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國南宋時期的理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與詩人。他的著述 【四書章句集註】，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盡管如此，朱熹本人卻對科舉取士制度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情。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本文就來探討這一話題。
朱熹畫像
一、科舉制度的興起與影響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選官制度，自隋唐以來逐漸完善，成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這一制度起初的優點是：打破了門閥世襲的局限，使得寒門子弟也有了透過自身努力躋身仕途的機會。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科舉制度逐漸暴露出其弊端。它過分強調對經典文獻的記憶與背誦，而忽視了士人的實際才能與德行修養。這種「一考定終生」的模式，使得許多有真才實學但不善應試的士人被埋沒，而一些僅擅長應試卻無實際能力的士人卻得以晉升高位。
二、朱熹的學術理想與科舉制度的沖突
朱熹雖然自己是科舉考試的受益者：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次年三月他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踏入仕途。
朱熹著作【四書章句集註】
然而，隨著自身閱歷的豐富，朱熹對科舉取士產生了懷疑，作為一位深諳儒學精髓的學者，朱熹的學術理想在於培養具有高尚品德與深厚學養的士人。他主張「遏人欲而存天理」，認為人心應受天理的約束，去除私欲，方能成就大道。
在朱熹看來，科舉制度雖然為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機會，但其重藝不重德的傾向卻與儒家的核心精神相悖。科舉考試過分註重詩詞歌賦等文藝才能的考察，而忽視了對士人德行與操守的評判，這與朱熹所倡導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價值觀相去甚遠。
三、科舉取士的弊端與朱熹的批評
隨著時間的推移，朱熹對科舉制度，從開始的懷疑，逐步上升為批評。朱熹對科舉取士制度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
1. 重藝不重德：
科舉考試主要考察士人的文學才華，而忽視了對其德行與操守的考察。這種導向使得士人往往只註重應試技巧的提升，而忽視了自身品德的修養。朱熹認為，一個優秀的官員不僅應具備卓越的才能，更應具備高尚的品德與堅定的操守。
2. 應試教育的弊端：
科舉制度下的應試教育使得士人陷入了無盡的應試迴圈之中，他們為了應試而讀書，為了功名而學習，忽視了學問本身的價值。朱熹強調學問應服務於人生與社會，而非僅僅為了應試而存在。
3. 人才埋沒：
科舉制度下的激烈競爭使得許多有真才實學的士人被埋沒。他們或許不擅長應試，但卻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與智慧。朱熹認為，這樣的制度是對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
朱熹的【詩集傳】
四、朱熹的學術理想與現實妥協
盡管朱熹對科舉取士制度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情，但他也認識到這一制度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必要性。南宋朝廷的頻繁禁學運動使得士人只能透過科舉考試來實作自己的仕途夢想。
朱熹自己也曾透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他對科舉制度的熟悉與了解使得他無法完全否定這一制度。因此，朱熹在批評科舉制度的同時，也提出了改革的主張。他希望透過改革科舉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儒家的精神與理想。
朱熹影視形象
結語
朱熹雖然其著述被定為科考的標準，但他對科舉取士制度的厭惡之情卻深刻反映了他對儒家精神的堅守與對現實弊端的批判。他的學術理想與科舉制度的沖突不僅體現了他對學問與德行的追求，也揭示了科舉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
朱熹的批判與改革主張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啟示，使得我們在反思科舉制度的同時，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儒家精神的核心價值。同時，對現代的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培養青年的標準與目標，提供了較高的參考價值。
朱熹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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