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3人不符特赦標準，毛主席堅持全部釋放。他們最終如何？
1959年12月4日，東北撫順迎來了一場入冬以來的大雪，寒風呼嘯，冰針般打在站崗戰士的臉龐上。然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每個人都感到無比激動，盡管窗外雪花仍如鵝毛般飛舞，但他們的內心卻如沐浴在春風中一般溫暖。
因為這裏正在舉辦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對國內戰犯的特赦釋放大會。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總理進行了補充總結，各部門尤其是公安部進行了精密安排。
從1959年至1975年間，新中國進行了七次針對國內戰犯的特赦。直到第七次特赦結束，國內戰犯已經全部被釋放。
然而，在1975年國內戰犯特赦的問題上，與以往有所不同。在對在押的國內戰犯進行審查時，公安部排除了十三名不符合特赦標準的國民黨頑固分子，但最終在毛澤東審閱名單後，仍然將他們釋放。
那麽是什麽讓毛澤東堅持釋放這十三人呢？國內戰犯的特赦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特赦人員中又有哪些重要人物呢？
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從特赦政策的起源開始。
特赦政策的實施：特赦物件包括全體國內戰犯，包括解放戰爭期間和全國解放後被俘獲的國民黨集團戰犯、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
審定後的戰犯共926人。對於這些國內戰犯，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根據其罪行進行判決，嚴重的可以判處死刑，這是合理合法的，並且也符合當時人民群眾的期望。
另一種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殺」，這是毛澤東的主張。
在1956年，國際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促使中共中央在解放台灣的問題上，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放的策略。同時，為了展示大陸方面的誠意，國內戰犯的特赦問題也正式提上了議程。
周恩來總理在關於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了釋放十幾名戰犯的建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最終認為釋放一批國內戰犯對當前的兩岸關系具有重大的意義。
雖然他們曾經對中國解放事業犯下過重大的罪行，但是在當前特殊的國際形勢下，如果釋放一批態度端正、思想改造良好的戰犯，那麽不僅可以為和平解放台灣問題提供幫助，還可以打擊甚至動搖仍在國內進行活動的反動分子的信心，同時也可以展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在周恩來總理的對台方針和中央部署的指引下，政府曾公開表示，那些隨國民黨前往台灣後又返回大陸的人員，過去所犯的錯誤可以不再追究。
在這種情況下，釋放一批戰犯有助於加強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系。經過多次會議的討論，我們最終決定采取逐步釋放國內戰犯的處理方式。
1959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各黨派負責人會議上說，現在"人民群眾站起來了，有神氣了，不怕他們了"。既然不怕了，那麽釋放他們也是可以的。
9月17日，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頒布了特赦令。根據這一指示，全國的戰犯管理機關開始了忙碌的審查工作，全面、嚴格地以在押戰犯在改造中的表現進行篩選。
在此次審查工作結束後，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首批特赦的戰犯共有33人。被特赦的人員周恩來曾強調："這些人員出去之後，不論是想到台灣或者香港，都由他們自己的意願決定，來去自由，不得強行幹涉。
"
在1959年的首批特赦戰犯中，有很多地位極高的人，其中許多人曾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此外，被特赦的兩位偽滿戰犯中，其中一位就是愛新覺羅·溥儀。
在偽滿戰犯中，溥儀作為「末代皇帝」，自然是最受關註的一個。其實，溥儀被羈押並接受思想和勞動改造，不是因為他的清朝皇帝身份，而是因為他後來以「皇帝」的身份與日本侵略者勾結，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這對中國當時艱難的抗戰事業帶來了巨大的不利影響。
在改造期間，雖然人們對於溥儀的改造工作並不抱有樂觀態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溥儀本人表現出了極高的配合度，他積極學習，還改掉了許多舊時代養成的壞習慣。
因此，基於他對待思想改造的良好態度，中國共產黨自然地將他列入了第一批特赦名單。
並非所有的戰犯都能像溥儀一樣，從一開始就能積極配合改造。杜聿明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國民黨戰犯中，杜聿明的改造前後態度轉變最大。
被俘前，他是國民黨的實權人物，麾下有百萬軍兵，對蔣介石極為忠誠。然而，被俘後，他在最初的改造中是最不願意配合看守人員的。
但是，隨著改造工作的進行，杜聿明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這轉變的契機就在於他的身體狀況。
杜聿明在黃埔軍校畢業後，一直投身軍伍，歷經無數的戰鬥，也多次在戰鬥中負傷。這些經歷給他的身體留下了諸多隱患，加上軍教生涯中飲食不規律等因素，他的身體像被蟲子侵蝕的樹木一樣，處處都存在病痛。
經檢查，他被診斷出患有胃潰瘍、腎結石和肺結核等疾病。最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人攙扶才能行走，日常行動也需要拐杖支撐，否則無法保持平衡。
盡管杜聿明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且在領軍期間犯下過重大罪行，但為了讓他恢復健康，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特地請來醫生為他治療。
經過仔細檢查，我們發現杜聿明飽受痛苦的罪魁禍首是脊柱炎。為了治愈他，我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他的身體狀況也逐漸好轉。
杜聿明的治療過程持續了數年，期間他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隨著病痛的減輕，他開始真正客觀地看待中國共產黨，不再受到舊身份的影響。
最終，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對於中國人民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正在展現出新的生命力。
他決定痛改前非，在日後的思想教育與勞動改造中，積極地展示自己，並開始認真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精神。在獲得特赦後，杜聿明也沒有選擇去台灣，而是留在了大陸工作生活，並擔任過兩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直至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在其遺囑中，對祖國統一的熱切期盼更是溢於言表。隨著中國共產黨對國內戰犯進行特赦的決定公之於眾後，海內外對這一舉措都報以衷心的贊譽。
1978年，杜聿明與袍澤故舊在武漢重逢。從左至右分別是：宋希濂、侯鏡如、蕭作霖、彭傑如、杜聿明、朱鼎卿、韓浚、黃維。
在兩岸對峙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了寬大胸襟，盡力爭取和平解放，甚至釋放了國民黨在押戰犯，令世人震撼。
然而，這只是釋放戰犯的開始。從第一批國內戰犯特赦到1974年，中國政府共釋放了六批在押戰犯。九年後的第七次特赦，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工作時，提出了釋放剩余戰犯的建議。
毛澤東主席對戰犯的情況依然非常熟悉，並親自提了一個很長的名單，詢問這些人員的現狀。隨後，公安部召開會議，華國鋒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達了「對各地監獄進行清理，並統計仍在押國民黨戰犯人員」的命令。
清理工作迅速完成，隨後公安部就此向中央作了詳細報告。公安部對300多名在押戰犯提出的處理方案是：特赦、刑滿釋放、提前釋放（刑期未滿者）、保外就醫和繼續關押。
在幾次研究和報告中，總有繼續關押的一類，送給周恩來的報告和表格中繼續關押的有13名。張百齡，徐天任，郭吉謙，周養浩，黎宗銘，樊迅，李清，翁羽，劉衍智，沈勤康，謝代生，邱沈鈞，杜超群。
毛澤東主席看了公安部對於在押戰犯處理辦法的研究報告後，作出了以下指示：
在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後，處理剩余戰犯的問題變得非常容易。無論戰犯曾經的職位、罪行大小，以及他們的思想改造情況，一律被特赦，並且所有特赦人員的待遇都是一樣的。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並釋放了所有在押的戰犯。至此，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在押的戰爭罪犯都已經被徹底處理完畢。
這次特赦釋放大會與以往不同的是，其中有十人提出了去台灣的意願，這是特赦以來首次收到這樣的請求。雖然大陸一直主張特赦人員來去自由，但對於這十名特赦人員的去台申請，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並為他們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
4月12日，中央統戰部在北京一家知名餐廳設宴為他們送行，並表示理解他們希望與親人團聚的想法，並希望他們早日團圓，過上好日子。
同時，政府也表示，如果他們在台灣感到不滿，願意回大陸，政府同樣歡迎，並專門通知廣東省做好這十位去台人員的行程安排和接待工作，確保他們能在4月14日到達香港。
4月13日晚，一行十人乘飛機抵達廣東，受到了廣東省委領導的熱情接待。在招待宴會上，十人激動地表示，共產黨對他們的寬容超出了他們的想象。
他們說：「共產黨對這些曾經犯下深重罪行的戰犯非常寬容，不僅沒有殺戮和羞辱，反而在押期間提供了很好的衣食保障，對患病者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及時有效的治療。
」他們甚至笑稱：「曾經作為刀槍相見的敵人，都對我們這麽寬厚，那麽我們幾個曾經效力於國民黨的人，自然會更理解我們的情況，無論如何也不會對我們有任何猜忌。
」然而，事與願違，與大陸支持的態度截然相反，在得知十人到達香港後，台灣方面對他們赴台的請求進行了層層阻撓。
台方表示：「我們對這10名所謂戰犯並不重視，他們必須以普通逃港難民的身份來辦理入台手續。甚至變本加厲地汙蔑回台十人，稱他們是共產黨的一種「統戰工具」。
這些曾經為國民黨效勞的老人，如今只剩下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卻被國民黨無情地拒之門外，甚至遭受汙蔑。其中的張鐵石，在等待了近兩個月後，被國民黨情報人員帶到另一家酒店單獨居住。
雖然他期待能夠赴台，但卻被帶到那裏，只是為了方便國民黨對他進行盤問，並威脅他的兒子，要他在與張鐵石的電話中，指責張鐵石已經叛變，成為了中共的「統戰工具」。
張鐵石無法忍受這種侮辱，於是留下一封寫著「兔死狗烹」的遺書，自殺身亡。這個訊息傳到北京後，中央認識到國民黨不會讓這十人回到台灣，於是表示，無論他們選擇回大陸、在香港留居，還是去國外，國家都會提供協助。
蔡省三在得知他們的意願後，對每個人進行了周到的安排。這就是最後一批特赦國內戰犯的結局，其中大多數人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而那些想返回的人員，卻被國民黨人拒之門外，甚至遭受迫害。
這種鮮明的對比，無情地揭示了國民黨當局的虛偽，同時也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不得不讓人感嘆，毛主席的決策無比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