邊人問了一圈，說道：「司令員，她好像是九團的。」
不一會兒，九團政委高誌榮來到陶勇的身邊坐下，說道：「司令員，聽說你想了解剛才跳舞的那位女同誌？」
陶勇也是直接，並沒有躲閃的意思，他直接對高誌榮說道：「不錯，我確實是想認識認識剛才那名女同誌，你給我介紹介紹。」
高誌榮聽到陶勇的話，擺出了一副為難的樣子，說道：「司令員，你要是早幾個月叫我介紹，我肯定沒有二話。只是現在，就有點難辦嘍。」
陶勇好奇地問道：「怎麽難辦了，難道這位女同誌有物件了？既然如此地話，我就不用你搭線了，總不能強求人家。」
看著陶勇略有失望的表情，高誌榮哈哈大笑，說道：「司令員，我可沒說小朱有物件了啊。是這樣的，這名女同誌名叫朱嵐，是名大學生，本來是軍區文工團的，不久前剛剛下到我們團來鍛煉鍛煉。」
「哦？這麽說，小朱同誌還是單身？」陶勇饒有所思到。「你之前說早幾個月前好說是什麽意思？」
「那是因為小朱同誌對司令員您有意見啊。」高誌榮說。
陶勇疑惑，問道：「意見？小朱同誌對我有什麽意見？我之前也不認識她，她怎麽可能會對我有意見呢？」
高誌榮又說：「司令員，你忘了？之前你來我們團的時候，看到小朱在那站崗，就把我和團長一起批了，還說要把小朱同誌給換掉。」
「哦，原來那天晚上就是她啊。」陶勇這才恍然大悟。
「其實，小朱同誌的家境從小就不錯，她是看到了日軍的種種暴行才決定參加革命，參加新四軍的。她在軍區文工團還主動要求到一線作戰部隊來，當時我和團長之所以安排她站崗，也是她主動提出的。您下令換掉她之後，小朱同誌還不高興呢，她說您大男子主義，對女同誌有偏見。」高誌榮說。
陶勇低下頭，說道：「看來還真是我錯了，不分青紅皂白就換人，打擊到人家的革命熱情了。」
高誌榮見司令員低頭，又說道：「不過要我說，司令員，這也未必不是好事，您跟小朱同誌有誤會，剛好可以趁這個機會去跟她道歉嘛，一來二去，這不就認識了。」
到底是政委，水平就是不一般，陶勇聽到高誌榮的這話，馬上眼睛一亮，覺得這個方法確實可以，這樣就能和朱嵐同誌說上話，也不顯得突兀。
就這樣，陶勇在晚會結束之後親自找到朱嵐，並就他的「大男子主義思想」向朱嵐表達了歉意。軍分區司令員親自向自己道歉，朱嵐一開始也嚇了一大跳，但是陶勇這種平易近人，不利用自身職權搞特殊化的做法還是令朱嵐很感動。
後來，兩人經常見面交流，在陶勇熱情地追求下，本就芳心萌動的朱嵐漸漸對他開啟了心房。1941年底，陶勇和朱嵐在分區司令部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從此結為了革命伴侶。
結婚之後，朱嵐就留在了陶勇的身邊，有了她坐鎮「後方」，陶勇在前線殺敵就更沒有後顧之憂。雖然戰爭危險，但兩人的婚後生活也很幸福。就這樣，兩人相互扶持，一同走過了戰爭歲月，直到新中國成立。
含冤而死
新中國成立後，陶勇先在華東軍區任司令員。後來解放軍加快海軍的建設步伐，陶勇又被調到東海艦隊任司令員。
因為為人正直，黨性堅強，又身居要職，陶勇逐漸成為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眼中釘。自1966年開始，陶勇就不斷地遭到林彪的批評和審查，面對這一危險，陶勇堅持原則，始終堅持解放軍海軍是人民海軍，要忠於人民忠於黨，堅決不能「效忠個人」。
1967年初，陶勇被秘書發現意外死於井底。有關陶勇的死亡，時至今日都是一個未解的謎團，有人說他是死於畏罪自殺，也有人說他是失足落水。
對於這些說法，陳毅則是第一個不信。他悲痛地說：「陶勇是在戰場上連子彈都打不死的人，怎麽會死於失足落水？在革命最艱苦的年代，在經歷過西路軍的慘痛失敗之後，陶勇都沒有放棄信仰，放棄革命，怎麽會畏罪自殺呢？這些說法簡直是荒唐。」
陶勇死後不久，他的妻子朱嵐也被迫害致死。這對夫婦為革命奉獻終生，到頭來卻犧牲在黨內某些反革命分子的手中，只留下了三個孩子孤苦伶仃，無人照顧。
在當時，陶勇和朱嵐都被安上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以至於沒人敢收留他的三個孩子，這些孩子只能被迫流浪街頭。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陳毅元帥有過收養的想法，可是在這個特殊的時間，他也被一些人抹黑針對，實在是有心無力，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幾個月後，南京軍區參謀長肖永銀被他的老戰友喊到無錫去敘舊。在這裏，他被同樣是遭受迫害的許世友接到家中，許世友還同肖永銀談起了此事。
在解放戰爭時期，陶勇、許世友、肖永銀都是華東野戰軍的老戰友，幾人之間的情感很深。當得知陶勇的孩子流浪街頭時，在戰場上被子彈打幾個窟窿都沒吭聲的許世友難過的流下了眼淚，可是此時的他也是有心無力，無法收養戰友的遺孤。思來想去之下，許世友只能拜托肖永銀。
在紅軍時期，肖永銀就與陶勇熟識。如今面對老領導的暗示，肖永銀頓時明白該怎麽做。他對許世友說：「老領導放心，我回去後就安排這事，老張（肖永銀認識陶勇時他還沒改名）的孩子我肯定照顧好。」
許世友點點頭，說：「有你在我是放心的，但你自己也要註意，千萬不要讓別人借機生事，要懂得保護自己。」
離開無錫，回到南京後，肖永銀很快就派人找到了陶勇的三個孩子，並將他們偷偷地帶回南京。在當時，肖永銀即使收養他們也是需要向組織報告的，為了不引起註意，肖永銀只能將他們送到軍營中，安排他們做起了「娃娃兵」。
十幾歲的孩子，先是在街頭流浪，又要到軍營中接受訓練。肖永銀念此也是不忍心，可是他又無可奈何，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即使如此小心謹慎，舉報肖永銀的電報還是被送到了中央。得知訊息的肖永銀立即給周總理發了封電報，在電報中，肖永銀詳細解釋了陶勇三個孩子的情況，並說：「無論陶勇同誌的死亡是出於什麽原因，但他的孩子總歸是革命後代，我們不能讓革命的後代就這麽流落在街頭。」
面對肖永銀的坦白，周總理也是沈默良久，可如今，這場風暴已經越刮越大，即使他是總理，也無法顧及到所有人。周總理最後在回復肖永銀的電報中同意了他的做法，還吩咐在全國範圍內查清楚有無像陶勇這種情況，如果存在，他們的孩子一律由解放軍收養。
直到現在，陶勇的死因也是一個謎題，也許，永遠都不會再有真相大白的那天。好在，風暴已經過去，雨後便見天晴，陶勇的孩子在軍中隱姓埋名，雖然辛苦，但也茁壯成長。在他們的身後，肖永銀一直默默地的守護著他們，直到他退休離職。
其實，在舊中國苦難的歲月裏，那些千千萬萬前赴後繼的革命者又何嘗不是這樣，為了中國的未來，他們流血犧牲，只為守護花開的那一刻。而過往的種種，也只不過是前進路上的短暫曲折，冰雪融化後，迎面吹來的便是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