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北海銀行的創辦說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發行的貨幣統稱抗幣，與日偽發行的偽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同時在各自統治地區及交界地區流通，山東根據地發行的北海票是廣為民間商人承認白勺最成功的抗幣之一。
抗戰初期，山東各地的國民黨地方部隊在其駐防區域內大量印發地方流通券，強迫群眾使用，掠奪物資發國難財。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制止國民黨地方部隊的中飽私囊，為了保護群眾利益，為了使物資能留在根據地用於抗日，同時也解決市場上法幣的流通缺少輔幣的實際問題，山東的幾個抗日根據地也相繼成立了自己的銀行，發行抗幣。
北海銀行誕生於1938年10月，因蓬萊、黃縣、掖縣北面臨海，而當地抗日政府也叫北海專署，故初時為當地抗日政府創辦的這個銀行得名北海銀行。
北海銀行是直接聘請銀行家參與創辦的。祖籍掖縣的青島中魯銀行經理張雨田抗戰爆發後回鄉避難，當時膠東三支隊的支隊長鄭耀南、政委李耀文等經研究並請示了上級領導曹漫之等同誌後，親自出面請張雨田主持辦銀行。根據當時市場流通缺少輔幣的情況，一開始發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等輔幣，很受群眾歡迎。由於北海銀行真正按金融業的規律辦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羅榮桓等山東根據地的領導給予高度重視，使北海銀行漸漸成為整個膠東根據地的銀行。在停辦了其他不成功的銀行後，1940年北海銀行成為山東抗日根據地唯一發行成套抗幣的省銀行。
膠東有許多民間商人在哈爾濱、大連或青島、煙台等地從事工商業並擁有巨大經濟實力，他們為養家而匯人大量偽幣，這促使形成了民間的「外匯」交易。根據地正視這一現實，利用土特產、食鹽、花生等，利用我們控制的硬通貨—黃金，努力提高抗幣的威信，並利用掌握的偽幣、法幣到敵偽和頑固派占領區購買根據地急需的物資，既保證了抗幣的合理幣值，又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生活。
雖然北海銀行的創辦者張雨田經不住國民黨方面的誘惑，後來離開了根據地，但根據地一以貫之地尊重企業家和專家。
如郭欣農同誌的父親郭延壽(字眉山)就是膠東區財委副書記孫樓一同誌親自參與動員(從哈爾濱)回鄉參與根據地建設的企業家。1944年春，北海銀行經郭延壽等透過天津轉給彭德懷的機關北海幣四百多萬元(合當時準備銀行幣七百萬元上下)。
由於尊重銀行家，參與創辦北海銀行的陳文啟、灑海秋等同誌迅速成長為內行，不但把戰爭時期的北海銀行領導得很好，解放後也很勝任地擔任了省級銀行和國家銀行的領導職務。
山東根據地經濟工作還有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尊重經濟學家。
1943年初，原在抗大華中總分校工作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同誌因該校停辦，奉新四軍陳毅軍長的命令帶領一批高級知識分子經山東赴延安。朱瑞同誌、黎玉同誌、羅榮桓同誌都先後接見了薛暮橋同誌，懇請他留下來抓山東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同時也向中央提出要求(朱瑞同誌先是請求允許薛暮橋留山東工作三個月，後羅榮桓同誌又請求延長)，得到了批準。
薛暮橋同誌對山東經濟工作中的欠妥之處有重要的建議被采納，對成功之處亦做出了精彩的總結。這裏僅舉二例:山東的征糧辦法，按實產量征收，稅率累進。薛暮橋同誌指出:稅率提高，農民增產不增收，就會失去增產的積極性，建議改為按應產量征糧。
對於抗幣(北海票)的發行和管理，薛暮橋也總結和推廣實行了一套理論。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美國有個經濟學家以記者名義來山東存取。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山東的貨幣既無金銀作儲備，又無外匯作儲備，竟能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
薛暮橋同誌告訴他，你們有40%黃金儲備，我們有50%的物資儲備。「我們每發行1萬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就出售這些物資來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我們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作貨幣的發行儲備，比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
1943年10月，薛暮橋同誌直接負責剛剛成立的山東省工商局的工作(黎玉同誌掛帥兼局長，具體工作由薛暮橋主持)，統一領導了山東根據地的經濟工作。
由於重用了企業家和懂行的同誌，由於尊重經濟學家並按市場規律辦事，山東的經濟工作搞得靈活，創造出許多其他根據地沒有的經驗，比如發展「海外貿易」就是其中一項。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線拉長了，活動在中國沿海的艦艇逐漸減少，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海上封鎖也減弱了。與根據地做生意的民間商船漸漸增多(歷史上蘇北、浙東一帶小港口的南船就有與山東各港口貿易的傳統)。由於敵人對我的封鎖以及我對敵占區的反封鎖，運到敵占區港口的棉花等物資因失去廣大農村市場而銷路不暢，而敵占區的城市也極缺花生油、食鹽等物資。我們透過商人的間接宣傳以及我在敵占區工作人員的直接工作，逐漸動員了一批商船駛進根據地的港口，也有因風向等原因誤人我港口的。我們對人港商船均熱情關照，他們的棉花等物資銷售快、價格好，所需回頭貨—花生油、鹵鹹魚、海鹽等我方也都積極供應，且價格便宜。巨大的利潤空間和愛國熱忱使民間商人敢於繼續冒險「走私」。敵人對海上交通工具的控制極嚴，每只船都得領取一本「航行路簿」，進出任何口岸都必須報關驗證和檢查貨物，規則十分嚴格。民間商船一般是黃昏時接近青島(沙子口)或石島等敵占區港口，天一黑趁夜幕掩護駛向我根據地的碼頭。我們這邊不需蓋結關驗訖章，對他們私刻的敵占區海關分卡印章也不過問。日偽在石島的力量不如青島，石島抗戰後期被我軍控制。我抗日根據地對外通商的口岸還有濱海區日照縣的嵐山港等港口。
除了和敵占區的民間貿易，山東根據地與蘇北新四軍的根據地也展開了貿易，互通有無，互相支援。
貿易的發展有力地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比如原來缺少棉花的地區得到了比較充足的供應，根據地發動群眾紡紗織布，經濟貿易部門放棉收布，解決了軍需和民用，也促進了紡織等方面的生產合作社的發展。
而敵占區的食用油等物資依賴我解放區漸漸成為一種既成事實，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權也只好預設這種事實。透過對敵占區的貿易，所獲得的大量收人被我方大量用來購買抗日急需的物資，對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權來說這是一種極大的諷刺。
而我山東根據地由於采取了靈活的經濟政策，掌握了經濟鬥爭主動權。
因為山東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做得比較好，再加上膠東招遠等地出產黃金，山東根據地給黨中央和兄弟根據地作出了許多貢獻。據初步估計，山東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期間上繳黃金約有10萬兩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學習的同誌(及護送部隊)隨身攜帶的方式。我曾為原公安部邊防局的慕豐韻局長的回憶錄題寫書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提到了他們那批從膠東派往延安學習的學員及護送部隊每人都發了一個重七八斤的縫好的帶子系在腰間帶往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