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Piero Sraffa）1926年的論文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因此能夠給他提供一份劍橋大學講師的工作，Gramsci入獄後，他自己也受到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威脅，斯拉法決定搬到英國，從1927年到1983年去世，他一直住在那裏。在劍橋，斯拉法沿著三條線開展了他的研究：在肯恩斯的倡議下，皇家學會於1930年委托他進行李嘉圖（David Ricardo）著作的評論版的工作；價值理論領域的研究；以及對肯恩斯理論發展的間接興趣。此外，在劍橋，斯拉法結識了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斯坦根(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斯拉法對他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從【邏輯哲學論】( The Tractatus，1921)到【哲學研究】（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他死後於1953年出版）的成熟觀點的轉變。
維特根斯坦前期和後期的哲學有非常明顯的轉變。簡化起見，讓我們把註意力集中在我們更直接感興趣的方法論結果上。【邏輯哲學論】認為，一方面，世界和構成世界的要素(「事實」)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另一方面，我們對世界的表述(其構成要素是以「命題」表達的「思想」)也存在對應關系。在此基礎上，維特根斯坦認為，有可能建立一個邏輯的、公理化的命題集，每個命題描述一個「事實」,而它們一起描述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不是整個世界，所有可以用理性形式描述的東西。無法提供合理描述的事物(情感、宗教信仰、審美判斷等)。)，維特根斯坦說，「人們必須保持沈默」(‘one must be silent’）。
然而，在斯拉法的影響下，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放棄了語言是世界的「映像」和「不可言說」的想法，並行展了一種新的理論。維特根斯坦(1953, p. 21)斷言，語言並不只有一種類別，而是有無數種：無數種我們稱之為「符號」、「詞語」、「句子」的不同用法。這種多樣性不是固定的，一勞永逸的。但是新類別的語言，新的語言遊戲（language-games），我們可以說，出現了，其他的變得過時和被遺忘了。一般來說，「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ibid., p. 33)。然而，詞語並不對應於現實的簡單元素，而這些簡單元素無法被嚴格定義；也不可能產生一種普遍的語言理論。這些論點用一系列「語言遊戲」的例子來證明，這些理想的模型把註意力集中在真實語言的特定方面，把它們作為一群人的通用語言。
我們不知道斯拉法是否同意維特根斯坦思考的出發點。也許我們可以理解斯拉法的政治興趣，他偏愛一種理論，這種理論公開承認社會因素(「語言遊戲」發生的環境)、規則和慣例的作用，以及方法論的選擇，即拒絕試圖描述世界所有方面的包羅萬象的理論，針對每一個具體問題，從其基本構成要素和理論結構的靈活性選擇入手。
在Gramsci和維特根斯坦之後，二十世紀中第三個與斯拉法有豐富交流的主角是約翰·梅納德·肯恩斯，他大斯拉法十五歲，在各種場合給其很大的幫助：從出版他早期的著作到邀請他搬到劍橋，並委托他準備李嘉圖著作的評論版。兩人都是熱心的藏書家，1938年他們編輯了一個極其罕見的小冊子的再版——【人性論】(Hume 1740)的摘要，附有一篇博學的引言，其中包含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它是休謨的作品，而不是一般認為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斯拉法還負責肯恩斯關於【貨幣改革】（Monetary Reform）的小冊子意大利版本的出版工作(1925)。
與我們當前關註的問題更相關的是經濟理論領域的交流。在這方面可以回顧四個事件：斯拉法在其研究生論文中提出的旨在穩定國內物價水平的貨幣政策與匯率之間的區別可能對肯恩斯產生的影響；斯拉法參與了引發肯恩斯從【貨幣論】轉向【通論】的辯論；他對哈耶克（F.A. Hayek）理論的批判性貢獻(Sraffa 1932 )，肯恩斯從該理論中推匯出了自己的利率理論，而這是【通論】第17章分析的核心；最後，斯拉法(1960, p. vi)在他的【透過商品生產商品】的序言中回憶了肯恩斯的一個建議:「1928年，當肯恩斯勛爵閱讀本文開篇命題的草稿時，他建議，如果不假設收益不變（constant returns），就應該對此作出提醒」。肯恩斯提出的觀點至關重要，因為沒有關於收益的假設是斯拉法著作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特點，這意味著拋棄了邊際主義的均衡概念；因此，他與肯恩斯的討論似乎很有可能在斯拉法思想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資料均來源於網絡，本文作者無意針對，影射任何現實國家，政體，組織，種族，個人。相關數據，理論考證於網絡資料，以上內容並不代表本文作者贊同文章中的律法，規則，觀點，行為以及對相關資料的真實性負責。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關所產生的任何問題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直接與間接的法律責任。
