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校長者，已故前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先生之謂也。作為一名資深中國哲學史學者的沈善洪教授，乃是浙江社會科學界的前輩，曾執掌浙江社科院有年。1986至1996年主政杭州大學整十年，是名副其實的沈校長。
從專業上說，沈校長畢業於浙江師範學院歷史系和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生班，後主攻中國哲學史，尤精浙東學派和中國倫理學說史；在省社科院任上舉辦宋明理學和浙東學派研討會，推動【黃宗羲全集】點校整理，支持岡田武彥率日本陽明學代表團考察陽明行跡，影響及於【王陽明全集】和【劉宗周全集】之編校，可謂得風氣之先也。
按說我與沈校長既無何師承，也無何具體淵源。只記得少時到杭，父親帶我轉杭城，路過天目山路杭大門口，轉頭對我說：將來你能入這校，也不錯了。此願後竟遂真，其時是我入此校念博也。不過，我入校時，仍是沈校長掌校，待我畢業離校，沈校長則已卸任矣。
回想起來，杭大三年，應該也有機會見過沈校長，若然，那就是在「董氏文史哲基金」頒獎會上。一次我得了千元獎勵，就飛跑到西溪路上買了一套【金瓶梅】供研究用；還坐出租到解放路新華書店拿下了那套覬覦已久的歐陽竟無居士編的【藏要】——那主要是供收藏用的。
畢業後到玉泉任教，我與沈校長就更少交集了。然則，四校合並後，沈校長出任新浙大文科評審委員會主任，無論「董氏獎」，還是更為重要的職稱評審，一度皆由沈校長領其銜，這就引出了與我相關最大的一則故事。
在我那個年代，一般博士畢業兩年就獲評副高，我有師兄還有一年就搶先完工的。但不才如我卻成了這個不成文規則的例外——多年以後，我的另一位師兄顧肅教授嘆息道：在貌似更有文化的江蘇省，入選「三聯·哈燕叢書」的作品都能拿省社科一等獎；而應奇入列此叢書，在浙江省只勉強獲得了個三等獎——從此以後，我是再沒有書，也自然再不會報此類獎項了。
終於，1999年底，在博士畢業三年多後，我迎來了自己的副高升等。其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拆成散篇發表，而且用那時還在玉泉任教的「紹海」孫周興調侃我的話來說：應奇你發表的都是重要刊物——也就是在「浙裏」能夠「作數」的刊物。拿下副高當然是沒有任何懸念的，果然，後來就有同事惟妙惟肖傳出沈校長在評審會上的話：「這位應先生可以評教授了啊！」
實話實說，當年道聽途說此「珠玉」之言，可謂既五味雜陳，又平淡無波，這兩層意思應該都毋庸多解釋了。我只是想起曾有三位朋友我職業生涯的早中晚分別替我做出的刻畫和狀寫——玉泉時代，Y友說：對別人來說理所當然甚至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你來說都會特別困難，所幸最後都能勉強過關；詩人江弱水則用曾孟樸【孽海花】裏的話術吐槽了一句：你我雖輪不到吃香喝辣，但也不至於扶墻摸壁；不久前，一位浙江籍的「又紅又專」的才俊勸慰我：應奇，你該知足啦，像你這樣的人，換作在別的地方，早就被「弄死」啦！
我來過，我看過，我活過。言歸正傳，爾今時過境遷，結合沈校長的時代，以及彼時和當下吾輩之境遇，則確是有不已於言者也。
當年在杭大，我也曾聽說沈校長的某些段子，例如與關於他和B姓宋史教授的傳說。從中不難看出，沈校長愛才惜才，這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又因為他所處的特殊位置，就有機會將其轉化為某種實際的體制行為，例如發表一篇某頂刊就直接評教授之類，這就是被後來所艷稱的杭大「黃金十年」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教師職稱評審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破格晉升。
實話實說，這是讓不少青年學者得益並借此脫穎而出的，我既沒有趕上那個時代，自然也就沒有從中獲益過，在這裏就不如參照龐學銓教授在【學者·校長——沈善洪教授印象】一文對此做出的中肯評價和周到反思：
「當下，對優秀年輕教師在職稱評聘上的傾斜，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和學校人才培養的常規，對年輕教師的支持也已不只是表現在職稱評聘方面的傾斜了；與現在對年輕教師的要求相比較，當時的那種要求顯然也是相對較低了。這是時代的發展和變化。然而，在市場經濟的浪潮開始湧起，高校中量化考核的方式也開始顯示威力的時候，當時那種評價和選才的觀念，是需要一種學者兼教育家的眼光與勇氣的」。
誠然，一種具有歷史視域的進步觀是龐教授這段文約義豐的分析和論斷之內在靈魂。對此我是無保留地贊同的，且似可進一步稍加發揮。
沈校長之愛才惜才，及其相關舉措，在其所處時代無疑有其「進步」意義。相較於依靠師承淵源甚至公關手段，憑刊論人無疑是一大進步，相當於馬克思在【倫敦手稿】中踵武黑格爾所論從人與人的依賴關系到物與物的依賴關系，或者從人治到法治；尤有進者，沈校長並非單純以數量論人，而是註重以質取才，而「質」之所寄就是所謂「頂刊」也。
然則，如果我們像龐教授那樣采取一種歷史和現實的眼光，就會發現所謂以「頂刊」論人在當今學術生態中的含義和後果已與沈校長時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包括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在內的非學術因素的宰制已經侵蝕甚至消彌、掏空和瓦解了「頂刊」的所謂權威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有些已經功成名就的教授仍然一味迎合這種其實已經喪失在沈校長那個時代之進步意義的考評體系，這往輕裏說是「與民爭利」，而究實言之，就是放棄了自己對於歷史、對於傳統、對於自己置身其中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生態應該負起的責任。
平心平情論之，此問題並不容易有一個周全恰當的解決辦法，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位成熟的學者不應該像初出茅廬甚至要經歷所謂「非升即走」錘煉和煎熬的青椒那樣對待自己和要求自己，而應該在從生存線上突圍後實作更大程度的自作主宰和自我引領。
當然，事情的悲哀和無解似乎又在於，同樣從歷史的眼光看，將來的所謂「大佬」和「資深」不正是從當今的「青椒」和「屌絲」中成長起來、「脫穎而出」的嗎？魯迅在五四時代談到歷史的時候曾經說，祖母的模樣預示了她所帶著的孫女的模樣，令夫人日後的風姿，也只要看看丈母。只是，如果讓沈校長看到，他當年用「頂刊」提拔起來的才俊如今仍然在不遺余力心無旁騖地經營著早已滄海桑田之後的「頂刊」，又會作何感想呢？
羅衛東教授主編並作序的【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壽慶文集】收錄了當年作為沈校長的同學、同事和部下，或者至少是受沈校長德政之沾溉的原杭州大學有代表性的人文學者記錄和回憶沈校長言行的文字。此書當年甫一問世，我就在西溪出版社一樓曉風書屋的專櫃上看到了，並拜讀了其中相關的文章。如前所述，龐學銓教授的那篇【學者·校長】是所有文章中給我印象最深的。
這次受邀參加沈校長逝世十周年紀念會，我又重溫此集，一篇題為【凜然與淡然：沈善洪校長印象】的文字引起了我的註意。因為作者滕建明先生曾在杭大校辦工作，有機緣近距離接觸沈校長，他記錄的一個細節讓我眼前一亮：
「有一年正是春光大好季節，他（沈校長）從外地開會回來，我和司機去機場接他。他吩咐司機繞西湖白堤一圈，說：‘間株楊柳間株桃，白堤桃紅柳綠了，去看一下吧’。那時白堤還沒有隔斷為步行道，司機載著我們在白堤上緩慢地繞了一圈。沈校長開啟車窗，對周遭景致看得很投入，毫不掩飾內心深處那種由傳統文化和大好河山共同孕育出來的，對大自然的親近和愉悅之情」。
我在這裏想說的也無非是，我們的大學什麽時候不再是李零教授當年所批判的養雞場了，而也像沈校長曾經流連其間的白堤那樣間株楊柳間株桃了，桃紅柳綠了，那麽沈校長也一定會「開啟車窗」，看得更投入，也更愉悅的吧！
（2023年12月24日淩晨初草，28日重訂於閔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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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奇，系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