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蒨芬】
我父親達理紮雅是內蒙古阿拉善旗世襲的第十代親王，我祖父塔旺布力紮拉去世後，1932 年我父親繼承了阿旗紮薩克親王爵位。那時候有國民黨統治，1949 年全國解放前夕，我父親當時跟德穆楚克棟魯普也就是德王弄了個所謂的「西蒙自治政府」，後來這政府垮台了，最後因為我父親跟德王意見不合（德王堅決不向人民投降），就分開各走各的了，然後和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以及旗內的正協理羅巴圖孟柯、副協理羅永壽、章京陳愛爾德尼巴圖等人一起帶著阿旗的官兵起義了。
解放後，我父親被任命為巴盟盟長、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這類職務。「文化大革命」那時候，1968 年 5 月，我父親被揪回阿拉善旗批判鬥爭，沒過幾個月，就因為受盡折磨去世了。11 月 18 日，是我父親含冤離世的日子，到現在都有十五年啦。我父親雖說生在封建階級家庭，還承襲了王位，可在擔任阿拉善旗紮薩克的十來年裏，為保護民族利益，吃了不少苦。日本侵華的時候，面對敵人又威脅又利誘，他始終沒低頭。在祖國大陸馬上要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放的時候，他果斷地決定，堅決高舉義旗，投向了人民。特別是解放以後，他堅決跟著共產黨，擁護黨的各種政策，努力幹活，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心甘情願成為人民大眾中的一員。
如今，我寫的是有關我父親從「王」變成「民」的回憶，並且把跟父親一起生活時看到和聽到的一些狀況寫在這兒，以此來表達我對父親的緬懷。
父親小時候的事兒以及他的興趣愛好
我們家屬於蒙旗的王公、紮薩克，因為祖輩給清王朝打仗立了功，祖先娶過康熙皇帝的女兒鵝掌公主，往後還一直和清皇室聯姻，所以在北京城三座橋有一座闊氣的府第。我祖父塔王活著的時候常常待在北京，喜歡那兒舒服又尊貴的日子，很少回旗裏管旗政。這樣一來，我父親達理紮雅基本上也是在北京長大生活的。
老人們說，在我父親還沒出生的時候，因為是頭一胎，要是生個男孩，就存在承襲王位的事兒。依照咱們家的規矩，就得回旗裏生養，所以我父親是在阿拉善旗出生的。我父親剛出生，就由我曾祖父的四姨太養著（大家叫她四老太太）。四老太太把我父親養到大概 10 歲，我曾祖父去世後，才把父親送到北京我祖母那兒。從那以後，我父親一直長到成年，跟溥儀的堂妹、載濤的女兒金允誠結婚，始終都在北京生活，到 1932 年承襲王位，才回了阿拉善旗。
我家在北京的宅子，建築規模和樣式，都是照著清王府來的，庭院廳堂、回廊壁畫，那叫一個輝煌絢爛。在這種地方，我父親打小就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使喚奴仆，飯送到嘴邊，衣伸手就來，特別講究排場，過著貴族般的奢華生活，自然也就滿身驕縱、任性，根本不把仕途經濟當回事。不過因為他是嫡出的長子，日後要繼承王位，所以很受我祖父偏愛，家裏人也都尊敬他。為此，我祖父專門給他在家裏請了老師教五經、四書這些舊學問，不讓他去社會上的學校讀書，就怕他沾上新時代的思想，目的是保住蒙古王爺的封建統治。可恰恰相反，我父親對「子曰」「詩雲」那些東西一點兒興趣沒有，倒是對中外名人的小說還有史料、傳記啥的，廣泛閱讀，還總跟人談論。
另外，我父親有兩個特別顯眼的愛好，一個是喜歡馬，另一個是抽紙煙。父親喜歡馬，常常養著二十多匹名貴的種馬，還請了養馬的高手專門照料。記得養馬的頭兒姓溫，我們都叫他溫頭，這還是我外公載濤特意挑來介紹的。這人養馬經驗特別足，馬的餵養管理、皮毛刷洗、馴馬調教啥的都特別精心，我父親可看重他了，回阿旗的時候也帶著。養這些馬，不光得用好草料餵，還得有專人天天刷，皮毛都亮得放光，馬的頭鬃和馬尾還編著紅紅綠綠的絨繩。這些馬在場地裏亮相、溜達的時候，大家看了都忍不住誇贊。我父親對馬那真是關懷得沒話說，除了每周固定兩次親自騎馬，平常一有空就去馬廄看他的馬，摸摸弄弄。記得我們回定遠營後，父親一般都在王府的西花園騎馬。那時候我慢慢長大了，父親每次騎馬或者出去打獵，老是喜歡帶著我。
我父親還有個愛好就是抽紙煙，他抽紙煙可挑剔了，只抽好的不抽差的，常抽的有三五牌、茄利克、大小炮台這些，後來換成了中華牌香煙。他抽煙有定量，每天抽多少都用煙盒數好裝起來。記得我小時候，老是搶著給他裝煙。他抽煙用的打火機也很講究，想盡辦法找新穎的，還經常換更高級更好看的。在跟朋友相處的時候，他總會拿出打火機和煙盒，跟別人比一比，互相交換，覺得挺有意思。父親喜歡幹凈，沒事的時候，就給打火機灌油，擦得亮閃閃的。對於抽煙用的煙嘴，更是經常洗得幹幹凈凈，這些小事他都是自己動手，一般不叫別人幫忙。
離開京城回到本旗，舉辦「承襲大典」
1932 年，我 8 歲那年，我二叔父騎摩托車摔了，把肺震壞了，吐血沒了，那時他才二十來歲。緊接著，我二嬸因為二叔父的死太傷心，她年紀輕輕的，又沒兒女，尤其在咱們那種封建家庭舊禮教的框框裏，根本沒法活下去，就吞鴉片自殺了。這時候我祖父憂傷得太厲害，病倒了，沒多久也跟著去了。
接下來的麻煩事是，一頭要安葬祖父還有叔嬸的靈柩，一頭是我父親繼承王位的事兒。對此，手下的官員覺得王位不能一直空著，就派人到北平催我父親趕緊回旗，處理大事。就這樣，我父親決定全家離開北平，同時護送著三口棺材回旗裏。那時候從北平去阿旗，路程好幾千裏，坐火車只能到包頭，從包頭去阿旗還得早起趕路，穿過河套，經過銀川，才能到定遠營——阿拉善旗王府的地方。
我們全家加上仆役，總共幾十號人，坐火車到了包頭，旗下的官員早就安排好了車、馬、駱駝這些運輸工具等著接我們。隨後，男的坐車，女的坐轎車，駱駝馱著行李跟三口棺材，熱熱鬧鬧地朝著賀蘭山下的大草原走去。
那時候咱們還小呢，瞅見這些以前從沒見過的山水，覺得可有意思啦。我父親被大家敬重著，一會兒騎騎馬，一會兒坐坐車，有時在枳芁叢裏追追野兔，打打野雞，也特別開心。
經過二十來天的翻山越嶺、趟水過河，總算到了咱們心心念念的老家定遠營（就是如今的巴音浩特）。到了旗裏，我父親跟旗府的官員商量討論，挑了個吉利的日子，先把祖父老王爺給安葬了，叔、嬸二人的靈柩也一塊安葬。吊唁和出殯的儀式特別隆重，就在旗王府巴音浩特大廟——延福寺舉辦。各個大寺院的喇嘛念經拜佛，行禮參拜，全旗不管遠近的牧民都來祭奠，那場面從來沒有過這麽盛大。另外，還在我叔嬸的墓地立了一塊貞節烈女的牌樓，為的是表揚我二嬸的「殉節」。這場葬禮弄了十多天，這才結束。
接下來，我父親繼承王位的大典，也著手準備起來。這個典禮特別隆重，所有的都依照清朝的典章制度。舉行典禮的時候，我父親穿著翎頂袍褂，我母親以福晉的身份，梳著蒙古頭，戴著珠翠叮當響，穿著蒙古長袍，腰上系著彩色腰帶，他們倆分別在大殿中間的左右位置高高坐著，接受眾人的朝賀。當時國民黨政府和蒙藏委員會，都派了重要官員來祝賀，寧夏、北平這些地方也都派代表來參加，那真是熱鬧非凡，到處都是人，特別風光。
我父親繼承王位的時候，有這麽個小狀況。我父親要繼承王位，那我母親按理就得坐上「福晉」的位置。可我祖母不樂意，反對這事。為啥呢？因為我祖父在世時，常住在北京城，我祖母不是祖父的第一任夫人。我祖母姓姜，是滿族人，家裏窮，嫁給祖父後生了三子一女，在咱家就占了主要地位，但一直沒正兒八經地叫「福晉」。現在我父親繼位，我母親要當「福晉」，她就特生氣、特不滿。旗府官員都同意我母親當「福晉」，主要是我母親出身皇族，身份高貴，別人比不了，不管我祖母咋反對，都得按傳統來。這就讓我父親為難了，既不能不聽母親的，又不能違背官員們的意思。我父親特孝順母親，平常祖母說啥他都聽，這麽大的事，更不敢自己做主。反復琢磨後，還是順著祖母的心思，最後把我祖母正式尊稱為「太福晉」，這矛盾才算完。
整頓旗裏的政務，跟日本人較勁
我們回旗的第二年，我媽要生我四妹，與此同時我奶奶要回北平，給我三叔娶親（如今在台灣）。就這樣，我爸陪著奶奶和我媽，領著我們一起到了北平。當時華北局勢很混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國家越來越厲害，所以我爸在北平不敢久留，等我三叔婚事辦完，我媽也生完孩子，就又帶著我們回阿拉善旗了。我奶奶和我三叔沒回旗，依舊留在北平。
我父親這回回旗之後，一門心思整頓旗政，特別想把旗裏的人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啥的好好整頓一下。他天天跟旗下的官員商量施政的計劃，還去存取、接待牧民群眾，廣泛地聽聽大家咋說。旗政這麽一整頓，各個方面都好多了。先說教育這塊，開了兩所小學，還有一所女子小學。那時候在定遠營，蒙漢適齡的孩子沒上學的地方，女孩子上學更是少見。為了讓大家送孩子上學，我母親親自當學校校長，我肯定是第一批報名上學的。這麽一影響，學生很快就有五六十人了，學校的器材也慢慢全乎了，往後上學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父親掌權之後，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不行，處理工作很吃力，不光啥事都找我母親幫忙，還花大錢請了蒙族、漢族的老師。每天工作之余，通常是下午三四點或者晚上沒事的時候，就補習文化課，讀書寫字。我們那時候看到父親這麽努力學習，在母親的教導下，從來不敢去打擾他，我們也因此養成了讀書學習的好習慣。
好景沒持續多久，日本挑起了侵華戰爭。在「七七」事變前，我父親帶我去北京給祖母慶壽，還打算接她回旗裏，躲開北平那種戰爭將至的緊張氛圍。可祖母堅決不肯離開北平，我和父親只好把祖母留下自己回旗。我們回旗沒多久，「七七」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從這以後，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我們跟祖母、三叔就斷了聯系。阿拉善旗雖說在戰爭大後方比較偏遠的地方，但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掌慢慢伸向綏遠，接著又往西到了河套地區，逐漸逼近寧夏和阿拉善旗的邊緣。
有一天，定遠營郊外猛地落下來一架日本飛機。飛機上有四個日本人，下了飛機就住在城外的永盛合商店，聽說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派來的，想見我父親。我父親當時特別害怕，就沒去見。沒想到第二天這四個日本人直接找上門來，非要見我父親。我父親沒辦法，身為一旗之主，只能在警衛嚴密保護下見了他們。日本人表明來意，就是想誘使我父親歸順他們。還說只要我父親投靠日本，就給大批物資、武器，還送了好多兒童玩具和糖果。可我父親委婉拒絕了日本人的勸說。接著日本人又威脅我父親，臉色很難看，雙方聲音越來越大，都拍桌子吵起來了。最後日本人沒達成目的，氣呼呼地走了。日本人走後，我父親堅決不讓我們玩他們送的玩具，也不讓吃他們送的糖果，一是怕有毒，二是怕有炸藥。同時聽我父親和母親講，已經把這次日本人來阿拉善旗的具體情況，向國民黨中央匯報了。誰知道後來因此惹出好多麻煩！
全家無奈離開定遠營，被軟禁在了銀川
日本人剛走沒多久，國民黨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一直想吞並阿拉善旗，就借著我父親私通日本的由頭，對我們下狠手。他瞎編亂造，給蔣介石謊報，還派好多軍隊到阿旗，到處設抓壯丁的地方，在定遠營開銀行，把控了阿旗的經濟，把阿旗產的皮毛、鹽、堿等資源都搶走。同時，他在定遠營弄保甲制度，取代旗政權，開始抓兵、要馬，使勁剝削廣大蒙漢窮苦百姓。我父親跟馬家軍閥據理力爭，可馬鴻逵仗著勢力大，透過蔣介石對阿旗動武，威脅阿旗馬上交出軍權、政權。旗裏的百姓氣壞了，都起來反抗，跟我父親說要跟馬鴻逵拼命，拼不過就往沙漠跑，反正抗爭到底。在這嚴峻的形勢下，我父親想得多。主要是怕百姓流血犧牲，尤其怕背上「投降日本」的罵名，那就怎麽也說不清了。
就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馬鴻逵的哥哥馬鴻賓裝出調解的樣子到了定遠營，國民黨蒙藏委員會還派了劉伯石來旗調解。馬鴻賓對我父親好一通安慰，說對這事兒的發生特別痛心，事情發展到這麽嚴重的程度讓他很不安，反復解釋就是個誤會，還說自己來晚了，不停地跟我們全家道歉。誰知道呢，馬鴻逵平常跟我父親表面上稱兄道弟，拉著舊關系，說他們的父親馬福祥和我祖父是結拜兄弟，我父親又是他們家老太太的幹兒子，其實一直把阿旗當成嘴邊的一塊肥肉，非得弄到手才罷休。
在雙方展開和平談判的時候，1938 年春節過後，馬鴻逵又派了好多步兵、騎兵還有飛機，朝著定遠營開火進攻。被馬鴻逵用大炮轟炸，我父親只好答應條件去銀川。在去銀川的路上，我們全家差點就出事了。當時我父母和我們姐妹四人坐一輛車，已經很擠了，可馬鴻賓也要跟我們一起坐車去銀川。後來我父親說，他當時怕路上有危險，就讓我們跟他擠一塊，說要死就死一塊兒。果然，走到三關（去銀川必須經過的地方）時，就聽到山上有人大聲吆喝，接著沖出來一大群士兵把車圍得死死的。這時候，馬鴻賓推開車門大喊：「停下！」士兵一看是馬鴻賓就呆住了，沒敢動手。馬鴻賓立刻讓人開車，我們連中午飯都沒吃就走了。後來才知道，這是馬鴻逵派人在三關埋伏，準備把我們全家殺了，多虧馬鴻賓在，我們才逃過一劫。解放後我父親在蘭州見到馬鴻賓說起這事。我父親講：「那時候要不是您照顧，我們全家早就沒了。」馬鴻賓說：「當時知道訊息晚了，沒見馬鴻逵就連夜去定遠營了，要不真危險！」他還說起馬鴻逵心狠手辣的一些做法，特別不滿意。就因為這個，我們一家人一直把馬鴻賓當恩人感激。
我們全家被押到銀川就給軟禁了。我們待在一個大院裏，門口有警察站崗，說是保護，其實是監視。這陣子，我們全家過的日子跟坐牢似的，行動一點兒都不自由，沒人敢跟我們來往，就像在孤島上一樣。我父親面對這種狀況，覺得特別淒慘和難受，整天唉聲嘆氣的，動不動就發脾氣，晚上也睡不好覺，老是擔驚受怕，就怕被馬鴻逵給狠心地殺了。
馬鴻逵有五個太太，我母親為了緩和跟馬鴻逵的關系，就在這五個太太當中頻繁走動，陪著她們強裝笑臉地吃吃喝喝，還一起打牌、抽煙，並且得把握好分寸送禮物，好讓她們同情和諒解咱。得提一嘴，就在這段悲慘的日子裏，我三妹妹生病了，由於沒法好好醫治，結果病死在這兒了。能想到，這對我父親和全家來說，那簡直是禍不單行。我父親當時都快瘋了，最後給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寫了封信，講了他在寧夏的經歷。朱紹良得到蔣介石同意後，就把我父親接到蘭州去了。我母親和我們姐妹沒跟著去。費了好大勁，我母親向馬鴻逵的四太太求情，總算同意我們走了。然後母親和我們三姐妹，就坐飛機從銀川到了蘭州，跟我父親團聚。
到了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派總參議張春浦和總務處長拜襄華來負責招待，生活方面也由他們提供保障。住的是蘭州五泉山下裴建準的房子，前後門一直有警察「保護」著。
蘭州度過了八年
我父親到蘭州住了整整八年。在這個說是抗日戰爭大後方的山城，我們全家雖說不再生命時刻受威脅了，可過得還是不舒坦。在蘭州，我們照樣被歧視、被懷疑、被監視，辦事待人都得討好國民黨官員。而且，父親心裏明白，被迫離開阿旗的鄉親們，還被馬家軍閥欺負壓迫著，生活艱難，精神也沒依靠，正受著折磨。所以，父親人在蘭州，還常進出豪華官場，卻一直盼著能早點回旗。記得父親那時憂愁地跟我說：「咱們現在不怕半夜有鬼敲門了，可啥時候能回旗啊？」還沒辦法地說：「監視就監視吧，時間長了他們就了解咱們了！」
在蘭州的時候，父親除了跟國民黨官員必要的應付一下，大多數時間都關起門來讀書。父親為人實在厚道，待人處事又恭敬謙遜，時間一長，就得到了相關有權勢人物的理解。特別是戰區長官朱紹良特別欣賞和稱贊我父親，所以對我們的監視也就慢慢變松了。這也得歸功於母親的用心和大力幫忙。為了跟朱紹良這個當時西北戰區的最高長官處好關系，我母親把父親賢內助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常常陪著朱紹良的夫人一起玩，在那些豪門權貴當中穿梭，順著人家的喜好來，甚至省吃儉用來應付各種應酬。朱紹良夫人當時喜歡抽鴉片煙，我母親為了陪著人家，這時候也染上了這個毛病。就因為跟朱紹良夫人這樣趣味相投的交往，經常一起抽煙、打牌、玩樂，也就建立起了感情。這樣一來，父親從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確實是靠母親這樣的幫助。
我們在蘭州住的事兒，旗下的人當然操心。他們常來看望，後來還把我父親衛隊的人換班調到蘭州，保護我們。我父親喜歡的走馬也都送來了。這樣，我父親在蘭州枯燥的生活裏，多了點樂子，照顧馬、騎馬成了他日常要做的事。另外，我們為讓父親開心，常勸他帶我們去看戲、看電影。可旗下人來蘭州跟我父親匯報情況時，我父親就老是愁眉苦臉的，很難有笑容。當時旗下的人專門來蘭州給我父親送報告，為躲開寧夏當局檢查，都是穿過沙漠從甘肅一條山送到蘭州的。我父親每次接到報告，聽說馬鴻逵虐待阿旗人民，就特別生氣，然後跟母親相對著哭。那時我和妹妹達芰芬在上中學，看到父母這樣，只知道跟著傷心流淚，可到底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和關鍵。
我父親在蘭州應對國民黨的狀況，那真是一場艱難又復雜的政治爭鬥。在蘭州，朱紹良是國民黨第八戰區的司令長官，谷正倫是甘肅省政府的主席。這倆軍政頭子，雖說都是蔣介石系統的嫡系骨幹，可他們彼此有很大矛盾和爭鬥，在權益爭奪上互不相讓。朱和谷的夫人都是貴州派，但一直是表面和諧，實際不合，體現在朱紹良和谷正倫的政治爭鬥裏，也各有自己的一幫勢力。這樣一來，我父親在這當中最難應對，既不能只顧這邊，又不能顧那邊而丟了這邊。我們在蘭州的生活全由戰區方面負責操辦，但有些具體事兒，也跑不出甘肅省政府的管轄範圍。所以就得兩邊都照顧到，方方面面都周全，大事是這樣，生活裏的小事也都得考慮周全，才能應對得當，不惹麻煩。
比如說，我結婚那會兒，得請最高長官來當證婚人，可要是請朱、谷中的任何一個，都會有意見，最後只好想法子避開這個麻煩。平常請客送禮還有交際應酬，也得兩邊都顧著，盡量讓大家都高興。就像我結婚時，在五泉山我們家裏，專門請了朱、谷兩家，各擺一桌，父親、母親陪著谷主席家，我和愛人張欽武陪著朱長官家，這麽安排，都是有講究有分寸的。我當時不懂，後來我父親才講：「我跟朱長官關系近點，跟谷主席遠些，欽武跟谷主席關系近，跟朱長官關系遠。這麽安排，他們就都沒意見。」這些事足以表明，在國民黨的官場裏，就連那些繁瑣的禮節儀式，都在明爭暗鬥，更別提有關政治、經濟的權益爭鬥了！就因為這個，我深深覺得我父親在蘭州生活的這八年，應付起來真是太難了！
蔣介石兩次召見父親
在蘭州的時候，我父親被蔣介石召見了兩回。當時，父親還有全家都特別看重也特別期待這樣的召見。頭一回召見，大概是我父親到蘭州半年後。有一天，蔣介石從重慶發電報說要召見我父親。我父親可高興了，想著能借著這個機會當面跟蔣介石訴說冤屈，好解決寧夏馬鴻逵欺負壓迫阿旗的事兒，也能讓我父親回阿旗。跟父親一起去重慶的還有阿旗王府的副協理和秘書等工作人員，他們準備了日本人去阿旗的經過，還有馬鴻逵派兵打阿旗、逼交政權和軍隊這些違法事兒的材料。哪知道見了面，蔣介石就問問旗裏老百姓生活咋樣，問問我父親和家裏的一些情況，對於寧夏馬鴻逵瞎汙蔑父親勾結日本、投敵賣國還有鎮壓蒙族百姓的事兒，一個字都不提。我父親著急跟蔣說這事兒，結果蔣介石故意躲開，還站起來送客。這麽召見完，給了「賞賜」一桌酒席，留著住了幾天，我父親只能滿心失落回蘭州。第二回召見，大概在一九四一年前後，是蔣介石到蘭州視察，對下屬的一次常規接見，我父親照規矩去拜見，也沒說啥。這次蔣介石來蘭州，跟宋美齡一塊，住在蘭州四墩平九間樓，宋美齡還請我母親吃了頓飯。
父親在留蘭的時候，曾經回過旗裏兩次看望
1939 年前後，阿旗的群眾都盼著我父親回旗瞅瞅。經過朱紹良征得馬鴻逵同意，第八戰區總參議張春浦陪著我父親回了旗。父親回旗路過銀川，禮節性地拜見了馬鴻逵，應付了寧夏各方面的事兒，在定遠營待了一個多月，還是張春浦陪著回的蘭州。這所謂的陪同其實就是監視。父親去定遠營坐的汽車，回來為躲開馬鴻逵找麻煩，就從定遠營騎馬穿過大沙漠草地到一條山，張欽武接應後換汽車回了蘭州。經過張春浦總參議這次陪著去阿旗實際了解，國民黨方面也確認了，我父親沒投靠日本，馬鴻逵歪曲事實、亂說是非，純粹是誣陷，就是想借機霸占阿旗地盤，擴充自己實力。打這以後，國民黨當局對我們松多了，我們生活也更自由了。那時候日本飛機把蘭州轟炸得厲害，我母親又生了大病，為躲轟炸，也方便母親養病治療，我們從蘭州五泉山搬到十裏店一個小院，住了一年，後來又回五泉山了。
我們住在蘭州，雖說有國民黨當局供應和招待，旗裏也給些接濟，可因為家裏人多，那會兒物價漲得厲害，生活挺難的。父親跟母親商量，打算回旗看看家裏有多少底兒，拿些來補貼生活。得到八戰區同意後，因為母親生病，就決定帶我回旗一趟。我在家裏排行老大，父親從小就特別疼我、慣著我，出門總帶著我，我倆從不分開。這次回旗帶我，我可高興了。回旗是從蘭州坐汽車走的，這次八戰區沒派人「陪著」。路過銀川，父親得去見馬鴻逵，讓我去看馬鴻逵的四太太劉慕俠和老太太。大家都知道四太太很受馬鴻逵寵愛，馬鴻逵對她言聽計從，她權力大得很，能左右馬鴻逵的一切。所以，必須去拜見問候，表示親近，好讓馬鴻逵別迫害我父親。我那時候年紀不大，也沒經歷多少事兒，但跟著父親多次遇到危險，也懂這些道理。劉慕俠把我當「義女」接待，挺親熱的。她本來就是演戲的，裝出一副「慈愛」樣哄我，說些好聽的，問這問那，可有時候也嘮叨：「你們現在有戰區照顧，我們照顧不上啦！」我回去把這些話告訴父親，我們覺得這明顯是諷刺，牢騷不少。我當時就想，脫韁的馬，你們抓不住啦。
父親跟我回到定遠營之後，忙乎了好長一陣子。旗內王府的大小官員，還有在各地的牧民們，都爭著搶著來看望我們。這時候父親就像缺水的魚回到水裏一樣，開心得不得了。他天天和大家待在一塊兒，互相講講離亂後的事，說說馬鴻逵怎麽迫害和壓榨阿旗，聊聊國家堅持抗戰肯定能勝利的未來。我父親還讓牧民們努力幹活，團結一心，以後要多聯系，安心等著他回來。就這樣，父親在旗裏住了一個多月，順便把家裏的東西收拾收拾，準備帶回蘭州，補貼家裏開銷。我父親回蘭州的時候還是繞開寧夏，由旗裏護送騎馬直接穿過沙漠去蘭州。出發前，父親給張欽武發了電報，到一條山的時候住了兩天，然後又讓張欽武派汽車把我們送回蘭州。
國民黨中央準許我們全家回旗，和馬鴻逵的爭鬥還在持續。
1944 年秋，旗裏的老百姓特別希望我父親回阿拉善旗主持旗裏的政務，抵抗寧夏馬鴻逵對咱們旗的掌控以及對老百姓的剝削。經過八戰區長官部向國民黨中央請示，又跟寧夏馬鴻逵溝通，這才答應讓我父親和全家回旗。我父親和全家人一直盼著的這天總算是來了，可能想到的各種難題也明擺著，最關鍵的還是和寧夏馬鴻逵的關系。馬鴻逵在政治上吞並阿旗，在經濟上掠奪，這得進行艱苦鬥爭，而且馬鴻逵吃到嘴裏的好處哪能輕易吐出來。
咱們這次回旗，可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來來往往地旅行，而是回去就不再回來了。在蘭州這個山城住了八年，對咱們還是有感情的。咱們跟一些知心的親朋好友告了別，戀戀不舍地瞧了瞧那些山山水水，然後旗裏派來大批的人馬、駱駝和轎車，拉著所有要用的東西，就從一條山穿過大沙漠，直奔阿拉善去了。我父親回旗故意不走銀川那條路，就是怕跟馬鴻逵那個惡魔打交道。可回旗沒多久，馬鴻逵居然帶著全家來定遠營看望我父母，還裝出特別「關心」的樣子。明知道他沒安好心，還得虛情假意地迎接，使勁表現得親近友好，這感覺當然難受啦。
定遠營這地兒，如今被馬鴻逵的強權給占了，政治、經濟都被他們把控著。他打著「旗縣並存、共管」的幌子，想在定遠營設縣，搞蒙漢分治。這其實就是要把旗政權給擠掉。因為旗裏的百姓堅決反對，一時間他沒得逞。可馬鴻逵又換了個名頭，在定遠營弄了個辦事處，推行保甲制度，實際上就跟設縣一樣，然後就橫征暴斂，亂攤苛捐雜稅，還征兵要馬，把阿旗百姓弄得苦不堪言。同時，馬鴻逵還在定遠營開銀行，用經濟手段操縱控制旗裏的皮、毛、森林這些物資，就連旗裏一直開采經營用來維持旗政開支的堿礦，他都眼紅插手。我父親這次回旗，是得到國民黨中央同意才回的，馬鴻逵拿他沒辦法。但他總覺得我父親回旗，對他在阿旗胡作非為有阻礙，雖說表面上稱兄道弟，還喊著絕不損害旗裏利益的口號，可實際上事事都跟阿旗過不去，一心想吃掉阿旗。我父親回旗沒多久，馬鴻逵為搶阿旗堿礦，就把阿旗負責辦理堿運的鄭禮範扣下，故意挑事。我父親在馬鴻逵的強權面前，還是堅持有理有節地鬥爭，還親自去寧夏見馬鴻逵，要求放了被扣的人。馬鴻逵也只好顧全雙方的面子，息事寧人，最後把人給放了。
當時國民黨中央下令，讓地方選拔能人，每個省推薦兩名中央委員。在甘肅這邊，谷正倫主席把我父親推薦上去了，這就讓馬鴻逵又嫉妒又不滿。他還向國民黨中央告狀：達理紮雅是阿拉善旗的紮薩克，阿旗是歸寧夏省管的，推薦達理紮雅當中央委員的事，應該是寧夏的事，甘肅幹嘛要多管閑事。從這能看出，馬鴻逵對我們阿旗和我父親盯得可緊了，老是想盡辦法貶低打壓，就想讓我們受他控制，聽他擺布，一刻都不放松。馬鴻逵這人更差勁。他不光在政治上愛玩陰招，跟朋友、部下打交道的時候，也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搬弄是非，就喜歡看別人倒黴。當然，這也符合他稱霸一方的心思。
1946 年夏天，我回定遠營娘家。我愛人張欽武從西烽鎮防地過來接我。路過寧夏的時候，欽武為了顧全寧夏和阿旗的關系，就去拜訪馬鴻逵。一起吃飯時，馬鴻逵講：「你老丈人老是埋怨你不聽話，脾氣太倔了，把那麽大的鹽商產業給弄沒了。跟著胡宗南跑，能有啥好處？」這明顯是挑唆我父親和張欽武的關系。張欽武居然把這種瞎編的壞話當真了，讓嶽父和女婿之間感情有了隔閡。欽武到我家時一聲不吭，態度冷淡，故意躲著不見我父親，把我父親氣得不行。後來把情況說清楚，大家才明白是馬鴻逵在使壞。這就算是件小事，也能充分說明馬鴻逵對咱們是啥空子都鉆，想盡辦法搞破壞。
我爸參與「西蒙自治政府」的一些事兒
在咱們祖國西北地區眼看就要全部解放的時候，以德王帶頭的一些國民黨蒙旗的高層人物，在蘭州碰頭然後又跑到阿拉善旗，琢磨並組織搞一個「西蒙自治政府」，還盼著靠這個來應對共產黨的解放。當時我在蘭州住著，我父親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發電報催我回定遠營，躲開危險。就這樣，1949 年夏天蘭州解放的前一個月，我和多淑秀（白海風的愛人，現在是內蒙政協委員）一起坐車到一條山，接著換駱駝和馬穿過沙漠回到了定遠營。我回旗以後，父親給我講了「西蒙自治政府」成立的情況。原因是國民黨南京政府快倒台的時候，國民黨中央用飛機把德王接到南京，接著又把德王送到蘭州。德王到了蘭州，想找個待的地方，不知道該咋辦。何兆麟（原來內蒙政協的副秘書長）陪著德王到蘭州的時候，我三叔達密林旺楚克也一起坐飛機到了蘭州，要回阿拉善旗。所以，德王就有了去阿拉善旗的想法，正好何兆麟跟我父親是老交情，就給我父親寫信商量這事兒，我父親同意了。何兆麟陪著德王到了阿拉善旗以後，白海風、巴文竣這些人也先後到了阿拉善旗，然後在德王的提議下琢磨成立「西蒙自治政府」。
我父親一直膽小怕事兒，以東道主身份讓德王暫時住下還行，成立「自治政府」這種大事，他可不敢同意。德王野心特大，投靠日本、成立偽蒙疆政府，名聲特臭被國人討厭，這危急時候了，他還不消停，想著再出頭。後來，德王把白海風、巴文竣、何兆麟等人說通了，多次跟我父親商量這事兒，還講現在形勢特別好。他說，咱們蒙古人多少年想要自治，國民黨一直不準，現在國民黨快倒台了，自己都顧不過來了，正好趁這機會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跟「東蒙自治政府」對著），讓國民黨政府批準，弄成定局。同時，把從東北跑過來的一些軍政人員，還有不少騎兵部隊，都弄到阿旗，當成「自治政府」的力量。
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總算心動了。他覺得趁著這個機會把從東北逃到阿旗境內的亂軍收攏起來，變成阿旗的武裝力量，省得他們禍害阿旗人民，這特別有必要。就這樣，父親同意參加「西蒙自治政府」。但讓父親跟他一塊去廣州，向國民黨當局請求準許自治這事，父親堅決不去，最後德王自己去了廣州，向當時國民黨的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人提這個事，照樣被否定，啥結果也沒有就回來了。寧夏解放快到的時候，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路過銀川，德王帶著「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領導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等人向徐請求國民黨準許成立「西蒙自治政府」，被徐訓斥，說他們是「乘人之危」。之後他們回到阿旗還一直議論個不停。就算受到國民黨阻攔，「西蒙自治政府」還是成立了，我父親被選成副主席。「西蒙自治政府」成立後，給國民黨的報告一直沒回應，德王親自去廣州活動，也沒結果回來。德王從廣州回來路過蘭州，張欽武請德王在我家吃飯，說起這事還跟我父親抱怨：「你爸爸跟我一起去就好了！」其實那時候國民黨政府都快不行了，哪還能管啥「蒙古自治」呀？
1949 年夏天，蘭州快解放了，胡宗南趕忙發電調張欽武的部隊往甘肅南部轉移。我爸和我不停地給張欽武打電話，勸他別往隴南去，一定要想著家裏孩子（我爸區防司令部的電台和張欽武部隊電台每天聯系兩次），有需要可以把部隊撤到蒙旗來。實際上隴南已經被解放軍攔住，根本過不去，最後張欽武就帶著部隊轉到甘肅北路的暢林山區了。這之後，蘭州、銀川陸續解放，對阿拉善旗影響很大。馬鴻逵在阿旗的部隊亂成一團。我爸把旗裏的軍隊都召集到定遠營城裏，做好防衛，保證安全。這時候，旗裏有人勸我爸帶著大家往北沙窩撤，有人主張留在定遠營等著解放軍接收。我爸心裏亂得很，拿不定主意。他特別惦記張欽武的部隊。沒想到有一天兩邊電台聯系斷了。我們急得不行，我爸判斷肯定是被解放軍消滅了。到了晚上，我媽偷偷聽新華社廣播，聽說「胡宗南匪部整編騎兵第一旅旅長張欽武率部向我軍投誠」，趕緊把這訊息告訴我爸。我爸聽了高興地跑到我住的屋子喊：「欽武有訊息了，已經投降共產黨！」就這樣，我爸不再糾結，不再想「北逃」和「等待」，決定帶著部隊向解放軍投誠起義，還采取了積極的辦法。
說起起義這事兒，可不是順順當當的。一開始，德王和他的一些舊部下就反對。我父親還有白海風、何兆麟、巴文竣這些大多數領導成員呢，是贊成起義的。大家好說歹說，講清利弊，指明方向，可德王就是油鹽不進，死抱著他那一套不放。這麽一來，就明顯分成兩派了。一派以德王帶頭，加上他的舊部，還有從東北逃過來的一部份武裝力量，堅決不肯投誠起義。有一天，德王他們帶著「西蒙自治政府」的印信和木牌子，一聲不吭就走了，朝著阿拉善旗西北方向跑。一路上又搶又奪，搶牲畜糧食，殺駱駝，在「拐子湖」附近待了好些日子，最後逃出邊境，被蒙古人民共和國給抓了。德王跑了以後，他的部下禍害老百姓，我父親特別生氣，還組織輕騎武裝去剿擊，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另一派以我父親和白、何、巴他們為首，通電起義，還派代表去寧夏找解放軍接頭處理後面的事。這中間，張欽武在起義後因為彭總的意思，也為阿旗起義忙活過，這兒就不多講了。至於我父親他們起義後的情況，有的在【內蒙古文史資料】裏講過了，這兒也就不多啰嗦了。
最後的話
我關於父親的回憶就寫到這兒啦。父親達理紮雅身為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蒙旗王爺，原本沒啥能留給咱們的。不過，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他還能努力向前，跟著人民走，從王爺變成了人民中的一員。我這當女兒的想念父親，把知道的他一生經歷都記下來，主要是為了表達懷念。這裏面一些有關的史實，難免有不全的地方，好多疏漏甚至錯誤，希望父輩親友多指點，給史家做個參考。在我結束這個回憶錄的時候，心裏真是感慨萬千！要是父親還活著，就能看到如今國家繁榮昌盛的好景象。三中全會以後，經過黨的整治糾錯，國家各方面都正常了，政治上擺脫了「四人幫」的搗亂，清除了「左」的錯誤影響，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團結；經濟上方向正確，進行改革，讓國家走向富裕強大。現在，全國人民在黨的帶領下，正想盡辦法為實作「四化」努力。父親要是在天上有靈，肯定會含笑九泉的！
（1983 年 4 月 19 日在呼和浩特定稿）
源自【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七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