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陳雲同意癌癥手術前，自己給胡耀邦寫信：潘漢年案需要復查
「再給我三年，還有太多事情需要處理。」
1979年10月，陳雲接受直腸鏡檢查後，確診患有結腸癌。盡管手術是唯一的治療方法，但陳雲猶豫了，因為他心懷未了的事務太多。醫生告知他，手術後可能還有三年的時間，於是陳雲最終同意了手術。
在即將上手術台之際，陳雲沈思著尚未解決的不公正事件，心情沈重。特別是他昔日的戰友潘漢年，如果他這次手術有任何意外，潘漢年案或許將永遠無法得到真相。
因此，陳雲匆匆寫下一封短訊，托付給前來探訪的姚依林轉交給胡耀邦。在信中，陳雲寫道：
「雖然手術規模不大，但年事已高，為防意外，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見到潘漢年案的解決。」
潘漢年政治生涯的中斷1955年，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飯店召開，作為上海市委代表的潘漢年與團長陳毅一同參加了會議。會上，代表們討論了高饒問題，並呼籲尚未向中央交代問題的高級幹部主動坦白。
會議結束當晚，潘漢年來到夏衍的房間，坦言自己一直有一件事未向組織交代清楚。夏衍感到此事大有來頭，建議他先向陳毅說明，但具體內容夏衍未多問。
次日，潘漢年找到了陳毅，詳細交代了自己12年前被李士群帶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以及一直未向組織報告的原因。陳毅認為此事重大，承諾親自向毛主席匯報，並協助他準備書面材料。
然而，沒人料到潘漢年的報告送到毛主席手中後，毛主席立即批示：「此人不可信任。」並下令逮捕潘漢年。
在潘漢年焦急等待陳毅回應的時候，他突然接到飯店前台的電話，稱樓下有人找他。匆匆下樓後，潘漢年驚訝地發現羅瑞卿和幾名便衣幹警在等待著他，隨即被押送至功德林監獄。
潘漢年被捕的速度之快，使得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無所知。警衛們返回時發現領導不在，四處打聽卻無果。
當大家四處尋找潘漢年的下落時，陳丕顯匆匆趕來告訴他們，說潘漢年有急事離開了北京，至於去向不明。譚震林隨後告訴夏衍潘漢年被捕的訊息，並強調保密。
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後，陳毅在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宣布了潘漢年被捕的訊息。但由於保密，黨代會結束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交代代表們回去後不得透露潘漢年的情況，若有人詢問，便稱他出國了。
潘漢年被捕的訊息直到三個月後才公布，引起了黨內外、國內外的廣泛關註。在功德林監獄被關了近5年後，他被轉移到秦城監獄，許多與他有關的人也因此被牽連入獄。
周總理對潘漢年被捕一事極為關註，曾指示李克農組織班子研究潘漢年的歷史。然而，李克農提請政治局重新考慮潘漢年的問題，但三次報告都未獲回音，這一事件因此擱置。
潘漢年案一直未定，有關部門形成了一條原則：不處死。直到1963年，潘漢年案才正式開庭審理，他被判有期徒刑15年，後來假釋交公安機關管制。
潘漢年出獄後和妻子一同被安置在北京郊區農場。盡管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罪名依舊未洗脫。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一直在寫材料申訴，也有不少人關心著他的問題。
然而，一場政治風暴的爆發使潘漢年的問題再次無法解決，他也因此陷入其中，無法逃脫
1967年，再次抓捕了潘漢年，如今已年過六旬的他，在長時間的折磨下，身體日益衰弱。監獄方面向上級報告了潘漢年患有肝癌的情況，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他遭受了多達47次的突擊審訊，之後又是41次，讓他備受煎熬。
雖然進行了近三年的突擊審訊，但並沒有發現任何新的與潘漢年案有關的證據。盡管如此，「潘漢年專案組」還是做出了無期徒刑的判決。1975年，潘漢年在度過了8年的獄中生活後，被送往湖南安置，與夫人團聚，這成為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慰藉。
1976年，十年政治風暴過去後，潘漢年夫婦重新燃起希望，再次致信中央請求申訴。然而，潘漢年的健康狀況已經岌岌可危，不久便被送往省城醫院。
醫院盡管采取了一切搶救措施，但潘漢年的生命仍無法挽回。1977年4月，年屆71的潘漢年在經歷了長達22年的冤獄之後，默默地辭別了人世。
「我再不說話，就沒人知道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一系列歷史冤案得以揭露，一批正直的老同誌也提出復查潘漢年案。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親自研究了潘漢年案的材料後，指示中紀委對該案進行全面復查：
「當年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現在只有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就沒有人知曉。」
陳雲和潘漢年都是江蘇人，因家境貧困而在上海謀生。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們均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同年加入了共產黨，開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征程。
1931年，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前往根據地的途中叛變被捕，幸而錢壯飛及時獲取情報通知中央特科，降低了損失。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由陳雲、潘漢年和康生三人迅速重建。在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央決定讓周恩來轉移到蘇區，中央特科的工作由陳、潘、康實際負責。
為了打擊敵人，陳雲、潘漢年等人組織了一次突擊行動，震懾了敵特。為了保護中央機關，中央特科制定了更嚴格的防範措施，並在陳雲、潘漢年的領導下快速實施。
然而，特科的恢復和重組工作尚未完成，新的危機又來了。
1932年上海爆發反日大罷工後，陳雲按照中央的安排立即前往其他地方工作，特科的工作由潘漢年負責。在丁玲和潘漢年的堂兄潘梓年被捕後，中央通知潘漢年立即轉移到中央蘇區。
陳雲和潘漢年到達中央蘇區後，雖然分工不同，但同住在一棟樓中。隨後，他們隨中央紅軍參加了長征。
1935年，上海中央局向中央報告各組織受到極大破壞，中央決定派陳雲、潘漢年回上海恢復組織並與共產國際聯系。陳雲率先到達上海，在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壞後找到潘漢年商議前往莫斯科尋找中共代表團，接洽共產國際。
陳雲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後，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情況，使共產國際更了解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領導人。同時，他們還掌握了新的電報編碼方法，以備回國後幫助中央和共產國際重建聯系。
1936年，潘漢年按照中央指示與國民政府駐蘇武官進行接觸。西安事變發生後，潘漢年作為談判代表到各地溝通聯絡，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了貢獻。
在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在上海和香港等地積極領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報活動。解放戰爭後期，他按照中央的指示，有組織地將大批民主人士從香港護送至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會議。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盡快恢復上海的經濟秩序，陳雲親自主持上海的經濟重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作為上海副市長的潘漢年協助陳雲展開了大量工作，為上海經濟的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由於主動坦白抗戰期間與汪精衛接觸的事實，潘漢年失去了工作崗位，並且沒有等到自己被平反的那一天。
陳雲一直牽掛著潘漢年的事情。潘漢年長期從事秘密工作，了解他的人不多。甚至在政治風暴平息後，與潘漢年共事的人中，能夠與他有深厚交情的，也只有陳雲一位。
因此，陳雲找到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請他搜集有關潘漢年案的材料。後來，廖承誌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表示對潘漢年案的疑問，並將自己的發言整理交給陳雲，希望查明潘漢年案的真相，為潘漢年平反。
1981年，陳雲再次給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寫信，提出復查潘漢年案，並附上了搜集到的材料。很快，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作出批示，同意中紀委按照陳雲的意見辦理。
中紀委開始對潘漢年案進行全面復查。經過研究潘漢年案的全部材料，查閱有關歷史檔案，並走訪了許多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誌，潘漢年案的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早在1939年，李士群就開始為自己謀求後路，采取了聯蔣又聯共的兩面態度。潘漢年經過組織同意，開始接觸李士群，設立了以李士群為核心的情報站。
1943年，潘漢年被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長後，因與李士群斷絕聯系，為了獲取準確的日偽情報，決定前往解放區，重新安排情報工作，並進一步加強與李士群的聯系。
潘漢年毫無預料，卻陷入了李士群早已布下的陷阱，且準備不足。
抵達上海後，潘漢年得知李士群已前往南京，他決定冒險前往南京。在那裏，李士群告知潘漢年，汪精衛有意與他會面。潘漢年面臨著兩難境地，不願拒絕卻又來不及請示，只得敢於前往。
然而，李士群的意圖並非真誠。他利用潘漢年之行向汪精衛炫耀自己在拉攏共產黨方面的能力，以期得到汪精衛的青睞。潘漢年並未料到這一層，只想避免激怒李士群，以便獲取敵偽情報。
當潘漢年會見汪精衛時，實際上是李士群設計的陷阱。汪精衛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試圖拉攏共產黨，但潘漢年堅決拒絕了這種合作。盡管如此，汪精衛仍不死心，試圖說服潘漢年，但潘漢年始終保持了原則立場。
會面結束後，潘漢年返回根據地，向新四軍軍部報告了日偽軍的動向。然而，他選擇不向中央匯報會見汪精衛的事情，認為並未損害黨的利益。這一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擔心復混成問題，也受到當時整風運動的影響。
1945年初，潘漢年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時，曾打算向毛主席匯報這一事件。然而，由於緊張和誤會，他未能如願，而毛主席的信任和安慰讓他更加遲疑。
潘漢年一案得以澄清後，中央恢復了他的名譽。此事傳播開來，人們對潘漢年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名字再次引起關註，27年的沈寂得以終結。
上海市領導和潘漢年的親友特地前往湖南，將潘漢年夫婦的骨灰送往北京，並在八寶山公墓舉行了莊重的儀式。
逝者亡靈有知，當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