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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日本陸軍中央和關東軍三方面，推行「大陸政策」的立場，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時機選擇和方式選擇上，又有一定的差別。
這種差別只是「等待時機」和「制造時機」的差別，關東軍方面主張制造事端、尋找機會。
1、皇姑屯事件的教訓總結
1928年，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就是「希圖趁亂占領奉天」。
日本陸軍在炸死張作霖的同時，向日本政府提出賦予關東軍新的任務，並增派兵力，以便在「大規模的混亂部隊進入滿洲時，乘隙出兵到京奉線適當地點解除其武裝」。
6月7日，日本內閣舉行會議討論陸軍的要求，田中首相認為，不可能出現上述需要出動軍隊的情況，最後內閣做出了「恢復關東軍原有任務」的決定。
事實上正如田中所預測，由於奉天當局對張作霖之死實行「秘不發喪」，並釋出戒嚴令和安民告示，以維持秩序。而對日本則「采取極端不抵抗主義，嚴令無論有任何理由，不許與日本軍生事」。
結果，直至公布了張作霖的死訊，東北也未出現關東軍所期待的混亂。
這樣，以炸死張作霖圖謀乘混亂之機侵占東北的計劃終止了。該事件是日本陸軍企圖透過制造時機，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一次嘗試，是「九一八」事變的預演。
其被迫終止，一方面是東北沒有出現日本陸軍所期待的混亂局面；一方面是日本軍政內部對這一時機的選擇和判斷，還未達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國內其侵華輿論準備還不夠充分，即認為時機還不夠成熟。
正是在總結了該事件的基礎上，才有日本陸軍中央部制定的【形勢判斷】、【解決滿蒙問題方策大綱】，才有【關東軍領有滿蒙計劃】、【關於滿蒙占領地統治的研究】，以及【柳條溝計劃】等。
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員花谷正少佐回憶說：
「昭和6年春左右，柳條溝（湖）事件的概略計劃擬定出來了。制造事端是容易的事情，但其後的處理是問題。充分吸取了張作霖事件的教訓，作了周密的計劃。現在回憶起來，炸死張作霖那時的時機還不成熟，只炸死張作霖一個人，爾後的行動未跟上來。與中央部完全沒有聯系，與近鄰的駐北韓軍隊也沒打招呼，國民對滿洲也不大關心，大家的步調不一致。…這次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事件一旦發生，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軍隊，一夜之間占領奉天。」
2、關東軍與陸軍總部達成一致
關東軍在認真總結皇姑屯事件教訓的基礎上，形成了周密的柳條溝(湖)計劃。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與陸軍中央部在時機選擇上達成一致。
8月下旬，奉天特務機關員花谷正回國，與參謀次長二宮治重、軍務局長小磯國昭、作戰部長建川美次、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就發動事變交換意見。
詳細匯報了發動的條件、時間、地點、兵力，以及外交交涉和處理張學良等問題的方案。
他請求陸軍中央部屆時只「聽憑關東軍臨機處理」，「不要幹涉過細」。
二宮治重和建川美次代表陸軍中央部允諾：「將盡量貫徹貴軍的主張」。這種承諾表明日本陸軍中央與關東軍在侵華時機選擇上，已達成共識。
日本政府早在7月11日就以「同意其宗旨」明確態度，同意陸軍中央以【形勢判斷】的主張來解決「滿蒙問題」。
8月21日，首相召見陸相，說明政府對出兵的意見。
他說：
「當日本的權益受到侵害，日本的正當發展遭到某種反抗，總之，當中國采取無視中國的態度時，日本才應仗劍而起。但那是最後手段，如果今天就逞強動手，反而會把事情弄糟。當然，該幹的時候就堅持地幹，這種膽略是要有的。」
首相先前在秋田的民政黨大會上曾有類似的講演：
「中國的處置若有不當和不法行為時，要徹底加以矯正，為此，當然要用盡外交手段。又為捍衛中國家的生存，亦必須不顧任何犧牲，毅然奮起」。
兩次談話的中心沒有變化，即都強調要先使用外交手段，然後再使用武力。
問題是在8月初，南陸相的訓示正式發表，引起極大震動後，在8月5日的內閣會議前，首相卻對幣原外相說：「在此種時刻不要對陸相再說什麽了。」
對此，幣原也明確表示：「當然要保持沈默。」
當日本輿論界指出「陸相作為軍人，居然超脫政黨內閣之治外法權地位，在師團長會議上進行政論演說，就對帝國外交有重大關系之時局問題發表看法，並暗示其處理方針，顯然是越權行為」時，首相在8月21日的談話，仍與以前的態度一樣，對陸軍中央的行為聽之任之。
這說明日本政府在選擇何時對中國使用武力的問題上，已經與陸軍中央部趨於一致。
日本政府、陸軍中央部和關東軍之間，在「解決滿蒙問題」的時機和方式上達成一致，表面上看是以政府、關東軍中央部向關東軍讓步的結果。
而實際上，日本陸軍中央部和關東軍制定的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方針、綱領和計劃，都是出自於日本政府一貫以侵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
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政府、陸軍中央部和關東軍三方面達成一致是必然的。
3、侵華時機的選擇
在日本三方面對侵華時機選擇達成一致之時，而中國方面恰恰處於最為混亂之際。
從政治空間上看：
在「九一八」事變前的4月，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等提出的【彈劾蔣中正案】為標誌，揭開了第二次反蔣聯盟的序幕；
5月，因蔣介石拘留胡漢民而引發廣東派另立中央，開府廣州；在國民黨內部，在南京、上海、廣州等地，分裂成為以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為中心的三方勢力，各派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九一八」事變後的11月初，中國共產黨在以江西省瑞金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從軍事空間上看：
有蔣介石掌握的中央軍；同時還存在著西南派、西北派、東北派等地方實力派的力量；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力量。
從整個社會空間去看「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內部矛盾重重，不能整合全國的政治力量；國民政府作為合法統一的政府，不能調動和指揮全國的軍事力量。
所以，在實際上處於分裂狀態中的中國政府和軍隊，在事變前沒有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事變發生後，也不能采取積極的抵抗政策。這是「九一八」災難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
4、軍事準備
關東軍為武裝侵占東北進行了全方位的軍事準備。
最早是從軍事演習著手，關東軍進入東北後每年都要進行軍事演習。截止「九一八」事變爆發一年內，關東軍在東北境內進行軍事演習90余次。
關東軍的軍事準備，還包括武器裝備的準備。
1931年8月，旅順要塞重炮兵隊長川村奎三大佐將旅順要塞的一些口徑28厘米的要塞炮，2門口徑24厘米的榴彈炮運至奉天獨立守備隊的練兵場，並瞄準了奉天督軍公署和北大營，做好射擊準備。
8月下旬，關東軍又從日本運來飛機30余架和野炮20余門至蘇家屯、渾河車站。
關東軍的軍事謀劃，包括策動反張聯盟在關內牽制張學良的兵力。
關東軍參謀新井匡夫、天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策動組成閻（錫山）、石(右三)、韓（復榘)反張（學良）同盟，「關東軍參謀長用陸軍的飛機把閻錫山」送回山西。
1931年7月，石友三在日本的策動下發動叛亂，進攻東北軍。張學良從東北調動4個旅入關平叛，造成東北邊防空虛。
新任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巡視部隊進行戰爭總動員。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本莊繁為關東軍司令官。本莊是經驗豐富的侵華老手，過去曾擔任過張作霖的軍事顧問和日本駐華使館武官。
他在赴任前，走訪了參謀本部、陸軍省和外務省，同各省部首腦進行了重要會談。
8月20日，他到達旅順關東軍司令部後，立即進行緊張的活動。
他從9月7日開始，對南滿鐵路沿線的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嶺、沈陽、長春等地日軍進行了巡視，組織多次軍事演習。
在長春期間，對各鐵道守備隊發出如下指示：
「近來匪賊跳梁益甚，妨礙鐵路執行且屢屢窺視我附屬地，令人不勝憂慮，對於此等輕視我威嚴的不逞之徒，應主動采取斷然措施，以求完成鐵道守備任務，同時消除帝國僑民之不安。」
這裏的「主動采取斷然措施」，意味著日軍將采取攻擊東北軍的侵略行動。9月18日上午，本莊在遼陽檢閱第2師團時說：
「現在，滿蒙的形勢日益不安，不許有一日偷安。當萬一事端發生時，希望各部隊務必采取積極行動，要有決不失敗的決心和準備，不可有半點失誤。」
很顯然，本莊的上述言行，就是發動「九一八」事變戰爭的動員令。
至此，關東軍武裝占領東北的一切準備就緒，箭在弦上，待機發動戰爭。
關東軍在東北的行動，無論是制造流血事件還是幹涉中國內政，無論是制造戰爭借口還是加緊軍事部署，都是為日本推行其大陸政策服務的，而「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解決「滿蒙問題」，推行其大陸政策關鍵的一步。
從日本天皇到日本軍部，從關東軍司令官到日本在鄉軍人甚至日本普通民眾都認為發動事變，武裝占領中國東北是必然的，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而中國，從蔣介石到張學良，從東北軍政要員到普通百姓都認為日本不會占領東北，在敵人已舉刀殺來，民族災難臨頭之際，我軍政要員卻置若罔聞！這樣，「九一八」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5、雙方的軍力對比
1931年5月1日，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為貫徹國民黨參謀本部整頓全國陸軍的軍令，在軍制上與中央政府求得統一，取消了東北某旅的冠稱，改為國民革命軍獨立旅冠稱，編入了國民黨軍隊統一序列（旅、團番號)之內。
陸軍包括國民革命軍獨立騎兵1個師、7個旅，計19個團。
分別駐守在哈爾濱、通遼、撫寧、榆關、滿洲裏、克山等地。
有炮兵3個旅和兩個獨立團，分別駐守在錦縣、山海關、北鎮、長春、泰安等地。還有1個工兵團駐義縣，1個工兵營駐永吉，1個工兵營駐龍江，1個鐵甲車隊駐溝幫子。
在未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內的還有：
黑龍江省防軍3個旅，熱河騎兵2個旅，興安屯墾軍3個團，東北憲兵6個大隊。
此外，空軍有飛機260架，海軍有3個艦隊。東北軍總兵力超過30萬人，由於日本策動石友三倒戈，東北軍有8個陸軍教、2個騎兵旅、2個炮兵旅調到關內討伐石友三。
至「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在關外的總兵力包括非戰鬥人員共計19萬人，其中遼寧駐軍6萬人，吉林駐軍8萬人，黑龍江駐軍5萬人。
日本在東北境內的駐紮師團、獨立守備隊、日本警察、日本憲兵、在鄉軍人、義勇團等組織，總人數為5000+6481+3822+218+20000+63061=98582人，其中不包括旅順要塞司令部和旅順重炮兵大隊及日本間諜特務等。
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東北境內的軍事力量總人數當在10萬人以上。
這與「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的總人數相比，是絕對的劣勢。
但是，自從戰爭進入熱兵器時代後，人數的多少就不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了。
6、關東軍何以得逞？
從軍事的角度分析「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之所以得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東北軍布局分散，日本軍事力量則相對集中。
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在東北境內雖然有19萬人的兵力，但部署過於分散，難以形成有效的戰鬥力。
東北軍19萬人部署在南起山海關北至滿洲裏的東北廣大地區，沒有重點。
在沈陽的第七旅官兵總數雖然有近萬人，但戰鬥人員也僅有六七千人。而日軍的主要力量則都集中在以沈陽為中心、以南滿鐵路為線的地區內。
19日上午3時半，本莊繁司令官率幕僚及步兵第三十聯隊乘列車從旅順出發，19日正午時分就抵達了沈陽。
兵力集中，又有交通便利的優勢，使日軍在發動事變時處於主動地位。
第二，關東軍的武器裝備相對優於東北軍。
東北軍的武器裝備在全國軍隊中算是比較先進的，但與日軍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日軍駐紮師團的武器裝備既有輕武器還有重武器，輕武器包括戰刀、手槍、步槍、輕機槍、迫擊炮等。
重武器包括重機槍、平射炮、曲射炮、野炮、山炮、加農炮、榴彈炮等。
據1931年11月統計，日軍第二師團的武器裝備是：
步兵聯隊(下轄2個大隊，每個大隊轄3個步兵中隊、1個機槍中隊、1個步炮兵中隊)，有輕機槍90挺、重機槍20挺、擲彈筒18只、曳火手榴彈600枚、平射步槍炮2門、曲射步兵炮4門、山炮2門、炮彈200發。
僅從關東軍步兵聯隊的武器裝備中，就可看出日軍比東北軍的武器裝備既門類齊全，而又精良。
第三，中日雙方軍隊在心理和精神準備方面，差別很大。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所以能夠得逞，雙方軍隊的心理和精神準備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駐沈陽北大營第七旅旅長王以哲曾為全旅寫下了這樣的【旅訓】：
「我民族遭受強鄰壓迫，危在旦夕。凡我旅士卒，務必秉承總理及司令長官之意旨，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第七旅六二O團的準尉郭德才，在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等同胞，只有以鐵血湔雪今昔之國恥，方得滿意之前途，否則，皆當淪為亡國奴。」
從第七旅的【旅訓】和準尉郭德才的日記中看出，東北廣大官兵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忱是強烈的。
但是，就在日本關東軍即將發動事變，並進行全面戰爭準備和動員時，而東北軍不但沒有戰爭的準備和戰爭動員，而且要求官兵對日軍要「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
這樣，就導致事變發生時，東北軍政要員大多不在崗的局面，下層官兵雖有滿腔愛國熱忱，但也只能執行不與之抵抗的命令。雙方軍隊這種心理、精神上的準備差距，是日本關東軍能夠在一夜之間占領沈陽的重要因素。
這三方面的差距使中國軍隊在兵力總量上的絕對優勢，在事變發生時，或者說在事變發生後的戰爭狀態中，卻處於劣勢。
上述三點，促成這種優劣局勢變化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三兩點。
至於武器的優劣雖然有些差別，但並不是造成日軍一夜占領沈陽、4個月占領東北的重要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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