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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電子支付要比現金支付方便許多，所以很快贏得人們的青睞一樣；紙幣支付也比攜帶貴金屬乃至絹帛等等價物支付要方便很多。可奇怪的是，為什麽明清社會，人們還是使用銀子和銅錢來交易，卻不見紙幣的蹤影呢？這種奇怪的現象，要從明朝極為失敗的紙幣政策開始說起，那就是「大明寶鈔」。
大明寶鈔的誕生
紙幣在北宋獲得了成功，那麽後世朝代當然有樣學樣，金朝和元朝都延續了宋朝的紙幣政策，將紙鈔作為國家貨幣制度的核心，這一時期被稱為「紙鈔時代」。
對於生於元朝、長於元朝，在元朝活了半輩子的朱元璋君臣來說，元代紙鈔不僅是他們不可能回避的經濟制度遺產，也是他們個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重要經驗。對明朝開國君臣而言，發行紙鈔是天經地義之事。不過朱元璋以雄才大略一統天下，各項制度均重新厘定，暫時無法顧及紙鈔的事情，而是以元末重新復蘇的銅錢為主要貨幣，鑄行洪武通寶在全國使用。到洪武八年（1375）三月，朝廷終於宣布，發行大明寶鈔，並啟用重鈔輕錢政策。
大明寶鈔的形狀呈矩形，長1尺（34厘米），寬6寸（約20厘米），顏色統一為青色。寶鈔外圍有龍紋，上方6個大字「大明通行寶鈔」，另有篆書所寫的「大明寶鈔，天下通行」8個字，這些要素與今天鈔票差不多。大明寶鈔的面值有6種，分別是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張寶鈔正中間都有若幹錢串，一串代表一百文，若是十串那就是一貫（一千文）了。後來在洪武後期，朝廷又發行了從10文到50文不等的五等小鈔。
大明寶鈔有著必要的防偽措施。首先，每張寶鈔上都寫著一段話「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當然，這種話嚇不住真正要財不要命的人，畢竟那個時候又沒有浮水印和激光防偽，還要在紙鈔本身上下功夫。每張寶鈔上都有鈔印，以防偽造。如果被發現在鈔印上動手腳，【明會典】有明確規定，要處以死罪。
發行與管理紙鈔是事關國家經濟根本的重要事項，必須設定專職管理機構才能保證紙鈔發行、流通環節中的穩定性。早在大明寶鈔正式發行前半年，明朝就首先設立了寶鈔提舉司，一開始為正七品衙門，但很快就升為正四品衙門，體統不可為不高。然而洪武十三年（1380），寶鈔提舉司卻突然被罷去，六年後，朝廷再設寶鈔提舉司，但其品級已經降為正八品，只是可憐的小京官衙門。鈔法固然由總管國家財政的戶部統籌，但專職紙鈔的衙門寶鈔提舉司，不僅罷廢無常，而且地位低下，本質上也是明代紙幣政策嚴重不穩定的表現。
大明寶鈔的財政掠奪本質
大明寶鈔在發行的時候，留了一手，它有一個相當無賴的規定：老百姓可以用金銀兌換大明寶鈔，卻不能用大明寶鈔兌換金銀，也就是說，這是一張單程票。單向兌換是什麽意思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是為了從老百姓手中合法掠奪金銀，二是為濫發貨幣、應付財政支出留好後手。很快，大明寶鈔就成了明廷應付財政支出無底洞、向民間轉嫁壓力的有力工具。
在詳細解釋這一目的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明朝面臨的財政情況。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有一句話，大家耳熟能詳，那就是清朝康熙年間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清朝宣布將丁銀永遠穩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數據上，其實是學的明朝，也是明清兩朝極具特色的「定額主義財政」的表現。朱元璋在開國之初，或是出於體恤民力，或是出於排斥市場，制定出定額主義財政理念，整個大明王朝，上到戶部，下到各縣，每年征收多少賦稅，本色（實物本身）交多少貨物，折色（折合成貨幣）交多少白銀，都有明確規定，寫進各類檔裏，無論社會經濟如何發展，只能按照規定的額度征收。我們一想就明白，這種無視社會經濟發展、刻舟求劍的理念是明中後期財政崩潰，也就是「收不上稅」的罪魁禍首。
但對於明初朝廷來說，更要命的問題在於，這種財政政策的靈活性非常差，因為國家在制定預算時是按照「一切無事發生」的正常需要制定的，但是大明王朝這麽大，難免要出各種各樣的突發情況，比如這裏鬧洪水了要救濟，那裏敵人打過來了要調兵，這些計劃外開支的額度是非常驚人的。更何況，這是在開國之初的洪武朝，百廢待興，南京、中都鳳陽都要大興土木，北邊和蒙古打仗，年年都要消耗大量軍費，全國各處衛所屯墾事業和移民事業如火如荼，這些都需要海量資金，明朝一時面臨非常大的財政壓力。既然靠合法征收財政玩不轉，那明朝廷就只能靠國家權力強制從民間取錢了。
明朝的第一個解決方案是無限征發「役」。所謂役，指的是老百姓需要無償為國家做的事，既包括提供國家需要的物資，也包括為國家服勞役。其實役法才是明代賦役制度的核心，明史學界有句著名的話叫作「納糧也是當差」，也就是說向國家繳納賦稅也是服役的一種方式。每當明朝地方衙門覺得財政缺口補不上了，就直接把需要的物資攤派給裏甲戶，也就是老百姓，讓老百姓無償為他們辦好。無限制征發役持續了差不多半個明朝的時間，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張居正改革時推行「一條鞭法」的重要動力。
第二個解決方法，就是無限制發行寶鈔，這是一套組合拳。首先，寶鈔定價（可以理解為和金銀銅錢之間的匯率）是由朝廷嚴格規定，而不是根據市場實際情況制定的。洪武八年寶鈔發行時，朝廷一並規定，1貫鈔=1000文銅錢=1兩白銀=0.25兩黃金，無論實際生活中寶鈔的價值如何變化，朝廷在收發寶鈔時一概按照這個定價來算。
然後，國家在需要財政支出的領域開始規定必須用寶鈔結算，比如煮鹽的竈戶，工本就是用寶鈔來支付的；士兵的月鹽錢，是給士兵用來買菜的，也用寶鈔；宮廷開支，大量用寶鈔。據萬歷年間戶部的記錄，洪武年間僅承辦宮廷飲食的光祿寺，年度開銷就有400萬貫；而我們剛才提及的，不在定額計劃外的支出，大多用寶鈔來應付，比如賞賜國外來朝的使者、賞賜文武百官工匠、賑災、臨時買馬。但凡在國家需要支出的事項上，寶鈔可謂無孔不入。到永樂年間，大工程更多，遷都北京和修建紫禁城、開大運河、鄭和下西洋、五伐漠北，哪次不是像流水一樣花錢。當時明朝的經濟基礎還非常薄弱，這裏面不少都是用寶鈔支付的。
最後，大招來了，那就是無限濫發寶鈔。元朝紙幣成功的核心原因在於，較為嚴格的根據金銀儲備發行紙鈔，確保幣值。明廷根本無視此點，大明寶鈔完全沒有準備金，幣值的依據不是金銀儲備，而是朝廷的力量：朝廷規定幣值，然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民間還得按照朝廷規定的幣值使用。我們用腦子想想，都知道大明朝廷是想幹什麽。這可真是填補財政窟窿、掠奪民間財富的不二「妙招」。應該說，寶鈔剛發行時，朱元璋還沒想到它的「妙用」，寶鈔的發行量還比較克制，從未超過200萬錠。但從洪武十九年（1386）開始，估計是朱元璋明白過來了，寶鈔的發行量就像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居然一年時間就發行1400萬錠寶鈔。洪武年間投放的巨額寶鈔讓它的實際價值像廢紙一樣，永樂年間開始由朝廷出面回收寶鈔、減少寶鈔流通量，在永樂十一年（1413）到二十二年，每年都能回收1600—1900萬錠寶鈔，可見寶鈔的發行量有多麽泛濫。
老百姓也不是傻子，朝廷這麽濫印鈔票，寶鈔一文不名，那在日常交易中不用不就行了？對不起，不行，組合拳的最後一招來了。與寶鈔濫發相配套的是，洪武朝推出了嚴厲的禁金銀與禁銅錢政策，讓百姓只能用寶鈔交易。與大明寶鈔發行同步，洪武八年明太祖朱元璋規定禁止以金銀交易，違者重罰；永樂年間，朱棣的金銀之禁更為殘酷，官民敢用白銀交易者，不拘數目，一概充軍遼東。而禁止使用金銀的原因，就是因為「鈔法不通」，還是為了維持寶鈔的地位。禁止銅錢就更是赤裸裸了，中國歷朝歷代都將銅錢作為貨幣，明初禁止銅錢真是獨樹一幟。從洪武一直到英宗天順朝這80余年內，銅錢都被嚴禁用於民間交易，除邊陲的兩廣等部份地區經過朝廷特批外，大部份地方的銅錢都結束了流通舞台，原因還是朝廷怕銅錢流通使「鈔法阻滯不便」。明朝君臣都知道寶鈔是廢紙一張，但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地位，不惜整出這麽多幺蛾子來強迫全國使用寶鈔交易，這就給明朝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害。
大明寶鈔害慘了大明人民
當我們回過頭看大明寶鈔的失敗史時，也不能把原因全推到政府的斂財意圖上。明初社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爛攤子，北方在元末近20年的軍閥混戰中變成近似無人區，南方也僅僅是江浙、江西一線經濟基礎尤在，明初的社會是極其不景氣也不繁榮的，市場規模也就很小。這麽一個狹窄的市場，所需要的貨幣流通量其實有限，大明寶鈔的過量發行，導致物重錢貴也是必然的。在寶鈔1貫實際價值僅值2文錢的情況下，朝廷卻還要堅持1貫等於1000文的幣值，那要買單的自然是全體明朝人了。
很多人想象不到，大明寶鈔首先坑的是大明官員。明朝官員的俸祿之低，歷史聞名，晚明一個官員的法定俸祿根本不可能養活自己，別說全家老小了。其實這倒是冤枉了朱元璋，因為明初是一個社會經濟非常雕敝的時期，物價低廉，他所制定的官俸，是足夠官員一家人生活的。問題在於，這些俸祿要是全按照糧食足額發放也就算了，畢竟糧食在看天吃飯的古代是絕對的硬通貨。但情況在永樂朝發生了變化。
明成祖朱棣靠靖難之役上台後，面對的是一貧如洗的國庫，他和建文帝的戰爭持續了四年，洪武朝剛剛積累起的一點積蓄都被打光了，朝廷連拿出給百官發薪金的糧食都困難。再加上朱棣可不是個安分的主，他還要編【永樂大典】，還要派人下西洋，還要通大運河，還要遷都，還要北伐，哪個不要花錢？那只能苦一苦官員，罵名朕來擔了。剛剛繼位，朱棣就出台一項要了官員命的政策，他宣布「天下倉糧，宜撙節以備國用。各處都司官俸，舊全支米者，宜米鈔中半」。什麽意思呢？國家現在很缺糧食，那你們當官的也應該為國分憂，之前俸祿都是全部發糧食，現在一半發糧食，一半折成寶鈔發放。
接著，他頒布【俸糧支米鈔格】，對於官俸折發多少寶鈔作出嚴格規定，且一般不得更改。要知道到永樂時期，大明寶鈔的實際幣值已經貶到原始幣值的百分之幾，而成化後，明朝經濟經過漫長的復蘇期，終於開始騰飛，社會物價也開始直線上升，糧價也不例外，規定的那點比例跟沒有也差不多。朱棣來了這麽一手，相當於變相剝奪官員的一半收入。但是沒辦法，你們不都是大明的忠臣嗎？那怎麽不能為君父分憂呢？所以，最恨大明寶鈔的，首先就是大明官員們。
當官的都被大明寶鈔害慘了，老百姓就更別提了。朝廷把自己無法彌補的財政虧空，透過濫發大明寶鈔，全部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就說上供物料，老百姓是按市場上的實際物價去籌備物料繳納給官府的，但官府卻是按照其規定的寶鈔官價去支付給老百姓的，老百姓最後拿到的可能只有付出的幾十分之一，這已經無異於掠奪了。想要用金銀、銅錢，又是法令森嚴，動輒充軍，不是鬧著玩的。還有工商業者，也就是明朝人所謂的「鋪戶」，也是要服役的，他們服役的方式是強制為朝廷低價提供他們售賣的貨物，以備朝廷使用。然而哪怕是這樣的低價，往往也用鈔支付，所以明朝大城市、特別是南北兩京的鋪戶，被害得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寶鈔如此惡劣，以至於到洪武後期，明朝老百姓被倒逼回自然經濟時代，開始物物交換。盡管時人屢屢提醒朱元璋，寶鈔的實際價值已經貶值到原來的1/4不到，但朱元璋絲毫不為所動，依然堅持寶鈔的原始比價。朱元璋仗著嚴刑峻法，還可以這麽玩得下去，明朝後來的皇帝就不行了。到永樂朝，朱棣已經認識到寶鈔再不救就徹底完了。救助的方法也不難想——大幅減少市場中寶鈔的流通量，使其符合明朝社會當時的商品價格總額，幣值自然就會回歸穩定。道理倒是簡單，可是如何征收民間的寶鈔呢？畢竟經過洪武時期的濫發，整個明朝社會的寶鈔已經不知總量幾何。於是，新一輪的折騰手段出場了。
明朝人把收回寶鈔的手段叫做「回籠」，也叫「斂鈔」，這也是一箭雙雕的舉措。一方面可以回收寶鈔、穩定幣值，另一方面又可以狠狠割一波韭菜。在永樂朝，朱棣增加了很多新的罰款創收措施，比如被判笞打的軍民人等可以花錢贖罪、私自宰牛要罰款，商鋪門攤要交錢，這些舉措有一個共同點：要用鈔來支付——既能創收，又能斂鈔。經過永樂朝的大力斂鈔，從永樂十一年（1413）開始，朝廷每年回籠的寶鈔開始穩定在驚人的2000萬錠上下。
有樣學樣，朱棣的子孫們對斂鈔可謂樂此不疲，即使是號稱仁君的明宣宗朱瞻基，做起這些事來也一點不手軟。宣德四年（1429），明宣宗一口氣增加了三種新稅：老百姓種植蔬菜水果並買賣的，要繳蔬地果園種植稅；油坊、磨坊、磚窯等經營場所，要繳塌房稅；從事運輸行業的驢騾車，要繳運輸稅。這些稅種，全部要用鈔來繳納。這種涸澤而漁的做法確實在短期內頗有成效，宣德朝一度出現了「鈔法少通」的局面，然而代價卻是「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雇易鈔者」（【明宣宗實錄】），釀成家庭悲劇。
依靠大規模斂鈔來維持幣值的舉措，一直持續到正統年間。說白了，近半個世紀，明朝都在為洪武年間濫發貨幣的後果收拾爛攤子。不過，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管得了幾年，卻無法從根本上拯救大明寶鈔這個「先天不足，後天畸形」的貨幣怪胎的命運。到明憲宗成化時期，寶鈔基本結束了歷史舞台。
事實上，大明寶鈔的失敗只是明朝貨幣制度乃至財政制度失敗的一個縮影。明朝官方推行的貨幣政策，可以說就沒有成功的，即使是錢法，也是弊端重重，到萬歷、天啟時期因為假錢泛濫、幣值過低，已經到了難以運轉的地步。白銀能成為明朝後期的主流貨幣，恰恰是因為這種貴金屬朝廷不能插手摻和，主要靠與國外貿易輸入，保持自然狀態，反而成了常青樹。明朝的滅亡，如果非要追論根源，經濟制度上的混亂難辭其咎。
來源丨國家人文歷史（文/流惜子）
編輯丨甘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