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12日電 12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以「數」證史，這位歷史學者以新視角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報道。
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中，有一個主攻「人數」的人——孫宅巍。
孫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當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機關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歲的孫宅巍「歸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40年時光如梭，孫宅巍專註一件事：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主攻「人數」這一關鍵問題。他從細數埋屍記錄到細究放下武器卻遭屠殺的士兵，以「數」證史，日積跬步，壘土成山。
孫宅巍的新書【「數」說南京大屠殺】即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用紮實的數碼揭示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如同他研究生涯的一次「綜述」。「研究數碼40年，就好像在挖一口井，或許也有人中途來挖一鏟子、刨幾下，但一定沒有我挖得深。」他說。
最新成果：872、599、77
南京大屠殺中的872次屠殺暴行、西方人士記錄和報告的599件日軍暴行、77名中國遇難軍警名單，這是孫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三組新數據均為首次提出，以新的視角揭示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第一組，日軍在南京不同地點進行的872次屠殺。包括160次集體屠殺（註：10人以上的屠殺為「集體屠殺」）與712次分散屠殺。南京審判的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附件中，僅列出28次集體屠殺，較孫宅巍統計出的160次集體屠殺案例，在數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該附件中列出分散屠殺案例858次，但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孫宅巍以屠殺地點為「座標」，統計出分散屠殺712次，即「一地一例」，可能一例就覆蓋了附件中的一二十個案例，資訊量更大。
孫宅巍告訴記者：「872這一數碼，足以詮釋‘屍滿大街小巷’的慘象，更足以證明一個血腥的事實：侵華日軍在南京城郊，確實是進攻到哪裏就屠殺到哪裏。」
第二組，西方人士記錄與報告的599件日軍暴行。無論是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還是徐淑希編的【南京安全區檔案】，有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搜集的日軍暴行記錄一般為444條，中間還有若幹條空缺，在孫宅巍這樣的「數據控」看來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國際委員會相關人士文獻，完整展現了「原件編有序號的470件日軍暴行」，又進一步發現大量未規律編序的日軍暴行報告與記錄，它們散見於各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委員的日記、書信中。經仔細搜尋、梳理，又得129件。兩項數據相加，共計599件。
「這些數據來自第三方，且有時間、地點、報告者姓名，更凸顯了客觀真實，是日軍暴行的有力見證。」孫宅巍說。
第三組，77個放下武器卻遭到屠殺的軍警的姓名。在關於戰爭的統計中，有一類死難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這在南京大屠殺中尤為突出。在戰後開展敵人罪行調查時，由於軍人沒有戶籍，一般在南京沒有親人、家庭，因此要從「死難者名錄」和「殉難將士名錄」中確認被屠殺者中的軍人身份，難度很大。孫宅巍說，30萬死難者中大約有八九萬名軍人，然而他們姓甚名誰？
國內外的學術會議上，很多人得知孫宅巍研究南京保衛戰，也會問他這個問題。「我之前也回答不上來，這個問題成了我的一個心病。」孫宅巍說。
近年來，他在著述【南京保衛戰史】和編撰【南京保衛戰全史】的基礎上，逐步厘清了參加南京戰役的11支不同建制部隊的參戰人數、損失人數與最終撤退至後方的人數。再結合各種資料，首次列舉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中的52名軍人和25名警察的姓名，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一個名字就是一條鮮活的生命，我們應當向歷史、記憶拿出一份有更多名字的名單來。」他說。
四個渠道「數」屍體
40年來，孫宅巍圍繞南京大屠殺的「論」與「證」進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新書【「數」說南京大屠殺】中，分量最重的內容就是「人數」。
「遇難者300000」——國家公祭儀式現場西南側的「災難之墻」上，用多國文字鐫刻這組數據，也在昭告世人，這場浩劫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國恥國殤，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屈辱回憶。
然而人數問題，一直是繞不開的爭論點。
面對日本右翼挑釁，包括孫宅巍在內的歷史學家深感重任在肩。「對這一數碼進行實證研究，仍是勢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孫宅巍說，計數無外乎兩個方法，一是將各地被日軍殺害的人數相加，二是數屍體。第一種方法已難以實作，因為沒有哪個人能親眼看見到底多少人被殺害，日軍即便掌握這一數碼也絕不會公布。
那就只有數屍體了。孫宅巍這一數，就是幾十年。
他對死難者屍體收埋與處理的四個渠道分別進行統計，包括慈善團體、市民群體、偽政權機構與日軍部隊。「當年的埋屍隊都留下了記錄，尤其是慈善團體，他們是埋屍的主力。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為了確保數碼不出錯，甚至專門安排人計數記錄。」孫宅巍說。
成立於清嘉慶二年（1797年）的南京崇善堂設在城南金沙井32號。該堂於戰後呈送給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埋屍統計表中記載：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5月1日，組織「崇字掩埋隊」，堂長周一漁親任隊長，共收埋男屍109362具，女屍2091具，孩屍813具，共計112266具。
隨著對檔案資料的深入挖掘，孫宅巍統計發現：8家慈善團體共收埋了19.8萬余具屍體，8個市民群體共收埋4.2萬余具屍體，6個偽政權機構共收埋了1.6萬余具屍體，扣除明顯重復交叉，總數已達24.6萬余具。此外，他還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難者屍體的記錄，35宗日軍動用部隊和強令市民收埋、淪陷、處理屍體的記錄。
「這仍然是不完全統計。」孫宅巍說，還有被毀棄的屍體。考慮到有關毀屍記錄相互之間重復的可能，以及毀屍與部份埋屍數碼之間交叉的可能，認定有若幹萬具屍體被日軍拋入長江或焚屍滅跡，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另外，還應充分估計到有相當數量的屍體，沒有被統計到任何一種屍體處理的數碼中，如已被親友個別、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面廣量大、不可忽視。
孫宅巍說，上述各種記錄與統計，足以印證「30萬」這一死難者的規模與層級是確定無疑的。
40年打一口井
「打撈」史料40年，孫宅巍覺得時間過得飛快。他還記得43歲剛「歸隊」的時候，一時不知道該把什麽作為研究方向。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書的刺激下，江蘇省和南京市有關部門著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建館、立碑、修史」。剛到研究所不久，還沒有其他研究課題的孫宅巍被安排參與這一重要工作。從此，孫宅巍與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結緣。
「感覺自己在專業上失去的時間太多了，於是就給自己設定了‘幾不’，不休星期天、不休節假日、不到十二點不睡覺……玩命地、瘋狂地‘補課’。」孫宅巍說，那時候他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的「常客」，一待就是半個月、一個月，每天開館進、閉館回。
孫宅巍的愛人也畢業於南京大學，她常陪著孫宅巍一起去檔案館查閱資料、做摘記。一杯開水、兩個饅頭，就是兩個人的一頓午飯。
歷史研究者要在浩如煙海的資料爬梳中逐步廓清歷史。中方檔案資料，如南京審判的判決書、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等；日方相關資料，如侵華日軍士兵的日記、戰鬥詳報；西方人士相關資料，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都是孫宅巍反復查閱的物件。他還常委托精通英語的同事，訪學時在美國的大學圖書館搜集相關資料。
孫宅巍特別註意分類搜集有關南京大屠殺方方面面的資料。只要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掩埋、處理屍體的記錄，他就會立刻摘記下來，確保每條資料都不會「走失」。他翻閱了幾百本與南京大屠殺史實有關的書。有些書因反復翻閱，已被翻爛了。例如孫宅巍經常翻閱的錄有谷壽夫判決書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以及他本人撰寫的【南京保衛戰史】，均已換了兩本。「第一本是真的翻爛了，紙上的字都看不清了，第二本是線膠版，翻到書散了。」他說。
常常為了一個案例，孫宅巍要把一本書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甚至不止一遍，只為交叉查證、反復對比。
在孫宅巍諸多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成果中，最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幾部有關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專著。【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使他走上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事業的道路；【南京大屠殺】是在他的設計、主持和主編下，與其他幾位專家共同完成的史學專著；【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則是他獨立完成的一部史論性專著。
孫宅巍是以抱病之軀完成【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的。著書期間，孫宅巍動了一場手術，切除了部份器官，剛開始寫這本書時他的體重是150斤，寫完後體重不到110斤。
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幹小目標，「我是一個五臟六腑不健全的人，卻一直想寫一本又一本完整的書。」孫宅巍說，我們這代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的人，研究過程很辛苦、很復雜，但目的十分簡單，就是四個字——以史為鑒，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決不允許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悲劇重演，要讓和平的陽光沐浴大地。
這不僅僅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學者的胸懷，也是飽經滄桑、飽受災難的南京人民的胸懷與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